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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哲学拷问

周全华 黄晓通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中,哲学方法是最高层次的思想方法,负责对将要研究的问题或命题作哲学审视,对其哲学前提作“何以可能”的拷问。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何以可能”呢?这一哲学前提的拷问,由三个追问组成:一是中国化命题“可能是何”?即它可能“是什么”性质?是事实命题还是价值命题抑或规范命题?是值得研究的真问题,还是虚假问题?二是中国化命题“为何可能”?即它“为什么”可能成立?其原因是什么?三是中国化命题“如何可能”?即它“应怎么规范”才可能具合法性和有效性?

哲学方法,还负责审视次一级的历史实证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其得结论的合理性,以在更深层次揭示问题或命题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历史实证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因果关系,是事实的过程描述和实证分析。历史方法是面向现实实践的,因而充满活力,但缺陷是一种非本质性和非规律性的经验把握。

规范研究方法,本质上是价值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意义和途径原则及历史经验教训。规范研究是目前做得最多的但也是创新最少的,大多是重复革命领袖幾十年前的结论。

逻辑主义方法,属于思维科学,但亦可归于哲学认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思想或理论的内在联系,解决观点之间层次上的种属关系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圆通其间的悖论和矛盾,解决一种理论的体系化也即逻辑化问题,缺陷是易于陷入繁琐的概念讨论和经院哲学所注重的理论体系的自我完成而脱离实践生活[1]。一、何谓“问题”“命题”?其哲学属性如何?

哲学方法是对将研究的问题或命题,进行本体意义的审视。所谓“问题”“命题”,实为同类项,二者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是一个逻辑判断,区别在于,“命题”是已经得到结论,因而命题是“死命题”,是封闭性的,研究活动已告终结;而“问题”是没有得到结论,因而问题是“活问题”,是开放性的,研究活动还须继续。但是,“问题”又有两种:一是“封闭性问题”,它是有可能得到结论的问题;二是“开放性问题”,它是永远没有最终结论的问题。另外,命题中也含有一种“开放性命题”,它只是得到一个暂且的结论而很可能没有最终结论。所以,“开放性命题”同“开放性问题”没有实质性区别。有结论的命题,在逻辑形式上属确定性判断命题,是封闭性命题;“开放性命题”则属疑问性判断命题,与前面所说“问题”可以归于同类。

“死命题”主要是经验事实命题、科学命题、历史事实命题,这些均是确定性命题,均有明确限定的终点,其研究空间是封闭的,只要求对自身的证明和认同。经验命题如“天鹅都是白的”,科学命题如“地球围绕太阳转”,事实命题如“现存万里长城修建于明代”。

“封闭性问题”,是可能有结论但还没得出结论的问题。例如科学命题“哥德巴赫猜想”,虽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老问题,然而这仍然是有预定终点的封闭性命题。又如历史事实命题“夏商周断代研究工程”,虽然为数众多的学科和学者联合攻关而仍未能攻克这一历史之谜,但历史真相确实在时光隧道的某一黝暗处存在着,是可以有答案的,因而也属封闭性命题。

“活问题”“开放性问题”,主要是价值命题、形而上命题,均不是一个确定性判断命题,是可以不断质疑和追问的“问题”,有无限开放性,可以不断研究下去。“问题”的活力,就在它的疑问性,它只给出方向性限制(如果一无限制,就是空问题、假问题),但不给出发展性限制,即对“问题”的回答不构成终点,只构成新提问的起点,对问题的提问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问答的循环,不断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并无限逼近“真谛”。所以价值判断命题一般是疑问性命题,因为价值命题没有唯一答案和最终答案,永远是问题,永远需要人们回答,比如“幸福是什么”。超验的形而上命题,也均归入疑问性命题,比如“宇宙是有边界的还是无穷大和无穷小的”等。

伽达默尔说提出问题“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因此展示这种被开启的存在的逻各斯已经就是一种答复,它自身的意义只出现在问题的意义中”[2]p466。“问题”这一现象,其哲学属性是什么?问题,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问题是生存者所开启的,问题只是提问者的问题。提问者所开启的存在是一种未定的存在,提问本身就预设了“所问者”对提问者的意义。提问者实际不是向“所问者”提问,而是向自己或自己一样的人提问,提问者与被问者是同一的。这种自我提问、自我答问不是庸人自扰,而是源于其实践中的需要和生存的根本目的。提问者就在不断自问自答的过程中,获取“所问者”(存在)不断显现的新意义。而确定命题所表达的存在者,是一种既定的存在,是一种不再有新的意义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要确定问题的性质:“问题之所问(者)应该得到规定而成为概念。此外,在问题之所问中还有问之何所以问,这是真正的意图所在,发问到这里达到了目标。”[3]p6-7即问题所关涉的对象是客观的因而是始终如一的,这是讨论或问答能进行的前提。而研究者的目的、意图是主观的,具有多样性多变性,总是尝试对同一对象进行多次多角度提问。提问方式的更新,即标示研究意图和目的的更新,从而也决定了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也表明研究者所基于提问的实践生活发生了更新。“问之何所以问”,即提问预设了提问者对所问者的意义需求。因此在对每一次提问的研讨中,所问对象与所问目的均要再次分别界定。

