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沙飞与鲁迅

沙飞的两篇名作

记得2008年4月,我和姐姐王雁在日本东京参加《沙飞摄影作品巡展》开幕式的当天,有位《朝日新闻》记者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在你父亲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张?我立马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战斗在古长城》了!

著名摄影评论家王瑞说过:“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会留下一帧代表性的图像为其象征符号。这样的史迹图像,必要经过时间的筛选而浮现于人们的记忆中。例如日本侵略中国的代表图像是1937年王晓亭拍摄的《日机轰炸下上海南站的儿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代表图像是1937年沙飞拍摄的《八路军奋起抗战——战斗在古长城上》。还有沙飞1936年拍摄的《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也已经成为该时代重要文化事件的代表图像。”

父亲沙飞有中国人特有的长城情结。自1937年9月至11月,还是全民通讯社记者的他,刚到华北抗战前线期间,在巨大雄伟长城的强烈视觉冲击下,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拍摄了《战斗在古长城》与《塞上风云:向长城内外进军的杨成武支队》《我军收复插箭岭》《我军在长城上行进》《八路军在古长城欢呼胜利》《守卫在长城上的八路军哨兵》等多幅作品,汇合成长城组照。

《战斗在古长城》是长城组照中的代表作,作品首次发表于1943年9月《晋察冀画报》第4期。作品巧妙地利用长城抵御外族侵略的象征意义,把国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是《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最真实生动的感性显现,具有无可比拟的时代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它在中国摄影史上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这幅《战斗在古长城》作品,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及每次抗战胜利庆典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段,70余年光阴,从来没有在公众眼前消失过,作品至今脍炙人口。无论国内国外,立场如何,只要谈起中国的抗战,这幅作品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会长英国人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在画册《万里长城百年回望》中写道:“沙飞用构图专家的眼光选取画面,他的作品既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战斗精神,又再现了万里长城的雄姿。这些作品将艺术性与鼓动性融为一炉,表明他的祖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决不会失败。我携带着沙飞的照片重访这段长城,深切地感受到沙飞是在通过摄影让万里长城永存。长城永存,沙飞的长城摄影作品传世,沙飞这个名字也将永存,因为这个名字与长城血肉相连。”

无疑,那幅《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是鲁迅所有照片中最为传神、影响最大的一张照片。照片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它形象地再现了鲁迅为倡导新兴版画运动所作出的努力,是鲁迅与青年关系的一个生动写照。它不仅是一幅艺术的杰作,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沙飞对鲁迅的敬仰、热爱,使他抓住机遇,将这历史的瞬间用镜头捕捉了下来,对鲁迅神态表现得恰到好处,使之成为历史的永恒。

沙飞也深以拍摄鲁迅的这张照片为荣,他说:“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鲁迅之于沙飞

正如史学专家们说的,从沙飞的作品和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鲁迅的精神联系:鲁迅的思想、鲁迅的视角、鲁迅的战斗精神,影响了沙飞的一生;鲁迅对沙飞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1942年,沙飞申请加入共产党组织时递交的《我的履历》中曾写道: “……职业是解决了,而这只是我生活之手段,我是爱学习,爱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但这时期我所学习的,都只是新文学。当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的作品,对于我的革命思想的启发,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当时我想做一个革命的文学青年。”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广东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思想活躍、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主将鲁迅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他在扶持文学青年的同时,也关怀指导木刻青年。

沙飞亲友中,不乏对鲁迅崇敬的左翼人士。

比沙飞大12岁的族兄、画家司徒乔,1924年就读北平燕京大学,1926年在北平中央公园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鲁迅买了他两幅画,素描《五个警察一个〇》和水彩画《馒店门前》。司徒乔与鲁迅时有来往。

沙飞的族亲、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早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中国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中坚。

李桦,比沙飞年长5岁,他俩既是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校友,又都是报务员。李桦1930年到日本留学专攻美术,1931年回国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当老师。沙飞夫妇1933年4月初度蜜月先到广州,短短几天,他们与李桦见面几次。1934年6月李桦和他的学生赖少其等在广州组织“现代版画会”。李桦与鲁迅从1934年12月开始通信,沙飞每次从汕头到广州都去看望他。1936年8月底,沙飞带着挚友李桦写给黄新波的信,赴上海。

