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论“初心”

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那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刘少奇自述》

无穷的希望 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

——刘少奇 莫斯科东方大学《团员调查表》(1922年1月17日)

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我是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的最困难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这是因为我们遇到许多觉悟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他们却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

——刘少奇 《在莫斯科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12月7日)

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 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最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去年奉到我们的总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到安源来帮助路矿工友办事,至今已是一年了。这一年过去的事实,实使我们得了许多很大的教训,关于将来进行的方针,也因此得以稍事计议。此时我将个人所感觉的,用极真实的态度披露出来,使大家对俱乐部得一种系统的观念,以便批评指正。

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

——刘少奇 《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1923年8月20日)

专家解读: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参与中共二大的筹备工作,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在工人运动和党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反对军阀,救国救民

刘少奇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刘少奇的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

这一思想的形成,首先得益于良好的家风和学校教育熏陶。刘少奇在谈及自己的家世时写道:“我的父亲名叫刘寿松,母亲姓鲁。他们都是以农为业。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间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我们兄弟姐妹共6人,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很勤劳的农民,在我父亲指挥下工作。我父亲有祖父遗产田地60亩,自己耕种30亩,出租给别人耕种30亩。……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我的父亲在我13岁时即已死去,家里的事由我哥哥管理。我家里的人从来不做坏事,对我的教育与影响是很正派的。”

1909年,11岁的刘少奇来到洪家大院学习。洪家是宁乡县有名的封建大户,洪家为其子洪赓飏聘请的杨毓群老师是当地学问最好、享有盛名的老师,能成为这所教馆的学子使刘少奇的视野打开了新天地。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像其他私塾那样日复一日背诵“四书五经”,而是增加了国语、算术、自然常识;在洪家的生活中,女孩子也不像其他家族的姑娘“缠足”了,还可以和男孩子一起读书。洪家的小孩子放学以后不要去放牛、割草了。这些不同引起了刘少奇的思考: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去下地犁田插禾?为什么洪家的家务杂事有佣工来做?为什么他们家这么多人不必种田劳作,而吃、穿、住都比种田人家好?在洪家大屋这个封建大家族里所窥见的这些不平等的现象,在刘少奇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多疑问。

这些疑问促使刘少奇进入知识的海洋来寻求答案。他的同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的会员,曾留学日本,家中藏书很多,刘少奇就沉浸在阅读周家的藏书中,他尤其对历史、地理和富于爱国思想、反抗精神的书籍感兴趣。有一次,他看到一座小庙的门上刻有一副对联:“惠止南国,戴如北辰。”就找到了《论语·为政第二》中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和《诗经》中“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两段典故,认为这副对联就出自这两个典故。刘少奇向同学们解释道:这副对联,说明老百姓希望当官的为政清廉、多做好事。如果能够这样,就会得到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如同无数小星星拥戴北极星辰一样。这样,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1910年,湖南发生了震动全省的饥民暴动。无数饥饿的农民拥入长沙城,焚烧巡抚大院,捣毁帝国主义的洋行、教会等地方。刘少奇的家乡宁乡县也有300多饑民冲进县城,捣毁了警察局和两个外国教堂。而清政府对暴动的饥民进行野蛮镇压和屠杀,许多暴民的人头被挂在官府门口的旗杆上。这件事对刘少奇的影响很深,同情饥民的遭遇与愤恨清王朝血腥镇压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这时他认识到,这世道是该变了,但是到底怎样变,他的思想还是十分朦胧的。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参加长沙新军起义的刘少奇的六哥刘云庭回乡省亲。六哥不仅向家人讲述了辛亥革命的经过,还给刘少奇留下一套崭新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小册子,对于刘少奇追求救国理想,六哥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刘少奇对六哥送给他的书如获至宝,一口气读了两遍,从书中刘少奇不但知道了武昌起义中革命新军一夜之间攻占总督衙门、建立革命军政府的伟大壮举,以及各省相继响应、纷纷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激烈变化,而且知道了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黄兴在这场大革命中的伟大贡献和曲折经历。刘少奇非常佩服孙中山、黄兴这些革命的先驱者,从此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了。刘云庭对刘少奇在走上革命道路上的帮助,使刘少奇终生难忘。1949年六哥逝世时,刘少奇亲笔写下悼词:“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在他再三坚持下,他姐姐帮他剪去了辫子。剪去头上的辫子,表达的是对清政府的反叛和坚决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新政府。

