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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和失散红军同一人

蔡秀柱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叫高开月,也叫刘承佳,他是江西省瑞金市冈面乡竹园村人,也是福建省武平县武东乡炉坑村人。要知原因如何,听我慢慢讲来。

1918年农历八月初一,一个男孩出生在一户高姓贫苦农民家里,因为是八月初一出生的,所以给他起名叫开月。当高开月长到十几岁后,家乡来了红军,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窮人翻身做主人,百姓欢天喜地,红色苏区,自由平等,激情岁月,红红火火。1932年初,高开月14岁,他明白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是为穷人办事的军队和政府,所以就决定投身到这革命洪流中去,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儿童团为苏维埃政府站岗放哨、查路条,为苏区干部、红军家属做好事,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他表现好,不久就被当地游击队吸收为游击队员。游击队剿匪反霸,维护社会秩序,也协助红军作战。经过战斗洗礼,高开月得到了初步的锻炼。半年后,当地游击队被编入红军第十二军独立第二团,高开月在第九连(“小鬼连”)当战士,训练20多天后随部队开往广东南雄等地作战。战斗中高开月双脚两处负伤,在红军医院养伤3个多月后才痊愈归队。

1933年春,高开月调红十二军军部作战科任勤务班班长。此时正值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红十二军部队正在福建的宁化、清流、长汀等地作战。取得胜利后,红十二军开往福建连城休整,并协助当地政府征集新兵。两个月后,高开月调到新兵团,任新兵团团长的勤务兵。团长姓杨,30来岁,像大哥哥一样照顾高开月,还教他识字学文化,成了他的启蒙老师。1933年冬,高开月被部队派到瑞金云集的红军学校读书,学习通信技术。在红军学校这段时间,是高开月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他不但增长了知识,学到了技术,而且还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他真想在红军学校多读几个月。但让他没料到的是,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没能取得胜利,中央苏区保不住了。

在红军撤离苏区前夕,高开月接到通知不能和队伍一起走,因为中革军委有命令,凡是伤员、病号和年纪小的一律不能随大部队撤离,要留下来坚持斗争,由地方政府组织领导。高开月16岁,属于年纪小,加上在当新兵团团长勤务兵时,为保护团长腰部受了伤,一直没有痊愈,所以就被留了下来,安排到会昌的西江待命。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后,高开月被组织安排到万田的木瓜乡一个叫黄志义的妇女指导员家里落户。起初,生活还算稳定,时不时还能和指导员一起去做些秘密工作。可是到了1935年初春,国民党政府在原中央苏区境内实施残酷的白色恐怖,强令凡是共产党员以及在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机关、学校、部队、游击队干过事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限时登记“自首”,否则经查出或被人告发,一律处死。同时采用保甲制,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实行“连坐法”,还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铲共义勇队”“保安队”“搜山队”“挨户团”等,每到一处都宣称要“大乱3天,大杀3年”。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妇女指导员被杀害,她家也家破人亡。幸运的是,高开月逃了出来,但他不敢回老家,他怕连累家人,从此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靠乞讨为生,到处流浪。白天要讨饭吃,还不能多说话,因为他的外乡口音怕被人识破。他经常讨不到吃的,挨饿受冻,瘦得皮包骨。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晚上只能住荒山、睡草丛,热天蚊虫叮咬难以入睡,冬天寒风刺骨睡不着觉。即使这样,高开月仍然顽强地坚持了下去,因为他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

时间到了这年的春节前夕,高开月从万田一路往山里流浪,到了冈面乡竹园村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礤下,在他的恳求下,一刘姓农户收留了他。后来刘姓农户看到高开月老实勤快,就把他收为养子。此后他不再叫高开月,而改姓刘,大号承佳,小名捡发,意为捡来的发家子。就这样,冈面竹园成了高开月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以刘承佳的名字在这里落户成家,娶妻生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表露他的真实身份,连他的妻子儿女也不知道。解放初,政府调查革命烈士、苏区干部和失联红军时,他也没有向政府申报,他认为自己没有革命到底,对建设新中国没有出什么力、做出什么贡献。他只是积极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农村开展的各项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从解放初的小组长到生产队长,再到村民小组长,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从没有想要向党和政府要任何待遇,相反,他把大儿子送到了部队,因为他认为自己当红军有始无终,他要在儿子身上圆他的军人梦。

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刘承佳(高开月)快70岁了,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身份公开了,于是他把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告诉了家人,告诉了政府,同时决定回老家看看。家人听了他的秘密,除了吃惊外,没有埋怨他什么,政府也没有怀疑他的身份,民政部门还为他补办了失散红军优抚证,享受国家定期定量补助。

这年的3月份,刘承佳由小儿子陪同,踏上了回老家寻亲的路。可是由于时间太久,加上不少地方地名发生了变化,而刘承佳走时年龄小,他只记得自己住的那个村子叫高屋,离高屋七八里有一个圩,他到那里赶过圩,但圩名忘记了,具体在哪个县也不清楚了。因此他们从长汀到上杭再到武平,几天下来也没有找到老家。后来在一伙游村串户的民间杂技艺人的帮助下,终于在武平县找到了他的出生地,过去叫高屋,现在叫炉抗村的地方。刘承佳也找到了他的大哥和小时候一起玩的几个小伙伴。大哥告诉他,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了革命烈士,1981年政府又重新追认他为烈士,他的一个侄子还过继在他名下,一直享受烈士子女的待遇。

2014年6月,我曾和刘承佳的小儿子刘先椿一起到过那里了解情况,在武平县武东乡的烈士纪念碑上看到了高开月的名字,炉坑村委还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证明是这样写的:“高开月,男,1918年8月出生,原籍福建省武平县武东乡炉坑村,14岁(1932年)参加红军(红十二军独立二团战士),1934年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随军失散。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革命烈士。1986年3月,已在江西端金市冈面乡竹园村成家的高开月回到老家寻亲,始知其尚健在,并且已改姓名叫刘承佳。”在武平县民政局的烈士花名册里,同样看到了高开月的名字,其优抚股也给开了一个证明:“兹有我县革命烈士高开月,男,1918年8月生,武平县武东乡炉坑村人;1932年参加革命,当年编入红十二军独立团任战士,1934年随红军走后失踪,1981年9月追认为烈士。”

这真是:红军烈士在老家,失散红军另有家,一死一生一个人,一白一红一朵花。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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