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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工委委员、书记,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1980年3月平反。

 李立三论“初心”

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1920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

——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1952年填写)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李立三 《元旦试笔诗》(1917年1月)

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也到过黄浦江头,也到过潇湘水滨,也到过幽燕,也到过洞庭,今天吹我到西天来了,呼吸那自由的空气,瞻仰那自由的女神。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作一个幸福的新国民。

——李立三 《留法偶咏》(1920年)

最后胜利是工农的我们工农创造人类衣食住,不工作的资产阶级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是工农的。

——李立三 《工农联盟歌》(1922年)

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才有光明我们唯一的生路,只有与劳动阶级携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杀一个七出七进,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然后才有光明。

——李立三 《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1921年2月19日)

坚持马克思主义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法,这是不太明确的。

——李立三 《对世炎的回忆》(1960年9月3日)专家解读: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李立三是党的一大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早期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推动当时江西、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救国思想的转变

李立三的救国思想萌发于少年时代。1906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刘道一、蔡绍南和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人领导了震动中外的萍浏醴起义。起义很快失败,很多革命志士被清政府所捕杀。但是,这次起义的影响却长久地留存于醴陵人民心中,一些同盟会会员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李立三读书的学馆中,就有一个比李立三长9岁的名叫孙小山的“坐问学生”,他时常利用课余散步的机会给李立三等几个蒙童讲革命故事。李立三就是从他的口里第一次听到了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李立三后来回忆说,孙小山慷慨激昂的讲述“极大地震动了我刚刚八九岁的童心”。

1905年,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一起,发布取消清国留学生的规则,直接禁止中国学生在日本参加有关的爱国活动。秋瑾非常气愤并和8000多中国留學生一起,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同中国驻日大使汪大燮进行交流,但汪大燮并未理会秋瑾。秋瑾看到祖国的沉沦和满目疮痍,为了直接扑向革命实践,毅然归国。在归国途中写下《黄海途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一诗,诗中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句,抒发了自己把革命进行到底、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定决心。秋瑾的救国思想对李立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诗成为李立三一生的座右铭。

1915年,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把周围12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办成一所省立中学,李立三开始来到长沙读书。这时结交的一个要好朋友,就是浏阳来的罗嗷阶,也就是罗章龙。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同毛泽东交上了朋友。李立三接受了罗章龙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作自我介绍。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他们见面不谈客套,就态度严肃地讲起了对国家大事和读书修身的看法。毛泽东虽然也是一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但比李立三大6岁,李立三觉得毛泽东已经是一位大先生,而自己则是一个刚从县城里来的小学生,因而十分拘束。他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他的一个征友启事,只得了三个半朋友。李立三就是毛泽东这时结交的半个朋友。这件事不管对毛泽东还是李立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专门谈及此事,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写道: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建议”。李立三这次与毛泽东的交往,虽是一面之缘,但毛泽东提出交友条件“对爱国工作感兴趣”,不怕“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能够选中李立三,说明李立三当时已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思想倾向爱国。

中学毕业后,李立三滋生出“武力救国”的思想。1917年1月,李立三毅然投笔从军,到程潜的护国军当了一名士兵。在投军前夕,他写下《元旦试笔诗》:“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这首诗表明他的救国心志。然而,李立三没有从中看到救国的希望。那时的军队并没有成为国之重器,却由于军阀混战,搞得民不聊生。1918年奉军打到醴陵,大肆烧杀淫掠。李立三父亲李昌圭为了躲避战乱,带领家人逃难来到萍乡、宜春交界的太平山。面对此情此景,李立三赋诗《怀归》:“连天烟雾掩黄岗,羁旅怀归百断肠。乳燕呢喃惊客梦,栖鸟群集趁斜阳。袁山到处篁丛绿,庄埠连阡麦正黄。浸道桃源多逸趣,应知故国有流亡。”这首诗描写了战乱给社会安定、国家建设带来的严重影响,表达了李立三对“武力救国”的失望。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在群众大会上演讲

这一年,李立三还作另一首诗《望月不见》:“今夕不见月,万里关山黑。我乃断肠人,对此增凄恻。前年今夕客潭州,浮云相侵常出没。去年今夕羁经戍,黑气漫天伏光匿。今年今夕复不见,使我温泉悲落魄。我命固多舛,汝何频抑抑?相知我最深,相见复相惜。相处二十年,相对常默默。见汝我泪垂,别汝泪痕赤,吁嗟夫!今夕望汝汝不来,明年今夕相遇何方测。”这首诗再次表达了李立三对兵荒马乱,国家一年不如一年,老百姓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忧郁心情。此后他开始放弃“武力救国”的念头,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路。

1918年秋的一天,已是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文书的李立三,奉连长之命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不料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李立三观棋引起了程潜的注意。李立三不敢在这个司令官面前逞能,一再推说不会下。但程潜不依不饶,李立三无法,只好坐下与之对弈起来,并赢了程潜,程潜立即对他刮目相看。从此,程潜对李立三很为器重。不久,他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这么年轻就当了兵可惜。就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这与此时李立三的想法不谋而合。此后,李立三告别军界,于1919年春到达北京。而这时,程潜给他的纸币,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值,已所剩无几,根本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如破土的嫩芽茁壯生长,大批有志青年正在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正当走投无路之际,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他也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前往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经过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接受着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了坚定不移地寻求革命道路,预备班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竭力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路费,然后转往上海……走上了靠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道路。

