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哲学文化思考

唐舒龙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必须”,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作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新的重大判断,强调必须要“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这一科学总结和判断,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驾驭现实,以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思考彰显了坚定的政治自信和政治定力,将我们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全新高度,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一、基于历史镜鉴,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历史考验。“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1]p234进入新时代,我们唯有不断汲取世界各国政党治理和建设的经验智慧,总结教训,把握规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从世界政党治国成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当今世界已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当代社会最主要的治理形式是政党制度,最明显的治理工具是政党。纵观世界历史,古巴共产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政党在本国长期执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从严管党治党,勇于自我革新,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生命力。反观曾连续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等世界大党,在其执政最辉煌的时期轰然垮台,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导致失去民心,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分崩离析。在总结世界政党治国成败得失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2]因此,要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坚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扛在肩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挫折看,管党治党不力是人亡政息的重要原因。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管党治党坚强有力,其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反之,则遭遇挫折,陷入低潮。《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p413在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列宁领导俄共(布)“从严格党员标准、严肃党的纪律、严守法律法规、严密监督体系等方面对从严治党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宝贵探索”[4],正是这种严格的管党治党,使俄共(布)取得稳固执政地位,并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高潮,东欧、亚洲和拉美等地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成立。然而,从严治党不可能一劳永逸,执政地位也非一成不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执政党逐渐放松了党的自身建设,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政权“大地震”,曾经连成一片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在短期内出人意料地土崩瓦解[5]p16-17。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惨痛教训一再警示,不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必定逃不脱历史周期律,必定“人亡政息”。

(三)从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看,全面从严治党是永葆活力的红色密码。不同的历史阶段,党拥有不同的历史使命,面临着不同的历史考验。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6]p235-236从一大制定党的纲领开启党纲治党,到二大《党章》单列“纪律”一章维护队伍纯洁;从革命战争时期以严明的纪律作风推动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到赣南苏区时期培育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从延安整风运动实现党的空前团结统一,到以“赶考”精神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再到改革开放40年来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成为全党上下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历史一再证明,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

(四)从新时代历史方位看,全面从严治党是保持领导核心地位的关键抉择。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各方面,真正做到要求严、措施严,对上严、对下严,对事严、对人严”[7]p8,管党治党取得卓著成效。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依然复杂,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复杂,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依然存在,各种考验、各种危险依然严峻复杂。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不忘党的初心,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形成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8]p14。二、基于哲学原理,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必由之路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力量,实现长期执政必须不断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从质量互变规律看,全面从严治党形势紧迫。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如果问题在量变阶段没有抓紧解决,发展到质变阶段就危险了。管党治党也是如此,倘若治党不力、不严、不全,腐败的流毒就会逐渐蔓延,侵蚀党的执政之基、削弱力量之源,严重危及党的生命。因此,治党必须全面从严,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政治和党建等领域的重大风险,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监督挺在前面,贯通运用“四种形态”,精准科学监督执纪问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以防小错酿成大错、“好同志”褪变为“阶下囚”,防止出现集体腐败和塌方式腐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要充分认识量变引发质变的危害,清醒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始终保持一刻不停歇的紧迫感、一点不放松的责任心。

(二)从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看,全面从严治党充满斗争。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对立的因素总是处于斗争状态。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于同否定削弱党的领导的一切行为作坚决斗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要与片面性作斗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特别要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不断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与“宽松软”作斗争,坚持“严紧硬”,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要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坚决查处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等问题,形成全党上下合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局面。

(三)从事物螺旋式发展规律看,全面从严治党任务艰巨。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总是艰难曲折,甚至在某个时期出现反弹,阻碍新事物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反复较量,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都反映了发展中遇到的旧事物反扑,甚至是旧事物对新事物的毁灭性重创。列宁曾指出,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意识及其影响,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内部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根源[9]p22。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但影响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的消极因素尚未根除,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四大危险”“四大考验”依然尖锐,改革中仍然存在各种深层次矛盾,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必须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更加自觉地以斗争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四)从事物普遍联系规律看,全面从严治党事关全局。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原理,要求管党治党必须有整体思维、从全面出发,正确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支柱,也是实现前面三个全面的重要保证。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切实提高管党治党的全面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着力增强创造性和实效性。在整体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的同时,既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重点解决好党内出现的新问题,又要坚持固本培元,全方位培养健康“土壤”,为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提供良好环境。三、基于文化传承,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华文明焕发时代精神的实践重点

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0]。正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尊崇和自信,党中央英明果敢地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

(一)扛起兼济天下的政治担当,有利弘扬天下大同文化。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世界的一种价值取向与人生哲理,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大同”的思想根基是“仁”。正所谓“仁者,爱人”,以广博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坚守的信义,关爱他人、社会以及周边环境,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由党员清正带动干部清廉、追求政治清明,彰显了执政党对社会风尚的引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切,是共产党人传承天下大同文化的生动实践和时代体现。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利弘扬重民亲民文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盘庚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到孔子的“爱民”、孟子的“贵民”、荀子的“民水君舟”,再到汉唐以来的民本论,民本思想历代相传。得民心者得天下,治天下者靠民心。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保持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深情。进入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党心民心。历史和实践证明,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贯彻民主集中制度,有利弘扬自省博取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主张“吾日三省吾身”,一直延续到明代王阳明主张“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11]。经常反省、自我修正,辨察、纠正其中的丑恶,修养高尚的道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的领導人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将“自省”提升到“自省博取”的高度,并在经过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管党治党优良传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各级组织通过自省博取焕发强大生机,广大党员干部自警自省自律内化于心、外化为行。

(四)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利弘扬隆礼重法文化。“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在我国古代,将尊崇礼制作为治政之要,将推崇法制作为治国之道,逐步形成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明德慎法”[12]治理方式。宋朝宰相王安石认为,欲使官员廉洁,仅仅“饶之以财”是不够的,必须用纪律和制度进行约束[13]p205。尤其对官吏严加管理,毫不手软,不惜用“身死而家灭”的高压政策,使官吏“不敢为非”[1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用严明纪律规矩管全党治全党,让党员干部不断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凝聚起全面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磅礴力量,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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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3.

[11]陈增辉.王阳明教育哲学中的独到主张及其现实意义[J].东方论坛,2000(1).

[12]宋学来.我国传统文化的廉政特质及其当代提升[J].理论探索,2016(4).

[13]王同君等编.中国历代廉政思想教育读本[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14]卜宪群.继承弘扬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N].光明日报,2013-05-23.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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