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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宋庆龄肝胆相照的革命情谊

孟红

在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中,宋庆龄与周恩来相识和相处最早,共事也最多。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二人相识相知半个世纪,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二人之间的友谊可谓天长地久。周恩来、邓颖超相当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而宋庆龄也将周恩来、邓颖超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自己最知心、最诚挚的同志及朋友。

宋庆龄与周恩来初识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宋庆龄以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战友和伴侣的特殊身份,坚定不移、倾尽心血地追随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而且总是那么刚毅坚强、端庄典雅,这一切在周恩来的心中早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周恩来的敬重。

1924年11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特邀宋庆龄莅校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1926年,由宋庆龄倡导、何香凝举办的广州妇女讲习所特请周恩来前往授课。在造就国民革命军事和妇女人才的目标下,他们开始了50余年合作共事的历史。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1926年12月,宋庆龄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来到武汉。她在武汉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救护北伐伤病将士。当时,在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叛军夏斗寅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伤病员甚多。宋庆龄为统筹组织和安排救护伤病员的工作,在汉口发起成立北伐伤兵救护红十字会,亲自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并柬请周恩来等出席成立大会。周恩来到会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救护北伐伤病员的重要工作,并提出各项具体实施办法。周恩来的讲话给宋庆龄以极大的支持。

在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南昌起义中,宋庆龄始终旗帜鲜明地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荣辱与共地并肩战斗,给了周恩来等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929年4月,宋庆龄从苏联回国参加孙中山灵柩奉安大典,并于同年9月再次回国。1931年8月,宋庆龄为奔母丧回国以后,再未出国。回到国内后,宋庆龄不遗余力地支持周恩来和他的战友领导的苏区和白区的斗争。从1927年11月到1931年12月,周恩来大部分时间战斗在上海,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宋庆龄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威望,冒着危险将一批中共中央秘密文件藏于自己住所,使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从而巧妙而妥当地保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密件。

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宋庆龄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特务对她的监视很严密,但她无所畏惧仍坚持斗争,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还曾设法帮助恢复地下党电台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这期间最使她难忘的是与周恩来的会见。

1936年春天,宋庆龄应美国记者斯诺去陕北访问的请求,给周恩来写了信,通过地下党组织由王牧师(即董健吾)送到陕北瓦窑堡的中共中央。由于宋庆龄的协助,斯诺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首次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正步步紧逼,宋庆龄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与周恩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战斗岗位,有着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行动。他们都坚决反对内战,极力主张和大力推进着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团结起来一致抗击外族入侵。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时,提出应该安排宋庆龄等在需要改组的南京国民政府任职,表现出对宋庆龄的极大信赖和倚重。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打算特意去看望一下宋庆龄。

当地下党组织把这一消息转告宋庆龄时,她格外兴奋。因为这十年间她尽管关心着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也时有书信往来,可是地处南北、天各一方,同周恩来一直难得相见。当周恩来、林伯渠等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号宋庆龄寓所时,宋庆龄已早早迎候在门口。宋庆龄对周恩来的到来深表感谢,并给予热情接待。周恩来向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她的敬意和问候。

周恩来仔细地向宋庆龄介绍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和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在言谈中,宋庆龄也向周恩来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与周恩来的会见,更加坚定了她对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在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的危险时刻,周恩来十分关心宋庆龄的人身安全,多次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非常感谢和尊重周恩来的意见,于1937年12月23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秘密离沪赴港。到香港后,宋庆龄积极筹备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团结国际友人及海外华侨,筹集各种物资,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1938年10月,以蔡元培为主席、宋庆龄为副主席的鲁迅纪念委员会将刚出版的《鲁迅全集》甲种本赠送给周恩来一套。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驻武汉)副书记,他在武汉广为宣传该书,支持宋庆龄等为《鲁迅全集》出版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宋庆龄在香港发起和领导的支援祖国抗战的许多组织,例如保卫中国同盟、“工合”国际委员会等,一直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应宋庆龄之约,周恩来还定期向她提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有关材料,以满足海内外朋友的需要。

