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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的武汉缘

邓涛


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他为了可爱的中国,“求真悟道甘清贫”。他在武汉时,激流勇进、奋斗不止,矢志求光明。他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如诗如画一样壮美。方志敏在武昌当选全国农协执委

1927年3月下旬,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方志敏在武汉出席湘、鄂、赣、粤等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会议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着重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以及武装农民,扩大政治斗争和建立全国农协组织的问题。据当年4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3月30日,粤湘鄂赣等省农民协会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军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彭湃、易礼容、陆沉、萧人鹄、方志敏13人为临时执行委员,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就职视事,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会议期间,方志敏以浓厚的兴趣阅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感其论述十分深透。方志敏在会上作了发言,分析江西农民运动形势,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农民运动的倒行逆施,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还应毛泽东的邀请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发表演说,介绍江西农民运动的情况。

方志敏与毛泽东的这次相逢,是他俩第三次见面。第一次是在1926年4月下旬方志敏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身份到广州出席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期间。随后,他又参加了1926年5月1日开幕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同中共广东区委农民部长彭湃见面并交流工作。第二次见面是在南昌。1926年11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由上海到南昌,方志敏以中共江西地委农工部部长、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负责人的身份接待了他。两人交谈中,毛泽东提及要在武昌开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方志敏表示一定全力支持。

1927年2月下旬,方志敏致电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称:江西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江西AB团(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首领段锡朋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企图把农协夺到他们手里,如何对付?毛泽东复电说: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经过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斗争,AB团没有得逞。大会选举方志敏等13人为省农协执行委员,方志敏为秘书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有赣籍学员149名

1927年3月7日,鉴于江西、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及东北三省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到的学员已有400多人,农讲所常务委员会(常委共三人,毛泽东、邓演达和陈克文,实际是毛泽东领导)决定先期开班上课,以应各省之急需。聘请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季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本期讲习所根据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共设28门课,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本届农讲所增加了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土地问题、武装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四小时。“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此前,方志敏排除国民党右派阻挠干扰,将149名赣籍学员送到农讲所学习。

据武昌农讲所纪念馆编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农讲所的江西籍学员有李骏(于都)、程伯谦(横峰)、肖大鹏(于都)、黄剑峰(于都)、陈豪(于都)、廖琛(万安)、廖贵潭(南康)、陈秋光(修水)、陈慕平(宁冈)、李士毅(武宁)、赵浩卞(宜春)、熊祖沐(德安)、易道明(乐安)、项春福(横峰)、肖凤鸣(信丰)、郭梅(吉水)、桂朴(临川)、蔡菊圃(金溪)、叶步青(铅山)、汪佑春(上饶)、彭皋(弋阳)、黄石子(星子)等。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1927年3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开会骗捉他,一再逼迫他签字下令解散赣州总工会.面对敌人的枪口,陈赞贤答道:“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老羞成怒的反动军官向他开枪。烈士身中18弹,临终前不断高呼“打倒新军阀”“赣州总工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奉蒋介石密令杀害了陈赞贤,制造了震动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此为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起点,也是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先声。同月13日,方志敏签署江西省农民协会通电并发向全国,强烈抗议蒋介石制造“陈赞贤惨案”。惨案发生后,江西各团体即组织惨案委员会,并由南昌市党部胡庭玖、江西省农协代表方志敏、学联代表张佩兰、妇女代表周冶中、商协代表曾振五、工会代表陈毅等,组织请愿团赴鄂请愿,于18日至湖北省党部请求援助。此前一天,17日,刘少奇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的代论。指出:“现在江西反动派十分猖獗,已经在总司令的面前有军官枪毙工会委员长,这件事的发生,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國革命民众严重注意。……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枪毙凶手,肃清一切反动派,保护真正工人的工会,并从优抚恤死者。”代论认为,这件事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党部肃清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达到国民革命的完全成功。


1927年3月30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武汉的抚院街召开了湘、鄂、赣、粤、豫农民代表联席会议。

赣州惨案后,农讲所众赣籍学员渡江到汉口的南洋大楼国民政府请愿,一路高呼口号,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求中央政府致电责问蒋介石。5月,学员们参加了平息夏斗寅(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宜昌叛乱、保卫武汉的战斗,经受住实战考验。有的赣籍学员如程伯谦等在农讲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些学员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3月26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员工,对蒋介石及其仆从蹂躏党权、摧残农工,制造赣州惨案等异常愤怒。当天上午,全体学员800人齐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保护农工民众,依法惩办蒋介石等,肃清一切反动分子。下午,农讲所召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1927年初,阳新的工农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以阳新旧商会会长朱仲炘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在蒋介石反共气焰日益嚣张的驱使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七”惨案,烧死阳新县9名工农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毛泽东发表演说:“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厉兵秣马,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

此后,国民党中央举行了常委扩大会,对江西事件作出决议:停止江西省党部执监委的职权,听候查办;委派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王枕心等8人为中央特派员,代理行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职权。4月上旬,方志敏从鄂返赣,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开始代行省党部职权。1927年4月至5月,方志敏在汉出席中共五大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半个月的非常时期,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王荷波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出席大会。中共五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有不少建树。

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的《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一书记载:“(1926年)在湖南我(毛泽东)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毛泽东)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毛泽东)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毛泽东)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到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毛泽东)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毛泽东)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毛泽东)的意见。”1936年,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忧国忧民的青年毛泽东,独步徘徊在黄鹤楼前,直面滔滔奔涌的长江,吟诵“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本来,中共五大期间面对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有一肚子话要说,会前就曾和彭湃、方志敏沟通了意见,可是陈独秀对于他的农民运动新论不但不予理睬,反而拒绝其列入大会议程。“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毛泽东)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西行漫记》中写道:“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内中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国民党中央搁置起来。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五大之后,革命形势愈来愈恶化。夏斗寅叛变后,中共中央仍未意识到要以武力应付突发事变。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長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长沙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称“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各持己见,中央政治局各常委也是各执一词,争争吵吵拿不出统一的意见,听任事态发展。结果,不久又发生了江西的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事件。6月5日,朱培德下令停止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活动。收缴了自卫军的枪械,搜查了方志敏的卧室,强令袁玉冰、方志敏等24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限期离开江西境内。当时省委决定,方志敏不去武汉,先转移到省委机关暂住一段时间,继而到吉安去做农民运动工作。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门

7月15日,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汪精卫终于撕下其“左派领袖”的伪装,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即在两湖地区大肆搜查、屠杀共产党人。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1924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宣告失败。方志敏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到赣东北老家,开始了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中共五大、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协……武汉是华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革命时期有着“赤都”之誉。方志敏在这里留下丰功伟绩,用碧血丹心谱写了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光辉篇章。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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