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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仰依归

叶介甫

众多民主人士经过中国革命大潮的洗礼,最终都选择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他们的信仰依归。回望革命年代,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救亡图存贡献力量。他们中有的在中共成立以前就已参加革命多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最终都选择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不仅彰显了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而且也诠释了民主党派追求光明的历史抉择。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让我们重温三位民主党派先辈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峥嵘岁月,见证他们投身革命时表现出的坚定信念,以及为实现心中理想而体现出的坚忍不拔意志和顽强奋斗精神,这对于新时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宋庆龄: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宋庆龄(1893—1981),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她青年时代就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定地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她竭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工作,团结海内外一切进步人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世界的和平与民主,进行了英勇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她曾被誉为“国之瑰宝”,是国际上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之日,宋庆龄发表“七一四声明”,抗议国民党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1932年,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和保护了一大批革命者、爱国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还在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之日,宋庆龄等就以筹委会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宋子文(行政院长)、于学忠(平津卫戍司令),对他们在北平“非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的行径表示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释放因抗日救国而被捕的一切爱国师生,“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宋庆龄对革命同志关怀备至。为营救革命志士,她四处奔波,费尽心血。1933年3月下旬,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伙同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先后逮捕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红军将领陈赓以及陈藻英等。宋庆龄闻讯,不遗余力地展开营救。她与杨杏佛带着新闻记者到监狱探望,委派吴凯声律师为他们辩护。罗登贤、陈赓等被引渡到南京囚禁的第二天,她公开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反对蒋介石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反帝抗日志士的罪行。她赞扬罗登贤等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说罗登贤等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她还说:“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宋庆龄曾一再嘱咐史良“要多多注意为被捕的革命同志进行辩护”,“使正义得到伸张,使革命力量得到保护”。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并任主席。这个组织的宗旨与任务是:在抗日战争中,一是“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是“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盟成立不久,就收到诺尔曼·白求恩自陕北贺家川寄来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陈述了八路军的医疗情况、各医院伤病员的情况,强调了医疗设备不足的严重困难,还提出了发展八路军医疗事业的设想。他在报告中深情地说,“我能在此为英雄的中国朋友略尽义务,该是多么快活”。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成员看过这份报告,无不为之感动,并想方设法援助八路军。从此,白求恩与保盟一直没有中断联系。宋庆龄后来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与我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不仅因为他对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而且由于我个人在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内的工作”。

宋庆龄经常给外国机构、组织和朋友写信。她在1939年5月1日写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里,热诚希望国际朋友“支援那些坚决要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土地,并正在敌人后方为新的民主的中国建立根据地的英雄游击队员们”。宋庆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她的封封呼吁支援中国抗战的信函,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国际友人,世界各地的华侨、商人和船主、文人学者、社会名流,包括香港总督,都热情支援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活动。保盟成立一年之内,就从各方募集到捐款约15万港币,还有10辆卡车、数千条毯子,以及包括显微镜和X光机在内的医疗设备、战地临时帐篷等大批物资。对于宋庆龄在抗战期间对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各项事情,毛泽东后来写信对她说:“你对我们的帮助,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2月,宋庆龄宣布自本月起,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简称“中福会”)。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此时,宋庆龄主持的中福会,提出工作重点是援助解放区。由她援助建立起来的原在淮安后移鲁南的第四国际和平医院,经常收到经她细心检查、安排运来的药品。1946年夏,医院又一次收到药品后,华中军区张鼎丞司令员和邓子恢政委当即给宋庆龄写信表示:“蒙赠酒药伍拾箱,已如数点收,深情厚意,至为铭感,特代表指战员致谢。”


人民军隊一直把宋庆龄当作最可信赖的同志。部队短缺什么药品,都由第四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齐仲桓医师毫无保留地开列给她。宋庆龄对齐仲桓的来信,都认真地过目、答复。她在一次复信中说:“你的报告,一向令人感到兴趣。尤其是那张所需物品的清单更为可贵。它可作为我们今后争取物资的参考。虽然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满足你们的需要,但以俟一批急需物资到达后,我们仍将争取把它们运送给你们和其他国际和平医院。”

宋庆龄主持的救济组织自1938年至1948年10年间,共援助解放区建立了8所国际和平医院、40多个分院,有11800多床位。此外,援助解放区开办了好几十个制药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胶东新华制药厂;还成立了几十个医疗队,为千千万万的解放区军民服务。解放战争开始后,中福会克服种种困难,把整吨整吨的手术器械、药物、医学书籍、种子和农业书籍,以及儿童服装,运送给各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医科大学、制药厂、孤儿院和实验农场。

1949年9月,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会上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曾有过三次请求入党经历。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意愿。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暂未作明确答复。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甚为感动,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1957年4月,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讨论研究后更倾向于宋继续留在党外,以便其为党工作。宋庆龄听完意见后,表示理解和接受,此后没再正式提入党要求。

1981年春,88岁高龄的宋庆龄身患重病。3月15日早晨,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后,彭真、邓颖超去看望她。彭真对宋庆龄说:“你虽然没有入党,但党一直把你当作党的一名领导同志看待。”听到这话,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当时邓颖超说:“我们要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党也正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

