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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恽代英论“初心”

人类生存无目的亦无价值 人类无目的而生存,无目的故无价值也。

求幸福求最大之幸福,乃人类权利,非人类责任也。实践各种道德行为,乃至为求较大之幸福而牺牲较小之幸福之行为,亦人类之权利,非人类之责任也。

——恽代英 《我之人生观》(1917年3月7日)

欲救国家惟有力行 吾意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苟能切实而勇猛以实行矣,无须口说也,无须争辩也。何故无须口说?吾人责任之所在,以及道德上应为之事,普通之人,多少皆有所知,故无待口说,以诏谕之,所患彼知而不行耳。夫以口说为必要者,不过欲使人知其责任及应为之事耳。彼既知之矣,则口说为不必要。彼虽知而不行,则虽口说亦何益乎?且责人严而自待宽,口尧舜而身盗跖者众矣。吾等只知以唇舌劝人,在吾以为未始非尽责任之一道,他人则以为道听途说,欺世盗名而已。故吾方与之语,彼已猜疑我已鄙厌我,而尚望言语之有效乎?吾等试思但凭唇舌以劝人,其可谓为收效者有几事,而尚以为口说为不可少,岂非妄乎?布尔真孤曰:模范比教育其入人心尤深且速。苟行为可以为人模范,何患他人之不从我,何取于高谈原理以自矜濬哲哉。

——恽代英 《力行救国论》(1918年11月)

吾等求学以为我中华民国利益 惟是吾等求学,以为我中华民国利益耶,抑为大日本帝国利益耶?若是国可亡,吾等除读死书外,不可说一句话,做一桩事,不然便是犯学规,便是违国法,吾诚不知吾中华民国之学生,亦为国民耶,亦为人类耶?我亲爱之官长,我亲爱之管教员,我亲爱之四万万同胞,吾等同为轩辕黄帝之子孙,邦交固不可不顾,然亦未可只顾邦交,竟将国内苟延残喘的正气,摧残压抑以至于罄净也。

——恽代英 《武昌学生团宣言书》(1919年5月10日)

唤起国民爱国热诚 生等因外交之危险,惧国家之复亡,于是投袂而起,继京沪学界而组织武汉学生联合会,以唤起国民爱国热诚,一致对外及提倡国货为宗旨。理由正大,中外共知,报纸宣传,久闻国内,即我督军省长亦莫不洞察生等之救国宗旨也。但武汉人民众多,五方杂处,恐以生等之热忱,种善因而得恶果。故将已公决之游行演讲团,暂從缓议。其他关于救国大计,如提倡国货及以言语文字发表爱国之精神等项,则志在必行。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生等受国重恩,投身学界,被教育之熏陶,念国耻之大辱,无日不以投效国家自期许,即推究国家作育人材之意,亦莫不期国民报效国家为主旨。上而政府,下而国民,既同此怀抱,则生等此举庸可非乎?

——恽代英 《湖北全体学生上督军省长公函》(1919年5月12日)

理想靠奋斗实现出来 所以我们的新生活,不是只顾小己幸福的;我们的营业,更不是只顾牟利的。我们乃是就今天自己力量所及,确立一个有幸福的生活,而且亦结成一个有能力的团体,永远向社会开发;如此的前进前进,一直到我们的理想,靠我们的奋斗实现出来。

——恽代英 《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1919年12月)

只愁我们不能革命 我的意思,不愁世界上没有革命机会,只愁我们不能革命。不愁世界上没有人起来革命,只愁革命收不到好效果。……我很可惜每每只见做破坏事业的人,能纯洁、勇猛、牺牲。一谈到建设事业,那种勇气便没有了。我的盼望,要能有个赤诚的团体。在企谋建设的中间,与企谋破坏的人,一样纯洁、勇猛、牺牲。有了这样团体,无论社会上有革命事业发生与否,无论他们参加革命活动与否,他们从根本上总可以给社会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这样团体的实现,比革命的实现还急要。

——恽代英 《革命的价值》(1920年10月10日)