沙飞的好友张望,193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是汕头回澜中学美术教师、《星华日报》副刊《生活木刻》编辑,在汕头组织《大众木刻研究会》,在上海见过鲁迅。

沙飞对鲁迅始终怀有一颗挚爱、景仰的心。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沙飞第一次见到鲁迅,并为他拍摄了一组照片。

沙飞把自己拍摄的胶卷冲洗放大后,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共8张,他把其中的三张照片放大,并在背后写了字。其中一幅背后的文字为“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 沙飞摄”,还有一幅背后有如下文字:“10月8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 沙飞摄 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54号沙飞收”。

沙飞给在场的木刻家白危、曹白、林夫等人都赠送了照片,白危、黄新波及其后人把照片保存至今。沙飞给《中国呼声》奥地利籍女记者魏璐诗女士寄了一张她与鲁迅的照片,照片一直保存至今。沙飞拍摄的日本作家鹿地亘夫妇与木刻家的合影,当年他送给了鹿地亘,几十年后,照片由日本转回中国。

王雁在《我的父亲沙飞》中写道:“正当沙飞还沉浸在为鲁迅拍摄照片的兴奋之中时,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在司徒博家里接到司徒乔的电话:鲁迅刚刚去世。这真是晴天霹雳!过了一会儿,他才定了神,背上照相机冲出门去,乘车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寓所。二楼的卧室,床边围着许多人。沙飞扑近床前,看见鲁迅安详地躺在床上。先生的黑发夹带着几根银丝, 眉毛浓黑,眼睛紧闭,颧骨高耸,两颊下陷,胡子威严,身上盖着一床被单。沙飞注视着先生清癯的面容,11天前刚刚第一次见到并拍摄了活生生的先生,今天先生竟溘然长逝,怎么能相信呢?这个打击太大了!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抹掉颊上簌簌流下的泪水,对着先生的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轻轻地打开照相机,对着先生遗容连按了几下快门。他环视这间卧室,一张藤椅,一张半新半旧的书桌,上面堆着书籍、原稿,两枝毛笔立在笔插里,墙上挂着珂勒惠支的版画,还有一幅题有‘海婴生后十六日肖像的婴孩的油画。他都拍摄下来。”

鲁迅丧仪的亲历者、青年木刻家黄新波在《民族祭》中写道:

二十二日下午,离出殡的时间还早,从万国殡仪馆所在地胶州路,直到极司斐尔路转入兆丰路一带,早已站着长长的行列。他们是等候瞻仰鲁迅最后遗容和准备参加葬仪的人。

在将近两点钟的时候,丧仪的总指挥要求到会者将堆积如山的花圈随队伍一起移送到公墓。不消一刻工夫,人们就抢着将花圈背到身上了。有些人则扛着长幅的挽联,在殡仪馆内外站成长长的整肃的队列。这时候,一支临时组成的民众歌咏队,在唱着那几天临时谱写的《鲁迅先生挽歌》《哀悼鲁迅先生》《安息歌》等歌曲。《哀悼鲁迅先生》一曲,用的是当时群众熟悉的《打回老家去》的曲子,由周钢鸣配词;《鲁迅先生挽歌》是由张庚作词、吕骥配曲;《安息歌》则是冼星海配的曲。这几首曲子,深沉悲壮,沉痛激昂。歌声传达了人民大众的哭音与心声!(任钧在1980年《有关鲁迅先生的片段回忆》中写道:《挽歌》为任钧作词、冼星海作曲,原稿存上海鲁迅纪念馆)