宋庆龄高兴地说:“好!好!”声音尽管是微弱的,却说出了人世间最刚劲有力的音符。

上午10点,彭真、邓颖超把宋庆龄入党的要求报告给邓小平、胡耀邦;下午3点,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与会同志详细听取了邓颖超关于宋庆龄要求入党的申请和宋庆龄同志的生平介绍,一致通过了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下午6时,廖承志、宋任穷两位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立即从中南海会议室前往宋庆龄住所,把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喜讯告诉她。廖承志激动地握着宋庆龄的手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决定接收您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躺在病榻上的宋庆龄,听到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面露激动之色,目不转睛地看着廖承志、宋任穷同志,再三点头,微笑,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但持续的高烧,使她难以开口说话了。

16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遵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召开了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刚结束,彭真、廖承志就赶赴宋庆龄住所,把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的决定告诉她。17日上午6点半,病榻上的宋庆龄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的消息,她高兴地对守护在身边的同志们说:“听清楚了,谢谢同志们!”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一颗伟大女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紧瞑双目,安然地躺在鲜花翠柏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宋庆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许德珩:“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许德珩(1890—1990),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者。在他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最突出、最鲜明而且一以贯之的,是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许德珩伟大的爱国主义生涯,发轫于青年时期。他早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后被捕入狱,又光荣返校。五四运动中,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陈独秀就有了亲密交往。京津各地学生相互声援,因之又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时有接触。

五四运动以后,许德珩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共产党人的战斗友谊又加上一层思想基础。回国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统一战线中有人动摇了,有人叛变了,许德珩却在此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还和邓初民、马哲民、劳君展等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本社”,意为不忘本,继续坚持与共产党合作。

在此期间,他还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坚持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他把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译成中文出版,这是该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上海和北平等处的大学讲坛上,许德珩讲课名目很多,内容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尤以结合实际见长。九一八事变后,许德珩大声疾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因此国民党军队逮捕了许德珩,后经宋庆龄、鲁迅领导的人权保障同盟派杨杏佛前来营救出狱。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紅军战略转移,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许德珩的热望正集中到经过血与火的千锤百炼而正千辛万苦、艰难北上的革命队伍身上。当他得知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无限欣慰鼓舞。当时许德珩在北京大学任教,已与北平地下党的徐冰同志建立了联系,向他打听陕北情况和需要。徐冰告诉他,陕北当时最缺的是布鞋、怀表和食品。红军在南方穿草鞋,到陕北后天气冷,需要布鞋;怀表是指挥作战的必需品,在陕北买不到;至于食品,红军经过长征的艰难困苦,营养很差。徐冰还说,最近有一辆卡车要去陕北,最好快一点。若不是相知之切、相信之深,徐冰与许德珩能这样交谈吗?于是,许德珩夫人劳君展就在徐冰夫人张晓梅的陪同下,去东安市场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转运陕北送给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收到后写信致谢,信中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高压,把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传送给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遂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当时许德珩正在盛年,自始至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之前,许德珩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与了组织一二九运动的工作。在地下党的授意下,他和劳君展于1935年8月间邀集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教授,其中有徐冰、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晓梅、吴觉先等,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加强各校爱国师生的联系。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彭道真、温建功,还有俞启威(黄敬)从天津赶来,研究部署了分工联系各校的工作。不久,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便爆发了。许德珩夫妇和许多爱国教授都在学生行列之中,尽管棉衣被警察的水龙喷透结冰,仍然昂首前进。示威游行之后,各校纷纷请他讲演,许德珩奔走呼号,不知疲倦。他有一句警语是:“以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现在要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了!”此言道出了形势之危急、前景之悲惨,震撼人心。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为求抗日,把蒋介石扣留西安。北平高校师生情绪激动,主张激烈,而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蒋抗日。两种意见,距离是明显的。于是徐冰与许德珩磋商,并分头联系,邀请各校一些进步人士吃饭,席间由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彭真对大家讲解当时国内形势及党的方针,使大家提高了认识,促使北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健康发展。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恶果愈演愈烈。湘桂两省顷刻丢失,日军直抵贵州独山,重庆动摇,一夕数惊,盛传迁都西昌。许德珩此时一方面在国民参政会上配合中共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和夫人劳君展与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潘菽、梁希、黎锦熙、涂长望等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讨论时局,呼吁发扬五四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

1945年抗战胜利,8月,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许德珩高兴至极。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请许德珩夫妇吃饭。大家回忆往事,畅叙别情。他们向毛泽东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深为赞赏,勉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说:“我们担心人数太少。”

毛泽东笑着说:“人数少不要紧,你们都是些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

毛泽东的关怀在1946年就变为现实,“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在九三学社创始及以后的若干年间,“中间路线”在一部分人中颇有市场,而九三学社没有沾染,这和许德珩一贯信奉马克思主义,多年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大有关系。潘菽、梁希、涂长望等思想相同,共成其事。

九三学社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一直站在支持共产党的立场上,反对国民党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对此,周恩来曾评价说:“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攻占张家口;撕毁政协决议,下令立即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许德珩在抗战期间是参政员,因此是伪国大“当然代表”。他立即发表谈话说:“若非各方面的协商一致,我个人不拟赴京参加。”旗帜鲜明地响应了中共反对片面召开“国大”的主张。

1947年2月,国民党彻底破坏和谈,强迫各地中共代表撤退。中共驻北平军调部的代表撤离前夕,叶剑英约请民主人士吃饭话别,九三学社参加的有许德珩、袁翰青、叶丁易、孙承佩等。叶剑英分析了局势,充满信心地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与大家再见面。”许德珩和在座的人士深受鼓舞。许德珩讲话,表示要坚持斗争。饭后,徐冰详细向许德珩传达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讨论了配合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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