社会主义的社会将供给人民以幸福与安定 一切有眼光的人,都看熟了,共产的社会中,无论是在印度法国美国都有那种可注意的,那种特属于他们的平和信任平等的情况。他们没有市价升降的烦恼,自己有生产工具,自己可以自给。他们照所需要的规划工作。他们预先知道他们所盼望的。但这种共产社会,还远不配说是十分安定。他们管理自然的力量很微,而社会亦很小。若不幸牲畜病倒了,禾稼荒歉了,水旱等灾患来了,全部便受他的打击。但社会主义的共产以国家的疆界,以科学的结果为帮助,他的立脚是比较何等的坚固呢?……社会主义的社会,将供给人民以幸福与安定。

——恽代英 《阶级争斗》(1921年1月)专家解读:“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被周恩来称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早期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

提出“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的人生观

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就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它把人的生命活动历程看作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把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看作是人生的崇高目标和最大幸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社会所尽的责任和所作的贡献,人生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努力为人民服务,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精力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早期共产党人所做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就是引导中国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其方法或集会讲演,或刊行出版物和小册子,并特别讲述中国政治情形及其他种种情形,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其实,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恽代英就提出了人生观的问题。这年1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思得‘人生目的问题,可列纲目如下:一、人生本由偶然非有目的。二、人生无目的故无价值。三、人生无价值而不死者以人畏死或不欲死,故此外无其他高尚理由。四、人畏死而求生,则必须牺牲小幸福以求大幸福,即为自利而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凡正义观念均由此起。”在这里,恽代英已经认识到,人生只有有目的才会有价值,人生要想有价值,必须牺牲满足个人利益的“小幸福”,而追求有利于社会、国家、天下的“大幸福”,认为这是正确人生观的起点。这时,恽代英刚刚22岁。

此后,恽代英对上述“纲目”详细论述,写下《我之人生观》的长文,刊于3月7日、5月7日《光华学报》上。恽代英认为,人生观的核心是价值观、生死观、苦乐观、善恶观。文中用大量篇幅回答人为什么而生这一根本问题,他首先提出:“人类何为而生存乎?人类之生存究有如何之价值?”他说:“人类无目的而生存也,无目的故无价值。”意思是说,人出生是没有目的的,否则就无法回答人是什么样的目的而投胎。他写道:“所谓目的者,意志活动之一种结果。而意志活动,乃人生后天心理之进化。”也就是说,人生的目的是后天才有的。

关于生死观,也就是回答为什么而死的问题,恽代英认为:“吾人为生存而求福利,为求福利而践履道德,今又为道德而牺牲生命,则吾人之生存,究为如何之目的耶?又何为而践履道德耶?……凡吾人践履道德之时,多少不免于自己福利上有所牺牲,然皆牺牲较小近的福利,而企求较大远的福利,如此乃不背生存之道也。”在这里,恽代英的思想虽未摆脱封建社会个人利己主义的影响,但他提出“牺牲较小近的福利,而企求较大远的福利”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上,也是主张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等。


关于苦乐观,恽代英指出:“吾言人生目的,必涉及苦乐之真意义。”“苦乐皆属于主观,而非属于客观……试观同一事,而甲以为可乐,乙以为可苦,甚至同一人,而今日以为可乐,明日以为可苦,从可知视苦乐为客观之谬矣。”也就是说,苦与乐完全是人的主观感受。恽代英也分析了中国人多苦的原因,他认为:“大抵天下人之所以多苦,皆以求而不得之故。而所以求而不得者,则以所求过奢故也。今人有为不得无益之衣饰,不得无谓之虚荣,而感其苦者。此等之苦,皆求者之自取也。夫无益之衣饰,无谓之虚荣,本不须得之物。而亦不易得之物,今以一时之私欲,必欲得之,则何怪其不得而苦哉。彼诚不欲得此,则亦无所谓苦。故曰:此等之苦,皆求者之自取也。”即是说,很多人之所以感到生活的苦,是因为欲望过多、过高,一旦达不到就感觉苦。那么怎样对待苦与乐呢?恽代英指出:“我意一方面扫除社会间一切不平均不合当之事,一方面打破个人一切过分之欲望,于是人间而天堂矣,何苦之有?”在恽代英看来,要解决人间之苦,就要不懈努力,扫除社会不公,同时,也要合理确定个人欲望。这些观点虽然还没有達到为革命以苦为乐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境界,但对于帮助人们排解苦难情绪,校正人生坐标有其积极的作用。此后他继续探讨苦乐观的问题,1919年7月4日,他在给中华大学附中学生卢吉珊的信中指出:“人间之苦,看得似乎极多,究竟有何苦可言,苦乐都由心造。生老病死惨痛之事,都人生所应有。我们只尽力为人类扫除干净,我辈借此事心有所托,情有所发,血有洒地,力有尽地,亦自然忘自身的痛苦,且能愉快奋发,病情亦减少。”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这一观点,他举例说:你问人生正当的希望,是求快活,还是求痛苦,这是很难说的。你们打足球的时候,因为你们跑,你们踢,你们困乏而流汗,旁边的老婆婆说,“你们真是自寻苦恼啊”。这是痛苦呢?还是快乐呢?你们游山的时候,爬了一坡,又爬一坡。正在爬的时候你真说不出那是苦还是乐,只觉得筋血流畅爽快罢了。爬上去了便会快活,然而这样的快活只是几分钟的事,以后便要再爬一坡,不然你便会不快活了。人生便是如此。他只是一个打球的,球落在脚上,固然要全身吃力,然而惟其吃力,乃能快活。倘若球永不落在脚上,便无聊之极了。我们的困难阻碍,正像山坡一样,爬了一个,又有一个。但是我们只要肯想方法去爬,我们只要肯爬上去,便总可以有筋血流畅爽快的好滋味。这些观点已经把人生的苦乐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认识到为社会奋发作贡献能够减少痛苦,生活得愉快,这是正确人生观、苦乐观的开端。

