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五四爱国运动的舆论力量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從北京地区的学生爱国示威游行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演变成全国性的爱国斗争运动,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迫使北洋政府改变政策,接受了民众诉求,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五四爱国运动的结果最终引导中国人民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一、五四爱国运动舆论迅速扩散的时局背景

(一)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化。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社会现状是,土豪劣绅日趋衰落,农村传统社会秩序开始瓦解,全国有50%的农民没有土地,另外的25%的有地农民也只是拥有很少的土地,大量的失地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生[1]p81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列强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快速的发展。根据资料统计,1912年至1920年期间,全国工商企业注册资本由2500余万银圆增长至1.8亿银圆。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全国受过各种新式教育的人口已达到1000万人,新知识分子阶层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2]p529。民主和科学等西方新式思想冲击着中国上千年的封建伦理制度。此时的中国大地似初春即将解冻的土地,各类新思想新潮流像种子一样不安地蛰伏其中,等待破土而出。

(二)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诉求愈加强烈。“五四”期间的中国人已经清楚地明白国家和民族最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一战”期间,日本趁火打劫,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又逼迫北洋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一战”之后,列强又把中国的合法权益当成筹码来换取他们的利益。从国外传来一个接一个丧权辱国的消息不断激荡国民的爱国情感,尤其是咄咄逼人的日本成为当时国民普遍敌视和警惕的对象。新知识分子对政府的亲日政策非常敏感并激烈反对,通过各种渠道抨击和抵制政府当局的所作所为,使民众更加了解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在经济上,外国货物在国内畅通无阻、大肆倾销,工商界也日益感受到列强在经济上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对待。国民对“公理”不能战胜“强权”的失望和愤怒成为一个巨大火药桶,一点火星就能将其引爆。

(三)新闻媒体的蓬勃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官办、民办、各种社会团体以及各个政治派别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想通过报刊激烈碰撞,迅速传播到民众中去,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以此作为发布学术和各种新潮思想的平台。当时比较著名的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觉悟》,以及《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改造》《晨报》《京报》等等。特别是《新青年》的出现犹如一声惊雷,把人们从睡梦中震醒。《新青年》创刊之初每月印制1000份,到“五四”时期销量达到1.6万份,这在当时中国出版业是个惊人的数字。由于读者的大量需求,有的期还多次重印。新的思想学说通过这种方式迅速传播到民众之中。据数据统计,五四运动期间,全国报刊数量多达1000余家[3]。这就使得各种信息可以快速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

二、五四爱国运动舆论的形成与传播

(一)新闻媒体引爆了社会舆论。报刊媒体在引发舆论的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19年4月下旬,巴黎和会外交谈判失败,中国代表团害怕承担和谈失败责任,向国内报告了失败原因:一是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转让”山东密约。二是北洋政府先前同日本有割让山东主权之协议。5月1日,该报告刊登在《中国时报》。在欧洲提前得到消息的梁启超4月24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时任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的林长民随即撰写了《山东危矣》一文发表在5月2日的《晨报》上,发布了北洋政府有意在丢失山东权益的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他在文中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并呼吁:“国亡无日!愿同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该报道迅速引燃了民众的民族情绪。政府内部有人在密谋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这让民众更加气愤,特别是青年学生充满了不安和对西方国家的失望,准备以行动来阻止巴黎和会签字。据一位北大学生回忆:“巴黎和会的消息最后传到这里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记得5月2日晚,我们很少人睡觉,看着我们的同胞,看着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要奋斗。”他们开始准备召集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游行。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为青岛问题向各省商会、议会、各报馆、各团体发电,呼吁全国民众向北洋政府抗议,拒绝签订巴黎和会条约,决定5月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邀请其他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来参与。

(二)学生成为舆论引导的先锋。北洋政府无视民众激昂的爱国情绪,准备用严厉措施镇压民众活动。北京学生改变了计划,决定提前两天在5月4日举行游行活动。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召开会议通过了示威游行等5项决定,其中包括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共同抗议巴黎和会条约签订,作出了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以唤醒国民的决议,号召全国民众联合起来同政府当局斗争。下午开始游行,散发了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2万份,《宣言》说明了游行示威的目的:“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很多民众静静地站在路旁,看着学生分发的传单,倾听着学生呼喊的口号,感动得掉下眼泪。他们利用宣传、集会、游行主导了社会舆论,赢得了大众的同情,争取到了工商业者和工人阶级的强大支持,五四运动的影响力迅速传遍全国各地。

