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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前委参谋团机要秘书黄震的传奇一生

钟兆云 练德良


1900年8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的黄震,是福建省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在波翻浪涌的革命洪流中,他因故没能击水中流,还因一度踯躅徘徊而掉队,却依然作为一朵活跃的浪花,努力汇入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以革命者、抗战战地记者、中学教师、农学专家、大学教授、社会贤达等不同身份留下数十年的人生传奇。他在特定时空中的某些经历耐人寻味。负笈京华,投身革命

1920年年末,黄震因为在老家仙游组织学生联合会,而被反动驻军视为“罪魁祸首”欲行抓捕,乃径直来到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1922年2月,他同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和警官学校,最終因经济原因选择了免费的北京师范大学,进入生物系就读。

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各种思想学说不断碰撞和交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此时也都在北京。关心社会发展、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黄震,通过他们的宣传,知道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将改变世界。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的首次大规模的“二七”大罢工遭镇压,革命转入低潮。在此艰难时刻,黄震经同学范士荣、贺凯介绍,毅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与邵式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省长等职)、范士荣、贺凯等同学一起创办《革新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主张对当前社会进行全面改革,成为北京师大学生运动的一个组织者和活跃分子。

1924年春,黄震家乡仙游县发生了底层民众的抗捐税暴动,反动势力竟杀害了带头的林金煦、郑豪。远在北京的黄震得知学友遇难噩耗,深感震惊,与同学王于洁(后曾任闽中特委书记)一道,以仙东学生会的名义寄去挽联曰:“数年战祸未清苦口晓音一作东区士气,今日风声所播成仁取义宜为全国人师。”以此表达对抗捐暴动的支持,赞赏暴动者和牺牲者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还寄回一首诗加以赞颂:

百岁是死,

十岁是死,

一岁也是死,人生总有一死,

吾们何必怕死?

只要向当死的路上去死,

这才不是虚死;朋友:

你俩为民权死,

为友谊死,

真可谓当死,

真可谓不虚死,

你俩的躯壳虽死,

你俩的灵魂是千古不死!朋友:

社会上有许多瑟瑟缩缩的、奴隶式的、狐鼠式的败类,

他们的皮囊虽然未死,

他们的精神实早已死,

他们的“死”,真是庸俗无聊的,似蛆虫般的“死”,

他们那晓得你们这样光荣伟大的死!朋友:

你俩不过先死,吾们还要再来与贼拼死,

总不能让你们虚死了!

现在……

我要庆贺你俩的善死,

要庆贺你俩的精神千古长生不死!

遥望南天,黄震心绪难平,又以个人名义另撰一副挽联:

鲤水正扬波,痛二君遽赴修文,狂澜莫挽;

燕京长浪迹,适此日获归凭吊,夜雨兴悲。

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共三大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黄震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在北京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党内担任青运工作,成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一名干事。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黄震在李大钊等人的指导下,积极发动学生,组织参与多次罢课示威运动,以此声援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在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包括黄震入党介绍人范士荣在内的不少学生流血牺牲。翌年3月,即将大学毕业的他,在党的号召下与其他学生领袖一道,积极发动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段祺瑞执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在段祺瑞执政府的开枪镇压中,在场学生和群众有47人死难,200多人受伤。黄震在冲锋陷阵中负伤,几罹杀身之祸,却毫不畏惧,继而又受北京学生会派赴天津、济南各地进行革命宣传。鲁迅在纪念此次学生运动中牺牲的刘和珍时,含泪写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倒下去,黄震再一次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他看到这么多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抛头颅洒热血,心灵受到深深的洗礼。

黄震在北京参与这几次出生入死的学生运动,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斗争经验。北伐江淮,首义南昌

1926年7月,黄震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欲留北京有所作为,不料父亲病危,几番电催。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黄震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书。那时名牌大学毕业已属凤毛麟角,加上黄震上大学前还有在家乡办学和劝学的经验,参加工作后即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务主任。