关于善恶观,恽代英认为:“凡道德之行为,其结果常足以致自身之利益,故凡为自身谋幸福者,自然趋而为善。”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恽代英指出:“吾人善之观念,乃由吾人祖先之遗传,社会之习惯,自身之经验,与心理同情之作用相混合而生产之物也。”他进一步解释道:“惟其根本于经验与同情,故所谓善者,即吾人幸福即吾人最大幸福之所托矣。吾人欲求幸福,断无反对之破坏之之理。”“善之观念,有成于社会之制裁者。如有利于社会之事,社会则称誉之,遂因目之为善。若害于社会之事,社会则排斥之,遂因目之为恶。”这就是说,善恶观是由先天遗传、社会习惯、自身经验综合作用的结果,人追求自身幸福的欲望,必然产生善念或恶念。善念会得到社会的赞誉,恶念会得到社会的反对。只有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也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较早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恽代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立志教育救国”到献身马克思主义

恽代英同绝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一样,也是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反复陈述“择校谋生”“立品救国”的思想。他认为,拯救国家,必须养成善势力。而善势力的养成,首先在于改变社会风俗,“正风俗为救国第一要事”,教育则是正风俗的“一种手段”和“唯一切实的工具”。为此,他写下了《论统一的教育行政》《改良私塾刍议》《小学校职业教育实施法》《中学改制论》等文章,阐述了他的教育观。1918年5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尝思,果有机会可服务母校,当以养成学业一贯之人才为宗旨,将使此校为中国有名之大学,亦即因势成事之意也。”“因势成事之意”就是救国,可见,这时他已经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想。怎样才能救国?恽代英十分注重智育的教育。智育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学生应有广博的知识,不仅要有丰富的普通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掌握一些生产的知识技能。(二)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必须是比较完全的而不是片面的;知识不仅要从书本中学,还要从实践中学。他痛斥那种视读书人为万能者的谰言,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学校培养出的只从书本上学,只知纸上写的知识的白面书生,实是无用的代名词。他特别强调知识要能为社会服务才是真知识,鼓励学生到社会中学习独立做事的本领。为此,他还设想过办社会服务研究班。当时,“教育界简直是千孔百疮,教育制度有许多谬误,教科书有许多劣点”,教材和教学方法不是沿袭封建蒙馆的一套,就是抄袭日本、西欧的一套,“其中有许多不合国情时势的地方”。针对这些情况,恽代英十分注重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他对注入式教学深恶痛绝,斥为“成贼灵性的教育”,主张启发式教学。他深入教学领域,在教授英文、国文中大胆探索,采用启发式教学,收效明显。恽代英早期教育观及其教育实践,是他早期进步思想及其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这一时期的教育观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他还不懂得要根本变革社会,首先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而是不切实际地夸大了教育的作用,提出教育是改造社会唯一切实的工具,以及通过教育达到平等、德爱、劳动互助的社会目的。但是他教育学生应该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拯救国家的运动中,主张学生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力主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恽代英的新世界观开始萌芽,他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此,他在《复复初》信中提出:“代英所觉为重要之事,在唤醒工商界及多数平民。此其方法:(一)用报纸发表时事,以有系统之叙述,有眼光的批评写出之,使工商界及平民知有国家而爱之,知有武人政客之罪恶而渐廓清之。”这表明他正在突破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桎梏,这是他思想开始飞跃的起点,也为他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到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酝酿建党时,恽代英已经看清了旧式教育的各种弊端和社会根源。