出殡的时候,首先由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拥着安卧着鲁迅遗体的楠木棺材从门口走出来。当时参加扶柩的有十几位作家,至今记得的有巴金、张天翼、欧阳山等,灵柩由扶灵者扛上了灵车。正在这时候,忽然走过来一位外国朋友,也许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吧,他严肃地走过来,沉重地说了声:“我能够帮一把吗?”在得到大家默许之后,他脸现虔敬的神色,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和大家一起将灵柩扶上灵车。扶灵队伍之后是由郑振铎、叶圣陶、沙汀等数十人组成的执绋队伍。整个送葬队伍的行进排列,最前面是一幅“鲁迅先生丧仪”的白布横额,由作家欧阳山、蒋牧良掌执,走在队伍的前面,接着是乐队、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在这支由千百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之后簇拥着的是司徒乔画的鲁迅巨幅遗像,它由一班年轻艺徒抬着,走在队伍的正中,遗像后面是鲁迅的灵车,灵车后是五人一列组成的群众徒步送葬的队伍。我的任务是作游行队伍的保卫工作,不在序列之中,但我也背着个大花圈,在殡仪队伍旁边行进。走在我身旁的,是女画家郁风。

队伍跨着沉着的步子不断地行进着,沿途不少群众自动加入,因此,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长,挽歌的声音也越来越深沉、有力、悲壮:

“……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他反抗帝国主义,

他反抗黑暗势力,

一生到老志不屈!”

送葬队伍起初是沉默着,含着泪,高声唱着挽歌。一条写着“争取民族解放来遥祭死去了的鲁迅”字样的白西洋布制成的巨大横幅,迎着秋日的艳阳,在激昂地前進着的队伍中摇荡着,飘舞着。从队伍里爆发出来的怒吼,与站在街道两旁观看这支殡仪队伍行进的群众的情绪融为一体。队列内外,《打回老家去》的歌声把上海天空都震荡了。

从下午二时开始直到下午五时左右,这支由近万人组成的队伍,才走到万国公墓。公墓门上,迎面挂有“丧我导师”横联一幅。

万国公墓内有一片广场,也是坟场,坟场上有一个土坛,坛上是有顶子的,仿若一个亭子。这土坛大概是用作开追悼会时讲话用的。土坛四周长着许多树木。我们是带了绳子去的,因此一到墓地,大家立即动手把挽联、横幅用绳子连起来挂到树上,树虽多,但挽联却挂不完,只好让大家用手拿着、扛着。团团如雪的用素花扎成的花圈,排满了整个坟场。当灵车从人丛中缓缓驶到坟场上时,本来是一片嘈杂的坟场,却立时静肃下来,人们用一颗颗虔敬的心,用一双双泪眼,目送着发光的楠木灵柩,由扶柩者扶置于广道上。人们沉默着,在轻轻地、轻轻地叹息,谁也不发一点音响,哪怕是一声轻微的咳嗽。

五点半钟左右,就在万国公墓内的这个简陋的土坛上,我们开了一个鲁迅先生安葬大会,举行致敬的最后仪式。大会由治丧委员会主席蔡元培主持,沈钧儒报告鲁迅生平。接着宋庆龄、邹韬奋、章乃器、田军、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先后在会上讲话,胡愈之致悼词。讲话的时间不长,大家都凝神、肃穆地站立着静听。在每位讲演者讲话当中,不时插入群众高呼着“鲁迅先生不朽,鲁迅先生是大众的导师!”“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前进!”等口号声。讲话完了,在一阵哀乐声中,有人献上一面白绸为底,用黑丝绒绣着“民族魂”三个字的长方形旗子。由宋庆龄、沈钧儒等将这面旗子,覆盖在鲁迅的楠木灵柩上……

鲁迅是一代巨人,他的死震撼了整个民族,这民众的葬礼在中国是第一次。原名司徒传的青年摄影师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为发表他拍摄的鲁迅照片,他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他为自己取了个满意的名字叫“沙飞”。