回到家乡的黄震,对乡村的各种欺凌现象深恶痛绝,对官匪一家和封建势力也痛恨无比,希望能有一个彻底的社会革命,重树社会秩序。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希望能在社会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出力点,贡献一已之力。

是年年尾,国共合作之后的第一次北伐从广东打响,大旗所到之处,一片胜利的欢呼声。被击散的北洋军阀周荫人残部遁入莆仙一带胡作非为,黄震带领学生截击夺枪,并组织农民抗捐。可当地旧军摇身一变,成为何应钦手下的新编第一师,原来的军头吴威也变身为师长,又在莆仙一带烧杀劫掠,还扬言要抓黄震他们祭旗。黄震不得已潜往福州,找何应钦评理。何应钦的秘书王淑芳接待了他,后经推荐,黄震担任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开始了投笔从戎的岁月。

1927年1月,黄震随部离开福建,入浙进击败退于此的北洋军阀周荫人残部。而后与兄弟部队一道横扫江淮,夺南京、取上海,杀向济南,历经许多艰难困苦,最后还是一路奏凯。

谁能想得到,正当北伐胜利进军之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横刀杀向共产党人,独吞北伐胜利果实。黄震在政变前夕受到胁迫,并得到需要及时离开的暗示,遂于4月离开第十七军第一师。在此乌云密布、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关头,革命向何处去,共产党人如何在革命中担当更大的责任,黄震在苦苦思索中,愤怒地扔掉国民党的党证,然后与其他脱离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南京沿长江秘密西进,准备参加武汉的反蒋运动。

到武汉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要求黄震以福建省国民代表身份参加武汉的土地改革会议,并任命他为福建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回闽发动农民,进行新的革命。

6月,黄震刚到南昌,传来陈铭枢在福建也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消息,眼下回闽难以成行。北京师范大学同学、国民党江西党部执行监察常委、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邵式平闻讯,请黄震担任江西农民运动特训班的讲师。为了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中共中央酝酿武装起义,争取军权,需要更多有经验的同志进入南昌的军政机关,以寻找机会。黄震因此而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指导员(后任政治部秘书),同时兼任江西农民运动特训班讲师。

7月底,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朱德等起义领导人齐聚南昌,周恩来担任南昌起义前委书记。起义前夕,黄震受命转入前委参谋团工作,协助周恩来和刘伯承处理起义期间的机要文件,并跟随周恩来左右,对来往要件、布告等进行分门别类,上传下达,公布张贴,与其他指挥人员恽代英、聂荣臻、郭沫若、徐名鸿等联络。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蒋第一枪,人民军队在血泊中诞生,黄震参加并见证了这场震古烁今的军事行动。而后,他跟随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南进军,初始目标是回师有革命传统的广州,以便重整旗鼓,再筹北伐,同时争取出海口。

黄震紧随刘伯承一路向南,经抚州、宁都、瑞金,边打边撤,参加了多次重要会议。9月6日进入福建长汀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讨论军事,就如何夺取江东、在广东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分析研判;另一次事关筹款,后来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筹得6万余元。9月14日,起义军离开长汀,沿汀江南下上杭、永定,经峰市进入广东,直插海陆丰地区。广东军阀调集重兵前来“围剿”,妄图在普宁的流沙一带全歼起义军。

劳师远征的南昌起义军,经过无数次的生死恶战,部队日益减员。10月3日,周恩来在流沙召开南昌起义领导人会议,总结起义经验教训,确定今后行动方针。面对艰险的革命前路,贺龙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干到底,我要卷土重来!”会后,部队在向海陆丰方向前进行至莲花山时,遭到国民党军陈济棠部的拦腰截击,大部损失。黄震劫后余生,紧随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到了海陆丰的甲子集,他们同乘一条小舢板,漂洋过海前往香港。

在香港,就未来的安排,周恩来做出新的部署,其中决定刘伯承带黄震赴苏联学习军事。当征求黄震意见时,黄震却想到了父亲去世后孤独在家的老母,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周恩來乃改派作为家中独子的黄震回闽组建莆田党组织,并写信给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陈祖康,要他做具体安排。黄震将信藏在衣服缝隙间,告别周恩来、刘伯承,日夜兼程踏上回闽归途,却也错失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机会。担责县委,组建队伍