皖南事变发生后,身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悲愤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同一天,宋庆龄与何香凝、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痛斥他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倒行逆施,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宋庆龄还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撰文介绍周恩來于1月25日向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解决皖南事变的12项条件,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宋庆龄等党外友好人士的严厉谴责,极大地孤立了蒋介石集团,从而击败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避居重庆。虽然此时的她仅有一楼的自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但她仍然想方设法通过廖梦醒和王安娜与周恩来保持经常的信函联系。

1942年冬,南方局常委、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有事回延安,宋庆龄特地举办茶餐会为他送行,专诚邀请周恩来出席。席间,她看着炉壁架上悬挂的两串金灿灿的禾穗,深情地说:“我国几亿农民把它看得比金子还贵重。”周恩来双手抚摸着禾穗,意味深长地说:“待到革命胜利后,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虽然身处险象环生、艰苦卓绝的斗争年代,但他们对革命抱着坚定的必胜信心,热烈地憧憬着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海外的统一战线主要工作对象是美国。宋庆龄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关系,热情帮助周恩来在重庆进行对美统战工作,完成了周恩来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完成的任务,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国共重庆谈判的时候,在重庆发生了国民党下士班长开枪误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少石案。在为李少石送葬时,周恩来与宋庆龄亲自参加,表示对不幸的革命者沉痛的哀悼和对反动者的愤恨。其间,周恩来为使宋庆龄身心免受较大的刺激,便中途下车请她回去。但是,宋庆龄执意继续与周恩来一同将李少石遗体送到墓地下葬。

1946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周恩来从南京撤回延安。此时,他惦念着受人尊敬的宋庆龄。12月17日,周恩来通过英籍华人陈伊范写信给宋庆龄,十分恳切地感谢她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宝贵工作和贡献。周恩来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夫人: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

Jack Chen(陈伊范)从北平来,使我们知道很多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现状。在现在美国独占资本企图独占世界的局势下,中英两国人民的合作,其重要性已不亚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我们也必须努力与之合作,以孤立英国政府中专门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同时也就是孤立美帝国主义分子。目前世界的形势,一方面是苏联的强大,欧洲许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兴起,英法人民的进步,殖民地半殖民地以中国为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去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的觉悟,最后,美国人民的要求和平与不久就要到来的美国经济危机,这些都促使全世界向着和平民主进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合作者即反动分子,在上述的趋势下,日益陷于孤立。而首先表现在中国蒋介石的统治,经过五个月严重的内战与一党包办的国大的召开,愈发显得孤立了。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因此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渡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现在介绍陈伊范与您见面,希望您能拨出时间与他讨论如何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步分子和人民团体取得联系,以有助于救济工作之开展。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周恩来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延安

1949年的春天,全国解放在即,但时世尚不尽安全。周恩来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宋庆龄诚邀其北上。为此,周恩来特别嘱咐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同志,派出宋庆龄最信任和最可靠的同志,将电报送往上海,并且当面向宋庆龄致意。他要求在香港的同志,“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字里行间足见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尊重和关切之情。

宋庆龄从金仲华、廖梦醒手中接悉电报后,感动不已,当即用英文写了复信,深切感谢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盛情邀请,再次表示了自己永远追随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坚定决心。

这年6月上海解放时,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别亲笔写信,并委派邓颖超持信赴沪专程邀请宋庆龄来京。周恩来的信是这样写的: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六、廿一

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做好宋庆龄北上的护送工作,调派头等卧车,绝对保证安全。此外,他还特地察看了为宋庆龄在北京准备的寓所,看到比宋庆龄在重庆和上海的住宅还要宽敞才放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与宋庆龄共商国是、共同奋斗的场合和机会更多,联系也更为密切,这样两人之间的友情就更深厚了。中共中央除了邀请宋庆龄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外,遇有重大事情还经常由周恩来等当面征询她的意见。在外事活动中,周恩来非常尊重宋庆龄,有时专意让宋庆龄走在他的前面。

周恩来十分赞赏和支持宋庆龄的工作。在新中国建设事业初步展开时期,为了国家各项工作,周恩来与宋庆龄同力协作,情谊日深。这从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几封书信中可略见一斑。其中一封是1950年3月25日写的:

宋副主席同志:

二月二十三日来函及关于全国救济会议兩次建议书均奉悉。所示各项,亟待面商,甚盼先生能于四月一二日驾临北京,借出席政府委员会之便,就近指导全国救济会议之筹备。兹托罗叔章同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笔者注)前来迎接,一切烦其面陈,恕不多及。专此。敬颂

大安!