回顾这段经历,李立三曾说:“那时的确想救中国,但是应该怎么闹革命,是弄不清楚的,后来到了法国,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在赴法勤工俭学中树立共产主义信念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有志青年产生了到国外寻求拯国救民之道的愿望。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阻挠、封锁下,当时要去苏联是困难重重。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力物力损失严重,急需从国外得到补充,法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这给中国有志青年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由当时正在旅法的蔡元培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等,提倡、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的具体组织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很快形成高潮。从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90名学生在上海登上旅程起,到1921年2月25日,共计有20批1600多名学生通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法国。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47名赴法留学生,登上了博多斯号轮船,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征程。船到新加坡时,他写下“今朝呕倾心头血,添得海涛千丈深。大陆神州波洗尽,蓬瀛三岛水淹没”几句诗寄给家里,描述了旅途中船小风大、颠簸之苦,暗含着不怕困难、寻求真理的坚定决心。这种思想到达巴黎后表达得更加明确。他在《留法偶咏》一诗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也到过黄浦江头,也到过潇湘水滨,也到过幽燕,也到过洞庭,今天吹我到西天来了,呼吸那自由的空气,瞻仰那自由的女神。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作一个幸福的新国民。”

李立三来法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创造自由的新世界”。怎样创造这个新世界?他要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试验中去寻找。到法国以后,李立三一面做工读书,一面积极参加了政治活动。据《时事新报》记载,1920年4月下旬,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法国同学以“群策群力争回山东主权”为主题,召开欢迎新同学大会。会上,在当时很有名气的许德珩、徐特立两人演说之后,李立三也发表了演说。他除了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表示爱国热情之外,还主张把爱国运动和当前的学习结合起来,希望同学们共同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以“发表中国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他的老同学回忆当时的李立三,都说他性格上的鲜明特点,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坦率直爽,襟怀开阔,雷厉风行,但有些急躁。他说干什么,就立即行动,决不犹豫不决,或拖泥带水。他善于讲话,思想活跃,非常喜欢谈论和争辩政治问题。他对旧世界有强烈的憎恨,大家一谈到国内政局,谈到反动军阀和无耻政客,他就会大声喊叫“推翻”“打倒”“杀掉”,充分表现了青年李立三对反动统治阶级势不两立的态度。

这时的李立三认为,只要把军阀政府砸个稀巴烂,革命就成功了;各国劳工阶级一致行动起来夺取政权,世界革命就实现了。他的这些激烈的言行,被同学们称誉为“李隆郅的英雄气概”。热衷公共事务、喜欢出头露面的李立三,很快就成了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有声望的领袖。法国有个克鲁梭史乃德工厂,招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做工。李立三带领第一批学生100多人来到这个工厂。他们大部分被分配在翻砂、锻冶车间。李立三当翻砂工,每天在铁炉旁摆弄着百多斤甚至几百斤重的铸件。劳累一天,只获得十几个法郎。紧张的劳动锻炼、艰苦的工厂生活,使李立三亲身体验到劳动者的辛酸,清除了头脑中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克鲁梭史乃德工厂,有2000多名华工,为了把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教育,李立三等办起了华工俱乐部,还创办了《华工周报》。李立三主动参加印刷。他打听到这些华工都和法国资本家订有包身合同,便带领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华工,进行斗争,解除合同。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李立三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带李立三干活的工人师傅,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他对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性格很是赞赏,常向他讲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阐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他常把李立三请到家里,不厌其烦地给他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讲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怎样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对李立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立三后来回忆说:“1920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那名法国工人的引导下,李立三夜以继日地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自从他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懂得了共产主义者的使命和十月革命的正确道路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李立三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曾经相信工读主义,认为又读书又做工就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界限,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就不再相信工读主义了。1921年2月,李立三在《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中写道:勤工俭学,并不应当是以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和“智识问题”为目的。“其最大目的,在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为一种黑暗地狱,应该即时改造,我们知道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我们认定勤工俭学主义为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我们唯一的生路,只有与劳动阶级携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杀一个七出七进,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然后才有光明。”从这些观点看,此时李立三已完全放弃了工读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规律出发,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缺乏参加工厂劳动和工人相结合的机会,又受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条件。因此,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可以很方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华工相结合,促成工人的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准备中国革命的干部。徐特立看到李立三的文章后,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表示赞同李立三的主张。赵世炎、陈公培、罗汉等同李立三持相同看法,他们都积极身体力行,去工厂做工。

把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是李立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为把这一理论认识运用于工人运动的实践,李立三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实践探索:

一是成立为建党作准备的政治团体。从1920年底开始,李立三和赵世炎酝酿在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创建共产党,当时准备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会”,后来改名为“劳动学会”,最初成员有李立三、赵世炎、刘伯坚、陈公培等8人。劳动学会后来成为新成立的留法勤工俭学会的领导核心,在推动留法学生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改造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发动留法学生走进工厂,与工人接触。劳动学会成立后,联合勤工俭学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等团体,写信给中国华法教育会,请求协助介绍工作,以便青年学生边做工、边读书。3月4日,华法教育会复信:“尤望同学速起组织健全之勤工俭学会,始基既固,扩展工期,将来美果实现。”于是,3月28日起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20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学生报名参加。赵世炎和李立三是勤工俭学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勤工俭学会成立后领导大批学生进入工厂做工。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发起人和负责人是留在巴黎,还是下厂做工?如果把大批的会员动员进工厂,而我们几个负责人留在巴黎,显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如果到工厂做工,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又无人负责。因此,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我们两人分先后也进工厂。于是,我同第一批学生到了克鲁梭钢铁厂……个把月后,世炎同志在巴黎把学生安排好以后,也到了克鲁梭,我们便在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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