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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从“小李木匠”到国家主席

翁梯敏

李先念曾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这是他的自我鞭策,更是他的一生写照。纵观李先念60多年的革命生涯,从黄麻起义到浴血川陕,从鏖战河西走廊到中原突圍,从地方到中央,由“小李木匠”成长为国家主席,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

自古英雄出少年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12岁的李先念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耳闻目睹许多不平的现实,不仅增长了见识,而且愈加同情穷苦人。因为穷苦人家找他做木工活,他都热情相助,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小李木匠”。

1924年,手艺学成后的李先念只身去了武汉,在球场街一家寿器店做工。寿器店有30多名工人和徒工,李先念的年龄最小。他除了干些烧水、煮饭、打扫卫生的杂活外,得空就进工房,给师傅们打打下手,帮点忙。有位老师傅见他踏实细致,不怕苦累,禀明店主,收他当了徒弟,手把手地向他传授寿器工艺。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李先念的视野逐渐开阔,开始注意观察和思考一些社会问题。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动荡局面,以及国共两党的革命宣传和影响,深深触动着他的心灵。他和许多工人、农民一样,渴望翻身,渴望光明,渴望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他还经常哼唱:“普天下本应该人人平等,是何缘他该富我等受贫,人都是天地间父母所养,为什么贫富贵贱不均……”小木匠立志要和被压迫的人民一起打造一口埋葬旧世界的“大棺材”!

1927年11月,李先念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先后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磨练中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担任红三十军政委。

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随即党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李先念指挥所部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并率一部兵力先后攻克青川、平武,抢占战略要地摩天岭,打破了敌军夹击红军的计划,保障了西进主力右翼的安全。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毛泽东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这是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他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李先念:“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怎样?”毛泽东向李先念投去亲切的目光,期待他的回答。

李先念如数家珍:“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估计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红军如果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李先念补充道:“我们来懋功的路上,人烟稀少,只看到少数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给养。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行动,不容易生根立脚。向西北去条件更差。”“依我看,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红军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两军会师后应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他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真知灼见呀!”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鏖战河西扬美名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李先念遵照中革军委指示,率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指挥红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渡河成功,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月11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笔者注)的任务。随后,李先念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4000余人,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40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自身也受到了重创。此举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他率余部西进支队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行军20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建立的功绩,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1937年年底,李先念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抗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后,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点了点头。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两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李先念没有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纵横驰骋鄂豫边

1939年初,李先念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共鄂中区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队伍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李先念坚决贯彻与抗日各党派、各阶层、各部队团结的方针,扩大抗日统一战线。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扩编改称为挺进纵队,李先念仍为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

1940年5月,当日军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时,李先念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8月初,他在白兆山主持军政干部大会,总结部队作战经验教训,反对分散主义,加强统一指挥,严格军中纪律,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

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共1.5万余人。他指挥部队跳跃回旋,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12月,他抓住战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伪军110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

1942年,面对敌顽夹击空前紧张的形势,李先念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经过8个月的艰苦作战,打退了反共最坚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进攻,创建了鄂南游击根据地。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第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

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他主持召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通过了1943年军事建设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

1944年,李先念指挥第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稍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10月,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李先念依靠边区和第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近5万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中原突围显神威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的首要目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6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

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鄂豫皖中央局改称中原局,李先念为副书记;同时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他统帅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展开了艰苦斗争。

1946年1月,为争取国内和平,李先念率部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谈判。同时他又教育部队要坚决执行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在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以大智大勇統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6月,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对突围方向、时机作了全面部署,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他率北路军共1.5万人,以秘密、神速的行动,连夜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击之前,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7月11日,他率部到达内乡县师岗地区,为分散追堵敌军的兵力,决定北路军分两个纵队向西转进。他连续组织了突破敌人天然防线的抢渡丹江战斗、打开入陕门户的南化塘战斗,从敌人重兵追堵的险境中冲出一条通道,直指陕南。与此同时,其他各部也先后完成了突围任务。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作用给予很高评价。