如前所说,问题或命题在哲学性质上,又可分为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及其转化而成的规范命题(亦称实践命题)。如果命题的性质是价值命题,则研究其合理性。是事实命题,则研究其真假性,如果为真,则描述实证其过程,分析其因果关系,概括其影响意义。价值命题可以转化为规范或命令,即实践命题,这就要研究其可能性之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审视事实命题,是要剔除假命题(或称伪问题),研究假问题浪费时间,比如“上帝长什么模样”之类的伪问题。审视价值命题,是要剔除无价值命题,或是隐藏另类价值意图的虚假命题。还要剔除空命题,指无法规定其性质的、难以归属到事实或价值范畴,比如“德福一致还是不一致”“上帝既是全能至善的,为什么允许魔鬼和邪恶存在”之类的虚玄问题。假命题虽没有科学和学术意义,但能够作用于现实,是有社会功能的。所以假命题本身虽没有研究的价值,但是其如何作用于社会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真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三重性,故为一个“开放性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屬于什么性质的命题呢?要确认命题的哲学性质,又先要确认其内涵的唯一性。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80年来,不断被人们赋予更加多样、更加丰富的新内涵,其内涵的唯一性早已被复杂性所取代。这正如一切经受历史淘洗而生命长存的经典命题一样,从唯一性命题演化成多重性命题,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的现象。对多重性命题的研究,经常发生逻辑学的混乱,甚至于争执上千年。所以具有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者,仍然会将这种多重性命题,作严格区分,分别从价值、规范(实践)、事实三个领域来分析研究。于是,一道三重性命题,就被分解为三个命题,分别构成自成体系的三种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是在复杂多变的中国革命实践、复杂错综的意识形态理论、复杂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作用之下,演变为现在这样一个多重性命题:是事实命题,又是价值命题,还是规范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命题,它所关涉的对象、也即“所问者”,首先是一个不变的客观存在。即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解释和应用,还有马克思主义由此而获得的中国民族性和当代性。从此而后,中外及党内外的研究提问者是各式各样的人,其立场、意图、目的是多样的,但都是分别在三个领域、分别以三种方法来研究:一是从实证事实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历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这是将“中国化”作为事实命题来研究;二是从实践应用角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以及若干教训,规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如何化,这是将“中国化”作为规范命题来研究;三是从价值角度、文化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功能、意义、历史影响、政治和文化价值,这是将“中国化”作为价值命题来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么一个多重性命题,分别作为价值命题、规范(实践)命题、事实命题,所以必须分别研究,必须有这种哲学意识,研究思路才是清晰的。所分解出来的三个命题,均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的实践活动,二是以中国来“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后者虽是理论活动和文化活动,但仍然可以:一是作为理论的、文化的“历史事实”来考证,二是作为理论性、文化性的“实践活动”来规范,三是作为理论性、文化性的“价值活动”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面意义,可以解释为不同逻辑形式的命题,所以有人作为“问题”或“开放性命题”来研究,也有人作为“确定性命题”研究。后者的研究态度是罗列意义而不提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见多多的一些所谓“研究成果”。“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2]p482不提问或提不出问题,即表明对命题并不理解,提不出问题不是无须研究而是无力研究它。能够提问,是回答它、研究它的前提条件。一个体系的真理性不仅在于解决先前的问题,更在于提出全新的问题,并动摇过去一些束缚思想的信条,使真理不断与时俱进[4]p1。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的三拷问:是何?为何?如何?

哲学方法对任何一个宏大命题都要追问它“何以可能”?它要完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评判,即此命题能否成立,它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假命题,是一个有价值还是无价值的命题。这个问题是生发一切追问的基础,是整个问题域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全部研究活动的基础。围绕“何以可能”的哲学追问,构成一个宏大命题的基本问题域,这是由一组相关命题构成的问题体系:先追问“可能是何”,从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入手,拷问命题有无真实性;再追问“为何可能”“如何可能”,将问题域的研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是继用其他各种方法进行更细化研究的基础。哲学提出以上三个问题,指导着逻辑的、历史的、实证的、规范的等等各种层次研究的视域和方向,使这些不同方法的研究也围绕哲学所规定的问题域进行,各层次的研究如无哲学问题意识的引导是不会有深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实证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即是依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的哲学三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化?各自派生出一系列次生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是何”