在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1913年7月刘少奇考入县立玉潭学校。在这里,刘少奇形成了“初步的民主思想”。因为该校不少老师思想进步,其中曾鼎三、梅冶成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党领导的大革命和农民运动。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刘少奇最难忘的,是他亲身参加了宁乡人民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爱国斗争。那是1915年5月,袁世凯为实现其黄袍加身、复辟帝制的政治野心,悍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广大学生义愤填膺,刘少奇和一些同学刺破手指,写下“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玉潭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罢课罢教,率先在宁乡举行讨袁游行。刘少奇成为讨袁斗争的骨干。他胸挂“毋忘国耻”的标语,手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带头高呼“严惩卖国贼!”“不当亡国奴!”“坚决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刘少奇还和同学们到街头闹市发表演讲,向群众宣传救国道理。为了抵制日货,他和同学们一起出街入巷,查封日货,劝说商人不要贩卖“仇货”。反动当局曾一度下令开除他们的学籍,解聘指导学潮运动的进步教师梅冶成,这使刘少奇进一步认清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更坚定了爱国救民的决心。为了表达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刘少奇将自己的字“渭璜”改为“卫黄”,还镌刻了一枚“刘卫黄”的印章,这表明经过反袁斗争的洗礼,刘少奇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开始将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1916年1月,为迎合袁世凯复辟帝制,湖南都督汤芗铭命令长沙各报改用“洪宪”年号。长沙各界罢市罢课,讨袁驱汤。玉潭学校掀起讨袁驱汤的斗争浪潮。刘少奇成为学生斗争的领头人物,他和同学们一起,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向群众演讲,反对复辟帝制,斗争持续了几个月,直到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在反袁、驱汤、仇日等一系列斗争中,处于学潮中心的刘少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国家孱弱、列强入侵、军阀祸民亡国危险。刘少奇认识到,面对国力虚弱、列强入侵,没有强大的国防是不可能救国的。当时社会上曾流传武力救国的思想。鸦片战争中,数千英兵竟能轰开中国大门,这使中国的军事弱点暴露无遗。义和团运动后,战争失败的痛苦,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尚武精神澌灭的危害。20世纪初,有人分析“我国以重文轻武故,五十年来,与英战而败,与法战而败,与日本战而败,与八国联军战而大败,乃至一落为三等国”。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固然破坏文明,但也推动文明的发展,而中国欲在世界上争存,亦须准备战争。于是得出结论:“近世之号文明称强国者,虽不可尽归功于治兵,而其实又何尝不可归功于治兵……强权唯兵所能有,而一切公理文明之说不足信也。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根本,为文明之标帜。”他们强调:中国之唯一救亡政策为何?曰武力。武力为何?曰强大之海、陆军。这种“武力救国”的思想对刘少奇影响很大,他曾一度相信当时被推崇的“铁血主义”思想,认为这种“铁”“血”政策也可以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铁血主义”的形成,首先要有正义的强兵良将。刘少奇这种从军报国的思想首先得到了六哥的支持。1916年秋,刘少奇决意中止中学学业,报考长沙陆军讲武堂,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1917年5月1日,讲武堂正式开学。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在开学仪式上说:“民国成立,政变迭起,国基飘摇,欲求巩固而振刷之,舍铁血以外无良策。”这使刘少奇激动不已。但半年之后,一场以湖南为中心的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解散,刘少奇的从军报国梦想旋即破灭。几十年后,他在讲武堂的同学李执圭曾赋诗:“百十年来风雨狂,中华学子莽苍苍。勿忘国耻排倭寇,痛斥枭雄觊帝王。革命终须师马列,忧时亦可效孙黄。兴亡自古谁无责,铁血男儿史册香。”生动描述了刘少奇等青年从反袁驱汤到从军报国这一不平凡的心路历程。