黄震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福建临时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厦门。临时负责人陈祖康在法国巴黎时就认识周恩来,后来又在黄埔军校共事过,对周恩来介绍的来人自然看重,要黄震多担工作,最好回老家莆田建立县委,因为莆田的党组织虽有一定基础,但眼下只有支部,今后得有较大发展。黄震欣然受命。

莆田早期的党员,不少是外出读书时入党的。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于1926年2月,由1925年在上海大夏大学入党的陈国柱(廖华)担任书记。黄震于1927年11月底回莆田后,立即与陈国柱等人取得联系,并把亲戚王于洁介绍给陈国柱。此时的莆田、游仙,与全国一样弥漫着白色恐怖,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员。为安全起见,黄震介绍陈国柱到仙游县立中学任教,陈国柱则介绍黄震到莆田十中任教。黄震以教书为掩护,迅速开展党建联络工作。12月,中共莆田县委成立,黄震任书记,开始了他独当一面领导一地革命斗争的生涯。从福州回来的宋耀华任副书记,陈天章负责组织,林嵩龄负责宣传,陈兆芳负责工运,吴梦泽与林清权负责农运,李培兰负责妇运。黄震四处奔波,联络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暗中进行活动,并发展和巩固党员,开展有序、有针对性的斗争。

1928年1月,黄震到厦门向省委汇报莆田的实际情况,告知能联络到的党员只有五六十人,整个基础还比较薄弱,而且大家的工作也不稳定,有的还生活无着。陈祖康说,你们这边的人其实已经不少了,如果再发动群众,参与的人就更多,现在上头要求暴动,你们要抓紧时间准备,以策应全国的革命形势,为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做准备。

黄震认为,群众基础不牢,如果贸然暴动,后果不堪设想,因而提出“实力不足,不能执行命令”。陈祖康则认为,革命总要死人,叫你暴动你就去组织暴动,上面决定了,下面的人就要想方设法执行,你跟我讲基础不牢,难道我也这样向党中央汇报吗?右倾思想、贪生怕死要不得,回去赶快组织暴动吧。

黄震感到上面的人急于摆脱革命低潮的愿望是好的,但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起事,人员坚定不坚定难说,手上没枪,岂不是暴露了自己,给敌人当活靶子吗,他们还苦于找不到我们呢!黄震对上级决定虽然不能很好理解,但从厦门回到莆田后,还是立即召开县委会,向陈国柱、王于洁等莆田、仙游县委有关负责人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并决定“全体同志下乡作农运”,现阶段首先发动农民开展反抗烟苗捐斗争,争取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可以实施暴动的游击队,进而有序地发展成土地革命,策应全国的革命形势。考虑到陈国柱被当地驻军秘密通缉,为安全起见,莆田、仙游两地县委工作暂时均由黄震实际主持。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参事的陈国柱曾称:“我离开莆田后,他是党的负责者,对莆仙的党,颇有贡献。”

1928年6月,上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才两个月的陈祖康叛变,同时拉走一些动摇分子投敌,一时间全省各地都出现了叛徒。莆田的党组织里也有人叛变投敌,反过来大肆抓捕共产党人,黄震被追捕通缉,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在此关键时刻,黄震果断组织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和农民,收集了30多杆长短枪,组建起了共产党领导的莆田第一支游击队,亲自指挥,在山区开展游击斗争,“抗捐反霸,打杀土豪,培养革命干部”。后来,这支游击队几经变迁,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闽中游击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可靠力量。

就在黄震想要有一番作为时,省委进行了改组,并且严厉批评了莆田、仙游、永春的县委,认为三县“至今无成绩可言”。上级的指责和不信任,妻弟和一位学生的相继牺牲,陈祖康叛变后周边的险恶形势,叛徒猝不及防的出卖,使黄震这个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革命的复杂性也让他身心疲惫、心灰意冷。想不通又驾驭不了眼前的复杂形势,思想包袱越背越沉重,但他想自己决不能堕落叛变。黄震做出了可怕的决定。1928年7月的一天,他趁着夜色离开了自己创建的游击队,从厦门搭上去上海的轮船。自此开始,黄震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当教员。