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在根据地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他于9月29日奉命回延安。在延安,他继续指挥中原军区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在敌后的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为战略反攻中原准备条件。

194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改组中原局,李先念任第二副书记。此后又相继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和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主政湖北彰政绩

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同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刚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疮,万事待兴。当时湖北属新解放区,广大农村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恶霸狼狈为奸,肆虐为患,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千头万绪,从哪下手,李先念进行了深思熟虑。

8月,在省委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李先念作了《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紧扣湖北的现状,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由此拉开了剿匪反霸的序幕。到11月,他主持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对具体工作制定了政策和措施。李先念对剿匪部队发出“捉尽匪首,打倒恶霸,挖尽匪根”的战斗号令。

在李先念领导的省委、省政府和军区努力下,到了1950年底全省共消灭土匪8万余人,捕获匪首272人、国民党特务2051人,平息反革命暴乱153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残匪和农村封建势力,对作恶多端的恶霸也进行了惩治,提高了城乡人民的思想觉悟,稳定了农村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湖北的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同时,李先念积极恢复湖北的国民经济。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金融黑市猖獗,物价飞涨,人民币投入市场后,投机商扰乱金融市场,银圆与人民币比价急剧上涨,武汉市最高时曾达到1:2850,物价上涨了40%,形成人民币“不能出城,不能过夜,只能兑换成银圆”的现象。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当时很多人在刚领到工资时就要立刻换成银圆,连家都不敢回。

面对这种情况,李先念以经济措施和行政手段相结合,在武汉市发出了“禁用银圆稳定金融、平抑物价”的指示,并签发了“禁止银圆流通和取缔银圆买卖”的联合布告,掀起了拒用银圆的群众性活动,各级政府开始查封地下钱庄,逮捕金银贩子。李先念还从外地调拨了100万枚银圆投放湖北市场,打压黑市价格,银圆黑市开始全面崩溃。

在银圆之战中败下阵来的不法商人不甘心失败,又把黑手伸向了粮食、棉纱和煤炭,企图破坏人民的生活,不断掀起涨价邪风。李先念又领导人民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米棉之战是和不法商人在投资实力上的较量。李先念一方面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从全国范围内调拨商品;另一方面又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解决物资问题。他还使用了军事上的奇招“釜底抽薪”,正当投机商屯粮不售、以待暴利时,政府抛售了8000吨粮食,促使物价回落,令投机商损失惨重,纷纷破产。银圆之战和米棉之战的胜利,结束了湖北从抗战以来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几十年以来的收支不平衡问题,城市工商业亦逐渐恢复,社会秩序日趋安定。

1952年2月,李先念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与时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的王任重一起正确处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李先念领导30万军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仅用75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至1953年4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为1954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发挥了巨大作用。

奉调进京挑重担

1954年5月,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到北京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听后诚恳地表示: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理解他,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耐心听完李先念解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李先念和陈云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主席提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泽东面带微笑,听完李先念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坚决去干,还要争取干好。

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财政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可是,这些他都没有,怎么办?他认准了一个字:学。

由于李先念刻苦自学,虚心请教,加上他记忆力强,悟性高,他不仅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部长这副重担,而且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

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澤东认为财贸口是“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地方。9月初,他决定把财贸口和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两个口各部的党组书记开会,集中几天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李先念又不得不多次做检讨。那一时期,毛泽东对他很注意,多次要求把他的检讨稿调去亲自看。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李先念的检讨稿之后,约他去谈话,一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毛泽东又问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不要学那个杞国人呀。李先念心里明白,毛泽东这是在批评自己。但他依然不改磊落直言的本色,对毛泽东说:“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十分吃惊,他明白,李先念话中有话,一定有很多隐情要说。于是,他让李先念细谈。李先念如实汇报了全国粮食供应情况,毛泽东不但耐心地听李先念讲,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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