从军讲武堂的经历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但对刘少奇参加革命后形成武装斗争的思想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建党初期,刘少奇就认识到必须十分重视发挥工人武装的作用,他在《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一文中指出:“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有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他还提出:“工会中应有自卫的组织。领导工农的革命政党必须在组织工人、农民及各种人民团体的基础上,组织起人民的军队。”这些重要认识使刘少奇成为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

坚信马克思主义“确能救中国”

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在留学苏联期间确立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刘少奇正埋头研读《了凡纲鉴》和《资治通鉴纲目》。这两部书记载了从中国各朝代的盛衰兴亡、国家治乱变化以及国君和文臣武将的治国方略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以为后来治国者的借鉴。从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刘少奇当年读过的7本残缺的古书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阅读时作过的标记,从这些标记来看,他除了注重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关注国家如何选贤择能、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发挥君臣的积极性等。可见刘少奇这时研读《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希望从我国历史上成功的治国经验中吸取营养,作为寻找当今救国道路的借鉴。刘少奇认为,我国历史上曾经昌盛的唐代的治国是有很多有益的东西可以借鉴的,他希望从鉴古观今中找出当今国家贫弱的病根。

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集聚巴黎,召开巴黎和会,讨论和处理战后世界问题。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收回德国在山东占有的权利和取消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但日本以1917年9月段祺瑞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善后日本对山东要求的协约为由,及胶州湾已被日本所占领的既成事实,而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予日本。巴黎和会在英、美、法、日、意五国的操纵下,竟然作出同意日本无理要求的决定。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北京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尔后,一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了推动湖南运动的开展,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邓中夏从北京来到长沙,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6月初,长沙各校同时举行总罢课。刘少奇迅速成为长沙育才中学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和带头人。他和班上的一批同学组织了救国十人团。他们不顾军警的监视和镇压,机警地在长沙街头宣传演讲和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8月,山东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的济南惨案发生,北京、山东、天津等地学生和群众几千人在新华门、天安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游行,并先后包围了总统府和国会,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惩办镇压爱国群众运动、杀害爱国人士的山东戒严司令马良,并释放在这次请愿活动中遭军警拘捕的天津学生代表马竣等人。已到北京的刘少奇率先投入到这场请愿示威斗争的洪流,他和几千名学生一起聚集在新华门前静坐,要求总统接见。为了营救马竣等被捕学生,刘少奇和全体请愿学生代表一道,坚持在天安门露宿数日,直到8月30日全体被捕学生代表获释为止。刘少奇从亲身经历的这次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请愿斗争中,进一步看清了北京政府的反动和军阀的凶残面目,也进一步认清了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增强了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信心。后来,刘少奇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变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的成果。”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北京,他第一次听到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都在这里传播。究竟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刘少奇对此认识是模糊的。他认定要到世界劳农革命的策源地欧洲去寻求救国的真理。这是国家的出路,也是一代青年人的出路。而当时最时髦也为一般家境贫寒的青年所向往和能够接受的途径,就是走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为了实现赴法留学的愿望,他先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和技艺。后来他回忆起在育德中学的学习经历时说:“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3个小房子,1个五马力的发动机,3部车床。我们一班60个人,上午上4小时课,下午做4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5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

刘少奇为什么没去法国而是选择去苏俄留学呢?因为那时赴法留学费用增加了,刘少奇筹集不到所需的留学费用。这时长沙《大公报》上报道了一则消息,说湖南成立一个名为“俄罗斯研究会”的团体:“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罗斯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这一消息对刘少奇而言,可谓雨中送伞,他喜出望外。1960年12月7日,刘少奇在访问苏联期间谈及那次留苏经历时说:“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的最困难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比向往,对十月革命和苏俄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仰慕,刘少奇打消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念头,转而决定赴俄留学。留俄前,刘少奇等先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在那里,刘少奇比较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国内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杂志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据萧劲光回忆,那时“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