陈国柱称,黄震到上海一带教书时,起初同时在上海的他还有往来,“和上海的党还有个别的关系”。他还特别提及,黄震在上海曾为莆仙战斗中牺牲的学生黄金秀做过一本纪念册。

对黄震的不辞而别,陈国柱在回忆莆仙建党之初的往事时说:“黄震有能力也能应付……虽然以后脱了党,但一直到解放前,不但没有做对党有害之事,而且暗中帮助同志,这是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事。”两度牢狱,抗日爱国

黄震离开革命队伍后,曾先后在江苏省立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厦门中学、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广西省教育厅、长沙抗战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国立重庆编译馆等工作,不管是做老师、教授、校长,还是战地记者等等,都有不俗的成绩。

1931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时,黄震带领学生对长江一线的鸟类生态首次进行了系统、完整、科学的考察记录,首开国内鸟类研究的先河,其研究成果影响至今。严谨的科学态度,耐心细致、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使得他在学术上不断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教学上也深受学生的拥戴。1933年4月,就在他生活有所安定,科研教学、社会活动已享盛名之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夏斗寅受福建省主席蒋光鼐之托,突然闯进武大要抓黄震,师生纷纷阻止,但武大校长王世杰却说:黄震既是共产党人,就是国家罪犯,应该严办。

由于黄震在共产党内有一定资历,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县委书记,可谓有影响的要犯,正在江西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对此非常重视,命人将黄震押解到南昌,他要亲自过问审理情况。“在押期间,虽屡经诱、协、迫,均坚决抗拒,不作任何自首的勾当。”武汉大学师生闻讯,罢课罢教,纷纷走上街头,呼吁社会和学校保释黄震。迫于压力,黄震被关押49天后,由武汉大學出面保释出狱。

此番牢狱之灾,让黄震认识到,不彻底推翻旧制度,打倒国民党,中国的社会就不会有希望。于是,他辞去武大讲师之职,回到福建,试图与党取得联系。因为一时无法与党组织接头,乃于1933年9月受聘担任厦门中学教导主任。恰在这时,著名战地女作家谢冰莹也在该校教书,两人有很多共同点,话语投机,惺惺相惜。

黄震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虽已有婚娶,但他因对方是文盲内心一直排斥,因此和热情奔放的知识女性谢冰莹一见钟情,不久就生活在了一起。

这期间,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等将领领导下,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一道,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黄震应南昌起义时的战友、时任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的徐名鸿(兼“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之邀,和谢冰莹到福州任职。在离开厦门前往福州前夕,莆田党组织负责人王于洁意外地出现在他眼前,希望他帮助疏通十九路军的负责人,释放被福建当局关押的105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黄震满口答应,并要求在政治犯释放后让自己恢复党的关系。

黄震到福州后,很快说服了徐名鸿和“革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徐谦,释放上百名“政治犯”。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谢冰莹还被十九路军推举为妇女部长,但新一波人事还未来得及公布,“闽变”在蒋介石的反扑下,宣告失败。黄震、谢冰莹由此跟着“闽变”一干人上了蒋介石的通缉名单。党内同志看不惯黄震家有妻室却带着谢冰莹出双入对,也对谢冰莹不信任,认为她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不是党的同路人,黄震与之结合,丧失了阶级立场。因此,虽然黄震在释放“政治犯”上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但党组织负责人主动中断和他的联系,使黄震失去了回归党内的绝佳机会。

被通缉之后,黄震失望地带着谢冰莹离开福建,先逃往上海,继而前往谢冰莹的老家湖南,在省立长沙高中任教。谢冰莹后来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他们的奔波以及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其中《湖南的风》《新从军日记》对此写的特别多,甚至在谢冰莹家乡族谱上都已将黄震记入,承认了他们的事实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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