即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是什么”?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其真实性、合理性如何,也即是其理论逻辑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事实命题其所指历史事实是什么,其性质是什么?实证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细化为如下一些次级研究课题:1.此命题的内涵是什么,也即其主观“所指”是什么,其客观“能指”可能涵盖的范围边界在哪?2.它作为理论命题的逻辑可能性,作为事实命题的历史可能性,其性质是什么?3.“化”的意涵是什么?即主体的需要和动机及其实践活动,以及各种介体的汇合参与和介入,导致一个什么样的运动?4.“所化者”(客体)是什么?即被“化”者是什么,例如,是原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苏联化马克思主义?5.“化成者”(结果)又是什么?“被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本真”马克思主义有何异同?二者的差异属于什么性质?6.主体的系列目标、实践活动、结果效用及其客观影响和意义是什么?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可能”

即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可能构成一个真命题?其全部原因是什么呢?围绕它“为什么可能”,细化为如下一些次级研究课题:1.前现代的中国人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吗?2.马克思主义可能移植到前现代的中国吗?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而化?即主体的目的、动力、动因是什么?“化”中国的需要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需要,在这个一般目的之下,还有哪些具体化特殊化的目标动因?4.此命题提出的主观必要性是什么?客观必需性是什么?可能性是什么?5.此命题的多种“体、用”的功能分别是什么?也即其客观作用与价值意义是什么?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强化、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何影响?等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可能”

即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怎么化”?即指如何“化”才具有效性和合法性。應该“怎么化”,是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围绕此问题,细化为如下一些次级研究课题:1.中国人应如何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才是可能的?才具有合法性?中央提出要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5],“与时俱进”与“发展创新”应如何判断,应如何评说其合法性?2.应如何“化”之?应如何评判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创新化、大众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3.主体目标的“应然”是什么?这规定主体所要求的功用、主体对客观达成效果的评估。4.主体应如何选择手段、途径与方法?主体应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制订新原则、新规范?5.主体应如何认识和利用客观的“实然”?即与“化”相关的诸介体及其内在矛盾和驱动力。主体应如何认识和利用“化”的客观过程和规律?[6]

哲学的三大追问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化”的问题。而“怎么化”诸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这么三个:1.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问题。2.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及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3.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经验所抽象出来的新理论的关系问题。这三个问题字面上所列者都是“客体”与“介体”的关系,而实际上都隐含着“主体”及其目的动机和手段选择。教条主义失在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问题;民族虚无主义失在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经验主义失在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创新与中国实践经验的关系问题。这三个基本矛盾或问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化”,即如何具体化(含当代化)、民族化及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7]

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前提追问,方能带着方法论意识对之进行价值研究、规范研究以及实证研究。以下仅就实证研究给出一些分析框架。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运动,看成如下六大结构要素的互动,实质就是研究这六个要素之间是怎么结构与互动的?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在中华民族大主体之下包含哪些不同态度的主体?有积极的、受动的、主导的、追随的。主体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其自身的条件与素质是什么?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这是通过多种管道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原生态马克思思想”、有经日本二传的马克思主义、有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对所接触的这些介质是怎样传播与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系统又包括意识形态、信仰、政治理论、科学、学术、哲学文化等门类,要分别研究其各自的“化”,这是整体研究所不可替代的。

三是主体的目标动力。主体的需要与目的并非如同平常理解的那样单一,实际上是复杂多重的,这也就决定了主体的多重态度。

四是介体。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涉的一切客观条件:中国历史文化(儒、法、道、墨、释、民间和农民文化),中国当代思潮(各种“亲马非马反马”的近代中国思潮——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及其主体势力,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革命实践运动,等等,这些介体决定了中国化的客观可能性限度。

五是主体所用方法和手段。指主体所能选择和运用的一切主观条件,这是中国化主体主观能动的可能性限度。这些方法有:1.主体对“中国化”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理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社会化的规律,理论与实践、文化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规律,文化传播、文化接受、文化冲突、文化选择、文化交流融合、文化建构规律,理论的学术化与意识形态化规律及其之间互动规律,理论的政治化与社会化规律及其之间互动规律。2.主体对中国化机制条件的认识(在“化”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发生而受这政治实践需要所制约),即对“化”的结构要素、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物质条件、阶级基础、实践依据、理论前提、文化渊源等等的认识。3.主体所总结的“中国化”理论与经验教训,所确立的原则方法(科学态度与实践第一、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等原则),所选择的途径与规范(途径与规范的类型都不是一元的,而是多样的,有政治实践与学术范式的基本分途),所总结的“中国化”历史过程(分期的根据)。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范与合法性标准(正误以实践成功标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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