(三)运动消息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北洋政府当局迅速采取措施预防示威游行扩大化,抓捕参与游行示威的进步学生,严加审查新闻报道。为防止游行示威消息走漏,北平的电报传递都被切断。尽管如此,机智的学生们通过外国驻北平机构的无线电通道把消息发到天津租界,再由天津租界发送到上海,于是“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就由上海转播到全国各地。天津的学生在5月5日得到“五四事件”的消息后,反应非常迅速,于6日晚举行了一个抗议政府的大集会,14日正式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决定即日组织各学生爱国讲演队,开始到街上讲演。上海也是如此,据蒋梦麟回忆:“这消息使整个上海市激动。下午民众组织如各教育会、商会及省市地方团体都发电到北京政府,要求罢免那三位官僚,释放被捕拘留的学生。第二天,整个上海市焦急地等待北京政府的答复,但是没有任何音讯。于是市内学生开始罢课,和民众组织作同样的要求,并且到街头演说。”山西太原2000多名学生手持“人心不死,男儿救国”等标语,公开集会演讲,学生们讲到动情处,放声大哭,围观的市民们也跟着哭泣起来,无人不感动。

可是,北洋政府的態度依旧强硬,计划严惩学生和教育界,此举很快招致教育界和学生的强烈反弹。5月19日,北京地区的学生组织了罢课活动,很快扩展到了全国重要城市。天津有1万多学生罢课,上海有2万多学生罢课。武汉、济南、唐山、保定、太原、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安庆、开封、宁波、九江、无锡、南通、长沙、徐州、广州、南昌、厦门等200个大小城市的学生参加了罢课,他们唤醒了更多民众的民族意识,争取了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全国大量的抗议电报涌进了北洋政府。社会舆论被调动了起来,除了亲日派的军阀和日本人所办的少数报刊外,其余大多数的报纸都坦率声明同情、支持学生。例如,倾向新文化运动的《晨报》《国民公报》和上海日报公会(包括有上海市多数的报纸)发电给总统、总理、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和巴黎专使,赞成学生的行动,并且请求“立刻释放学生”。“五四”游行后的一个月内,全国的群众活动都是由学生鼓动起来的。在上海就先后吸引了40万人参加活动。学生在爱国的旗帜下,争取了民众的同情,将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市民阶层、工商业人士联合了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日活动。

(四)全国民众走向大联合。受日本势力操控的北洋政府用更加严厉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镇压群众活动,尤其在北京,从6月2日下午抓捕了7名贩卖国货的学生开始,到6月4日晚,被捕人数激增到1150人,导致拘留所都放不下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反应愈加激烈,6月5日早,有5000多人在街头演讲。大街小巷,公园和菜市场都变成了公众集合的场所,他们站在木箱上讲得眼泪横流[3]p222。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政府遭受到各方无数的抗议,好几百人和不同组织如“国民外交协会”“女学生联合会”“红十字会”“和平联合会”的代表等到监狱去慰问学生,给他们提供帮助。

北洋政府当局的行为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北京大逮捕的消息迅速通过电报、传单、新闻号外传了出去。反应最激烈的是上海,直接引发了6月5日的上海工商业罢市。到当天中午,全上海市除了一些外国商店以外,几乎没有一家商店开门营业。许多商店门窗都贴着诸如“商号一致,罢市救国”“不除国贼,誓不开市”的标语。史无前例的上海工人罢工也在同一天开始,有9万多人参加了罢工,100多家公司及工厂受到了罢工的影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于爱国目的的大罢工。这场运动深入到社会的底层,使不同的社会力量汇集到了一起,共同对抗政府。罢工罢市运动也席卷到了其他城市,从6月6日到9日间,长江沿岸都市的商人相继参加罢市,沿江的交通运输都停止了。华北、华东地区卷入这场罢市风潮的有:松江、宁波、厦门、南京、镇江、苏州、常州、无锡、扬州、九江、芜湖、安庆、杭州、武汉、济南、天津、福州。6月10日,沪宁杭铁路工人和各轮船水手全体罢工。北京沈阳铁路上的唐山车站和京汉铁路上的长辛店车站工人也都罢工。所有这些罢工罢市都让北京政府产生了巨大压力。甚至有传言军队也将参与到运动中,站在学生一边。天津制约着北京的经济,天津罢工罢市对北京的社会秩序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事情的发展终于使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政府对社会民众进行了妥协,接受了民众的要求,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三、推动民众觉醒和社会进步的报刊媒体

在传播方式还比较单一的社会,报刊更是对社会运动信息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社会运动作为公共事件,媒体对于运动的报道将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五四运动发生后,消息通过报纸报道,使得社会上更多民众对事件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报道扩大了社会影响力,民众投入到事件当中,推动了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