周恩来 拜

三月二十五日

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她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说。行前,因演讲稿之事,周恩来与她有两封书信的来往:

庆龄同志:

真对不起,演说稿被我压了几天,今夜才改出。现即送上,请您审阅,看是否用得。如蒙同意,请交柳无垢(曾任宋庆龄的秘书,时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笔者注)或金仲华(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笔者注)同志将中英文照此打出数份,并于今晚交我一份,我还想再读一遍。这样办,妥否,请酌。专此。顺致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另一封信为随后不久写出的:

宋副主席:

发言稿根据您的最后修改又加斟酌后现已印好,特送上两份请阅存备用。英文改稿已由金仲华同志打好,想已送上。中文稿已另送一百三十份给仲华,俾在维也纳分发给中国代表团及国际友人。

敬礼!

周恩来

十二、四

还有一封则是1955年5月28日所写:

宋副委员长:

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夫妇都很希望能见到您。他们计划六月四日抵上海,届时请您最好能接见他们一次或为他们安排一次午餐或茶会。我和中国代表团在印尼期间受到他们热情招待和负责保护。印尼人民对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和友谊。我在雅加达时,印尼总统和总理表示很尊重孙中山先生并希望您能接受印尼政府的邀请赴印度尼西亚访问一次。您如能于今冬去印、缅访问时也去印尼访问,或将来另去印尼一次,一定会对发展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有很大好处。您意如何,请复。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

对于宋庆龄的生活,周恩来同样关怀备至。坐落在北京后海北沿的宋庆龄故居,是他亲自勘定并着人修葺而辟成的。

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她的生活。宋庆龄对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北京,总要亲自带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

对此,周恩来心里过意不去,有一回他便请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

而宋庆龄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

周恩来虽然常去看望宋庆龄,但宋庆龄却很少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请他到家中吃饭。究其原因,她是这样给身边人说的:“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1950年8月,适值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虽然夫妻俩并未刻意向人提起这个日子,也不主张去搞什么纪念,却收到了细心的宋庆龄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特意从上海发来的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

你们在结婚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宋庆龄

短短的一纸电文,充分体现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诚挚的友情和几十年做事、为人的崇高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从事大量国务活动的同时,积极创办了中国当时唯一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她在后来的《怀念周恩来》一文中还曾专门写道:“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遭到帝国主义封锁,周恩来考虑到为了能让国外更多的人如实地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需要创办一个对外的刊物。因为宋庆龄在国际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声望,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保卫中国同盟时就办过《新闻通讯》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周恩来认为创办对外刊物的任务请宋庆龄来承担最合适不过了,就同她协商此事,宋庆龄十分赞赏周恩来的主张。

1951年3月的一个傍晚,周恩来亲自来到北京宋庆龄寓所,与她共进晚餐,并商谈这件事情。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希望由宋庆龄承担刊物的创办工作。宋庆龄当即答应下来。俩人又就刊物的方针、所需的干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52年初,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终于创刊了。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金仲华、陈翰笙、爱泼斯坦等人都参加了编辑出版工作。

从这以后,为了支持宋庆龄办好这个对外的英文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之余常给予关心,给予重要指示。1957年,周恩來为《中国建设》杂志创刊五周年题词:“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同年,周恩来就编辑方针问题作出具体的批示:“以社会主义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反映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风格、新气象,积极性和创造性。”1958年,就如何改进杂志一事,周恩来指出,“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1962年,为了庆祝创刊十周年,周恩来与宋庆龄一起亲赴杂志社看望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鼓励他们把刊物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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