1920年3月,他在《平民教育社宣言书》中指出:“现在我国的弊端最大的莫过于教育未能普及,实业未能振兴,所以才至于贫弱,受别人的欺侮,受别人的侵略,我们忍气吞声莫可如何,现在要医这个弊端,只有从实业、教育两方面着手。”在这里,恽代英把国家孱弱、中华民族饱受外国列强侵略的根源归结为教育未能普及,人民尚未觉醒。那么,是哪一个层面的教育问题最大呢?恽代英认为问题出在高等师范身上。他指出:“从教职员方面说,第一件不该的事,便是不该只将高等师范当一个寻常的学校办,完全不注意高等师范与中学教育的关系。”“第二件不该的事,便是不该只养成一般学生为适应眼前的人,不能养成改造成理想社会的人。”“第三件不该的事,便是不该只知注意学校的便利,不顾社会的利害。”对于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恽代英认为:“第一,應该预备做教育家。”“第二,应该预备做中学的教育家。”“第三,应该预备做改进的中学教育家。”他指出:“因为现在的中学教育,无论是宗旨上、训育上、课程上、教科书上、教授法上,都有许多的谬误,许多的应该改进的地方,怎样改进?是高等师范学生应该研究的,而且应实行的惟一的问题。”至于怎样“预备”,恽代英说:“第一,应该至少看教育学与分科功课,一样重要。第二,应该多用力于进步些的观察研究,比书本上的学习更要紧。第三,应该以中学教育为学习研究的中心。第四,应该注意功课的能使人了解,比自己了解更要紧。第五,应该注意各学科互相联络的方法,比一学科的深造更要紧,所以应该多求普通些的知识。第六,应该彻底了解自由平等的真谛,预备牺牲自己的便利,发展中学生应该发展的,无论便利教职员与否的精神。”他说:“总而言之,高等师范的教职员及学生,都应该有个彻底的觉悟。应该知道他们在分工的社会里,所负的责务;应该知道他们的责务,不是什么可以轻心以掉的事。因为他们的事业,于社会直接发生利害关系,至少于他们的学生几百人家庭前途,直接发生利害关系。社会很恳切盼望有进步些的教育,所以他们的责务,不是仅仅能供给社会与现在同等的教师,便算满足,必需能供给许多有改进知识及能力的教师。因为现在教育,——至少中学教育,——完全立脚于谬误根基之上。”

在早期共产党人筹备建党期间,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恽代英的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那时,他想得比较多的是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1919年秋,盛行日本的新村主义经周作人介绍传入中国,引起我国正在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和浓厚兴趣。恽代英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设想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并于1919年底发表了《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宣言指出:“(一)于城市中组织一部分财产公有的新生活;(二)创办运售各种新书报以及图书国货的商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两件事呢?笼统的说起来,我们恳切的盼望:(一)有一个独立的事业;(二)有一个生产的事业;(三)有一个合理些的生活;(四)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的机会;(五)有一个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六)有一个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的大本营。”宣言的指向就是他们当时创办的利群书社。书社的创办客观上为新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书刊发行到了武汉,吸引了各界青年,恽代英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他写下《论社会主义》一文,初步地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文章指出:“现在的社会主义,初不过一般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要求一个改善的法子罢了……这种浅见的感情的社会主义,不但易于提倡,而且易于传布。”他还从生物学理上论述了社会主义,指出:“我们就生物学理说,社会主义是当然的。因为宇宙的大法是注重大群,不注重小己的;就经济状况说,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分工的结果,人类生活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这样可知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劳工的不平之鸣,不仅是被掠夺者的企图报复的举动。这是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圆满根据的一种人的运动。一切社会主义的运动,都须从这一点着眼,才可谓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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