(一)报刊媒体成为五四爱国运动舆论传播的主角。许多报刊媒体为推动五四运动舆论的形成不遗余力。蒋梦麟在1919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以后,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这些报刊大多是用白话文写的,讨论的问题都是普通大众能看得懂的,这些都为社会舆论的扩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北京《晨报》自“五四”游行就开始跟进报道,大量地刊登学生运动、巴黎和会相关事件、评论性文章、旅京山东同学之决议、曹汝霖章宗祥近况、社会各界的反应等等,直至5月10日,几乎没有其他类的新闻。在报道过程中,他们一直站在了抗议政府的立场。民国时期有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报道形式。天津《益世报》对五四运动报道共有消息127篇、评论28篇、翻译外电6篇、公告启事31篇、公电录要26篇。消息报道的内容多为各团体开会、学生演讲团、学生罢课、抵制日货。评论大多短小精悍,铿锵的评论配合消息,对五四运动进行有力报道。公告启事多为各地的社会爱国团体成立公告和社会各界抵制日货、购买国货启事,例如“本报自今日起关于日商广告一概不收,所有现登广告数家,因前有合同关系,为法律所束缚,碍难停止,一俟期满,一律撤销此布”。电报选录为这一时期特殊的新闻形式,许多社会团体向大总统、政府、南北议和会及巴黎和会专使发去电报,电报内容主题多为要求“力争青岛”“严惩国贼”“释放被拘学生”等等,这些抗争过程都被社会民众所了解。

5月23日后,北京地区支持学生运动的11家报刊都被查封了,其中包括《益世报》《晨报》《京报》。当时另一个具有社会重大影响力的上海《申报》称,这是“北京最近之文字狱”。在《晨报》《益世报》受到打压的情况下,其他的主流报纸承担起舆论传播的责任。上海《申报》对全国各地工人、商人的罢工、罢市作了大量报道。特别是对上海当地的罢工罢市,更进行现场采访关注。《申报》还利用社会舆论推动事件的发展,例如《申报》及时报道了上海总商会领导人致电北京政府,希望由中国任命专使与日本磋商青岛问题,这实际与通过巴黎和会解决山东问题的主流舆论相悖,招致全国民众的反对而停止。上海《民国日报》自5月6日始,开辟“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山东问题大警告”两个专栏报道五四运动情况。5月12日该报又增设“黑暗势力与教育界全体搏战”专栏,连续报道五四运动的进展,主笔邵力子连续多次发表时评,呼吁读者“万众一心”“讨贼救国”。

1919年5月15日,全国报业联合会公开声明拒登日商广告,通告说:“在山东问题未圆满解决以前,对于日商,一律拒登,予以表示我同业爱国之热诚,事关国民公意,务希坚决实行。”号召民众勿忘国耻,振兴国货,不购买或销售日货,并对国货维持会、商帮协会、五业联合同志会、书业商业会等提倡国货的团体进行了宣传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货的出售。许多报刊为民众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几大主流报刊还另立副刊,请民众自由发表意见。例如,北京地区《晨报》副刊《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等,上海地区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有的报纸之前就有副刊,无非是一些八卦娱乐等茶余饭后的谈资,五四运动以后内容逐渐变成新思想新文化的文章了,这已成为当时的文化现象。

(二)意见领袖和进步人士主导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走向。意见领袖和进步人士等通过自身行为影响着社会舆论,推动五四运动的进行。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一个月内发表了7篇文章、33篇《随感录》。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士兵、官员、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应出来反对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陈独秀是言行一致的人,“不能袖手旁观”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他除了参加策划学生的一些集会外,6月9日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上街散发,他和李大钊等编辑的《每周评论》更是持续用全部版页报道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

李大钊亲自参与了“五四”游行示威活动,有人回忆:“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仅仅痛恨卖国贼和日本列强是不够的,“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他认为最终的目的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孙中山先生当时正在上海,听到消息后立刻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并且安排国民党人参与上海的抗争运动。他要求国民党旗下的《民国日报》要做好支持学生的舆论宣传,还以广州军政府的名义向北洋政府发电抗议。在上海就陈独秀和爱国学生被逮捕一事质问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北洋政府最后迫于社会舆论释放了陈独秀和爱国学生。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运动期间一共出版了四期,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提倡民主与科学等。毛泽东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湘江评论》第二、第三、第四号连载。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售完,加印2000份仍不够销,从第二期起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抢购。

在天津,周恩来从日本弃学回国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担任主编,从筹措资金到准备各项具体出版事宜,都由他负责。他撰写的发刊词《革新、革心》,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响亮口号。他以飞飞的笔名发表的《黑暗势力》《讨安福派的办法》《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再问〈益世报〉》等文章,始终在抨击亲日的北洋政府,很有力地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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