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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周恩来(1898—1976),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论“初心”

本“革心”“革新”精神求“自觉”“自决” 《觉悟》的主旨同内容,经几次的毁改,现在的结果是:要本我们“觉悟”社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周恩来  《“觉悟”的宣言》(1919年12月29日)

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周恩来  《致陈式周信》(1921年1月30日)

根本问题在平民身上 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故弟于此间留学界,闻其精研科学,身入工场实习技艺,甚抱为乐观。至于教育,则根本问题,端在平民身上。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

——周恩来  《致陈式周信》(1921年2月23日)

共产主义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 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梏械;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

——周恩来  《共产主义与中国》(1922年8月16日)

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

——周恩来  《共产主义与中国》(1922年8月16日)

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 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世界革命呢!

——周恩来  《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1922年12月15日)

專家解读: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早期领导人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与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从建党初期起,他就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领导力量,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和革命军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作出重要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提出“共产主义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的思想

周恩来出生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正企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关头。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随同三堂伯周贻赓来到东北。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15万沙俄军队越过边境,强行占领东北的几乎全部主要城市,并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战争结束后,他们拒不撤兵,从而激起了席卷中国各地的拒俄运动。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又以中国东北为战场,进行了为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战争,使东北人民在外国军队的炮火和硝烟下遭受深重的灾难。战争的结果,东北的南部和北部分别成为日本和沙俄的势力范围。周恩来来到东北那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这一切,给少年周恩来带来异常强烈的刺激。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周恩来在回顾自己青少年的历程时曾说: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感言》,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这是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1913年,周恩来随周贻赓来到天津,考入南开学校。面对英国武装入侵我国西藏的严峻形势,周恩来认真阅读爱国进步报刊,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观点,对周恩来产生过巨大的吸引力。他也相信过“贤人政治”,认为执政者能够“崇尚教育”“振兴实业”,国家不难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他在《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夫有非常之时势,然后有非常之英雄。有非常之英雄,然后建非常之功业。人有非常之功业,而名以立。国有非常之功业,而邦以兴。”此文分析很有见地,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是不可能出现所谓“贤人”的,近代以来从洪秀全到孙中山的失败就是鲜明的例证。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这时他面临人生的选择。他认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曾蒙受过外国列强的欺凌,明治维新后一天天兴盛起来。周恩来很想去看看日本为什么能富强起来,从中思考中国今后该走什么路。9月,他行前写下抒发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调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然后踏上了东渡的轮船。来到日本后,他以无处不可以求学问的心情观察日本社会。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自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原先在国内,周恩来受过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以为中国太弱了,“军国”这种主张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到日本后经过实地观察,他很快认识到:“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20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留学日本,周恩来原是想寻求可以用来“救世穷”的学问。现在,他对日本的社会越来越失望了。

但是,这次留学日本也使周恩来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到达日本的那个月,正好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最初他对报刊上关于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并不十分关注。直到1918年4月23日,他到东京堂买到《露西亚研究》杂志,从中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回到学校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做两派,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即列宁——编者注)。还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这些文字虽然出自新闻报道内容的回顾,但却反映出周恩来的思想趋向,即支持列宁的“过激派”。从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引起周恩来的关注,他千方百计找到并阅读了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十日》、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周恩来比较早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不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已经回国的周恩来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领导天津学生请愿时被反动军警逮捕。在狱中,周恩来等举办读书团,思考研究社会问题,给大家讲解世界工业革命史和马克思学说。出狱一年多后,他在一封信中讲到自己如何确定共产主义信念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还说:一种革命意識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酝酿建立,周恩来没有选择参加党的早期组织,而是离开天津,赴欧洲继续留学。为什么要继续留学?为什么没有选择日本、俄国,而是欧洲呢?周恩来到欧洲后不久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就是说,他在日本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再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实地考察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经过充分的比较和选择,来最后确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把它应用到中国来,寻求拯救中华民族的具体途径。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首都伦敦。在周恩来眼中,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是什么样子呢?2月1日,他在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一文中,这样写道:“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以之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出国前,尽管周恩来也听说过欧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但总以为欧洲国家的物质文明那样发达,几年战争的摧残不至于伤筋动骨,到这里一看,才知道战争的破坏是如何严重。历史地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机,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长期内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20世纪初期这种信念已经动摇。伦敦的社会危机现状,使周恩来感到,这条旧的路子难以再走下去,需要改弦易辙,创造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

这时的周恩来,心中形成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造方案: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那就是现今英国的做法。在这两个方案中,哪一个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周恩来没有马上作出结论。他在给陈式周的信中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

正因为这样,他对英国工人运动进了认真考察,重点专注于当时发生的英国煤炭工人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先后写出《英国矿工罢工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9篇通信,约3.5万字。从这一事件中周恩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为了验证这一判断,周恩来又来到法国。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也日益高涨。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这里也比较流行,而各种社会思潮十分混乱。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此基础上,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冷静地观察和剖析,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考,周恩来最终认定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他指出:“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了世界上无[有]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艺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只于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他还说:“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梏械;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之后,周恩来作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后,周恩来马上给天津觉悟社的朋友写信,告诉他们:“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应当因时制宜!”他在信中还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就在这一年,经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

周恩来自幼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与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张伯苓早年服役于清朝海军,在甲午海战中,他亲身经历两日内三易清朝旗帜的奇耻大辱,在他投身教育后,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在修身课上,张伯苓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经常对学生进行关于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及中国积贫积弱的缘由与济世之方的演讲,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激励学生增强国家观念。他说:“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周恩来受其影响,眼界逐渐开阔。1914年春,南开学校组织学生野外郊游,同学们纷纷作诗颂扬祖国大好河山,而周恩来透过美景看到的却是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挥笔赋诗:“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周恩来在天津救国储金团第二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分析与日本交涉失败的原因,认为这是国家对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失当所致,他说:“因财政上之不充足,遂不能自立兵工场,造军械等。械不精,虽有亟勇之军人,亦断不能自立于疆场。”他呼吁“吾爱国志士,果欲免亡,则请先为从极易为之储金作起,以冀达于他日国强之境也”。这一年周恩来年仅17岁,虽然他对中日交涉的原因分析显得幼稚,没有看清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作祟,但他这时就开始关注军队与国防问题,提出建立强大国防的思想,是年轻人中少有的。这年冬,周恩来又写下《海军说》一文,进一步提出“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的观点。文中分析日本“东瀛亦以岛国,一战而败我,再战而胜俄,占台湾,据朝鲜,居近世之后起”;进而批判我国“砲不研改良之术,兵不教施放之精。泄泄沓沓,昏昏梦梦,终日酒地花天,于军事无丝毫研究。……于是有甲午之败,全军覆没”;充分阐明建设强大海军的重大意义:“海军之练,其耗费固大,然成功用之甚广,虽今日耗无限之金钱,亦所不恤。借债练军,固属不可,然以国家之税,练国家之军,又奚不可哉?至軍港之佳固多,若秦皇、若葫芦、若象山,又何莫非吾国主权所及之地耶?果尔,则国之强,可操左券。挽神州之陆沉,作中流之砥柱,欲执世界牛耳,保东亚和平,舍海军其谁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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