“沙飞”由此诞生,而且一举成名。沙飞的名字在文学界、美术界、新闻界及摄影界引起轰动。

沙飞把照片投寄給上海、广东各大报刊。孟十还编的《作家》1936年11月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邹韬奋编的《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1卷第21号和22号,马国亮编的《良友》1936年121期,黎烈文编的《中流》1936年11期,《时代画报》1936年11期,《光明》1936年第1卷第10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文季月刊》杂志1936年11期等报刊,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有的登在封面。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9日“哀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死后遗容》。香港《大众日报》1936年11月10日副刊《大众动向》版“追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署名沙飞的文章《鲁迅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汕头《先声晚报》副刊《海岸线》1936年11月1日发表沙飞拍摄的《长眠了的鲁迅》《他正在和青年木刻家》等照片。

沙飞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他曾写道:“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原载1936年12月《沙飞影展(广州)专刊》)

鲁迅去世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沙飞即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他人生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作品114幅,其中关于鲁迅的照片26幅,鲁迅照片摆在首位。

沙飞个人摄影展览(广州1936.12.3—12.5)之《纪念鲁迅先生》(原展览目录序号):

1.鲁迅先生最后遗容;2.十月八日在上海;3.二回全国木刻流动;4.展览会场中与青年;5.木刻作家们谈话时之情形;6.绝笔;7.溘然长逝——死后遗容;8.遗体与遗物;9.丧号传出;10.遗体入殓后;11.万国殡仪馆门前;12.瞻仰遗颜的群众;13.签名参加送殡的女童;14.出发之前一刻;15.送殡群众七千人;16.灵柩抬出;17.运灵柩车驶出殡仪馆;18.送殡行列;19.音乐队;20.民众歌咏团;21.经过十字街头;22.蔡元培先生演说;23.章乃器先生致哀辞;24.伟大的民众葬礼;25.鲜花满饰墓茔;26.后死者继续努力。

半年后的1937年6月在广西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作品100幅。关于鲁迅的有19幅,同样把鲁迅照片摆在重要的位置。

沙飞个人摄影展览(桂林1937.6.25—6.27)之《纪念鲁迅先生》(原展览目录序号):

19.鲁迅先生最后遗容;20.中国高尔基和孩子们;21.鲁迅先生英勇的神态;22.鲁迅先生欢笑的颜容;23.鲁迅先生憔悴的面貌;24.鲁迅先生死后的遗容;25.遗体及生前写稿之书桌;26.遗体入殓之后;27.万国殡仪馆门前;28.签名参加送殡的女童;29.出殡之前群众云集;30.灵柩由作家抬出;31.运灵车驶出殡仪馆时;32.送殡行列之前导;33.音乐队;34.民众歌咏团;35.章乃器先生演讲;36.伟大的民众葬礼;37.鲜花满布墓茔。

在第二次影展专刊《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亲笔写的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沙飞1937年元旦。”

沙飞在1942年“我的履历”中还写道:“展览会起了很大的作用:扩大了鲁迅先生的政治影响。”

鲁迅灵堂里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2005年4月周海婴分析,当时的情况,不太可能是许广平或他人把该照片放上去,极有可能是沙飞自己把照片装在镜框里放上去的。

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尽管鲁迅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叫“沙飞”的人!然而,沙飞的生,沙飞的死,都与鲁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死者的永恒,在于他活在生者的心里。于是无名的沙飞与伟大的鲁迅关联在一起了:沙飞为人们留下了深沉的哀思、衷心的敬仰和永恒的纪念;于是人们认识了沙飞,沙飞亦作为捷足先登的“猛士”,载入中国现代摄影史册。

沙飞并不是受到鲁迅精神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唯一的人。当时,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许多人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从中,我们能品味到鲁迅的精神文化力量之所在!

《鲁迅最后的留影》组照的成功,使沙飞最后选择了摄影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在桂林展览闭幕后第十天,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了。8月13日,沙飞在《广西日报》即发表了《摄影与救亡》的文章,文中说:“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国难当头,这是摄影师沙飞以照相机为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宣言,也是此后他行动的纲领和目标。他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8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1937年12月在河北参加八路军。从此,走向抗日救亡道路的沙飞,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

1940年10月鲁迅逝世4周年之际,沙飞拍摄的有关照片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展出。

1941年5月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三日刊》发表沙飞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及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