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赵世炎(1901—1927),重庆酉阳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7月2日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7月19日在上海枫林桥畔就义。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世炎论“初心”

中国已找到了出路 十月革命使东方民族警醒,中国已找到了出路。中国问题应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来理解。

五四以后,历史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提出了一个庄严的号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注定了中国将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今时机成熟,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已于今年7月宣告正式成立。这则中国现代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页。

——黄仲苏 《赵世炎笔记与诗稿抄录》(1921年12月)

只会写写文章、空口说白话的书生不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 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应该是一个精通马克思主义,熟悉世界形势和中国历史条件及实际状况,并对列宁的学说及措施确有研究的学者兼政治家。只会写写文章、空口说白话的书生,在革命运动到了低潮或高潮的时候,不免惊惶失措,甚至动摇起来。

——黄仲苏 《赵世炎笔记与诗稿抄录》(1921年12月)

为工人农民歌唱 未来属于无产阶级。20世纪下半叶的新诗人应该是,必定是为工人农民歌唱。

我们深信数十年来在苏俄、中国所产生的文艺杰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将远远超过去二三百年的总和。

——黄仲苏 《怀念赵世炎同志》

相信在中国实行布党的计划是一线的曙光 我若不能于一个时期可以有效的读书——专门读书——以后,我决不回国来。我现在毫没有含养性,我看见国内的情况异常烦闷;我虽然相信在中国实行布党的计划是一线的曙光,但我现在实不敢自信我能够作事,所以我暂时决不回来。

——赵世炎 《给隆郅同志的信》(1922年4月25日)专家解读:李大钊器重的“一把好手”

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中共在法国创建的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是李大钊所器重的“一把好手”。  靠马克思主义救国思想的确立

20世纪初,中国继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加深,人民苦难深重。在黑暗和混乱的社会中,四川人民不断掀起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07年,革命党人熊克武在成都组织起义;1911年武昌首义,四川同盟会在荣县宣布独立,川东南各县相继响应。年幼的赵世炎,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激流中,经历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洗礼。

赵世炎自幼酷爱读书,喜欢听大人讲“酉阳教案”等故事,反帝反封建的种子自小播下。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经常给赵世炎寄一些进步书籍,受其影响,赵世炎剪掉头上的长辫子,决心与清朝统治者彻底决裂。在他的影响下,龙潭镇小学堂许多小男孩也剪了长辫子,许多小姑娘扔掉裹脚布。对赵世炎的离经叛道之举,母亲惊慌失措,父亲赵登之却微笑着夸奖儿子有志气。

1912年秋天,赵世炎入读龙潭高级小学堂。地理老师是同盟会会员王勃山,常常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有一天地理课上,王勃山讲到香港被割,九龙、澳门被租,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大好河山支离破碎时,边讲边哭。当时,许多同学受其爱国主义情绪感染,跟着痛哭。赵世炎怒目切齿,默不作声,下课后,反复高唱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1915年春,赵世炎考入酉阳中学,但是志向远大的他并未在家乡就读,而是与四哥赵世焜一起来到北京,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他的同学甘志明回忆说:赵世炎“常写信劝我不要只埋头读死书,应注意国家大事,还常把报纸寄给我。并说李先生教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办法是不对的,读了书,反而不要国家吗?又引用文天祥的话说:‘读圣贤书,所学何用?1919年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提出‘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世炎领导附中同学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当时我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世炎写信给我说:‘日本强占我们的青岛,欧美人同意他占据青岛,段祺瑞不敢力争,我们为了救国,必须起来反对,不能再埋头读书了,读书就是为了救国。”。这是赵世炎最早明确提出的救国主张。

但是怎样救国?这时的赵世炎并没有成见。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69期发表《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一文,流露出对前途的迷茫,他写道:“韶华流水,时光易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愚于中学毕业之期方迩,前途茫茫,不知所届。思潮所及,辄慕半工半读之事。”不久,他又发表《推论“诸君的自身问题——致孙光策”》一文,表示赞同孙光策提出的观点,并归纳为:“‘诸君自身的问题,我想替先生一句话打破,在现在说就是‘解放的问题,要说笼统一点,就是做‘人的问题。我的猜想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我为何这样想呢?因为我以为现在一般青年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求‘解放——对旧社会解放,脱离种种恶习。”“所以先生提出一个‘自身的问題:男子要解决男子的,女子要解决女子的,各人要解决各人的。互相援助也可以,但是不能依靠人,各人不要忘了各人,不要忘了‘自身的问题——我把先生的意思这样推论,先生以为怎样?”文章还提出:“若在国家问题中讲‘自身的问题,不幸而遇着一个糊涂虫,把‘自身问题看作‘自私问题,这个人非卖国不可!”这些观点虽然号召青年人觉悟起来,看清旧社会的各种弊端,起来革命,但绝不是个“自身问题”。这也反映出赵世炎当时对救国在思想上还是朦胧的。正如赵世炎1919年11月1日发表在《少年》第3期《说少年(续)》一文所总结的:“惟有第二层的迷惑,可怜我自己实在不敢辩护!我现在要说的自己的话,就是要说迷惑的少年,与我这最幼稚观察所得的迷惑少年。”

面对“迷惑”,赵世炎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他还效法少年中国学会,在一部分附中同学中,发起组织“少年学会”,并出版了《少年》半月刊。他在《少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封建官僚式的教育”。

赵世炎这一时期的思想是工读主义的。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盛行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其主要内容是指望通过工读结合这一渐进的和平途径,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达到改造旧社会的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赵世炎在北京积极参加了李石曾等人倡导的勤工俭学和李大钊等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活动。1920年初,赵世炎与毛泽东一起进入吴玉章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被选为学生会主席。4月初,赵世炎离京抵上海,曾多次会见陈独秀。这时,陈独秀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赞同赵世炎的赴法留学计划,相约通信联系,共同商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大事。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率领一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与毛泽东等在上海话别后,登上了法国远洋航轮“阿芒贝尼克”号。6月底,赵世炎到达巴黎,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先后辗转于巴黎西部工业区赛克鲁和圣德建铁工厂做工。他一边工作,一边联络同志,还坚持每天3小时的学习,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每到黄昏,赵世炎就独自跑到楼顶平台,借助夕阳余晖读书,并自喻“黄昏之贼”。在1920年2月还说“我觉得这是工读主义前途底无限光明”的赵世炎,通过实际工作的磨炼感到,自己以前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空想太多。《赵世炎与邓小平》一文中说,1920年10月,邓小平刚到法国时,受到赵世炎的热烈欢迎,赵世炎在给初到法国同学介绍情况时分析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批复退军人回到生产岗位,所需劳动力已不像大战时那么紧迫了,找工作不大容易,就是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也就是说,工业救国、技术救国,已成幻想,我们现在要从冷静地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这里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道路,也表明他正在放弃工读主义思想。

1921年2月28日,由蔡和森、向警予领导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遭到中外势力联合镇压。赵世炎与400多名中国学生到巴黎游行示威,呼吁面包权、读书权和劳动权。随后,因反对迫害中国学生,赵世炎等被抓,囚禁法国兵营,后被李立三以“狸猫换太子”方式巧妙营救出。这场运动失败后,赵世炎主动联系蔡和森,与其结成联盟,决定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赵世炎和蔡和森、李立三共同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发动了一次规模浩大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求学运动。赵世炎在运动中担任学生总代表,表现积极、勇敢和智慧。在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中,赵世炎完成了从信奉工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建党思想缘起于五四运动

1917年赵世炎认识了李大钊。那时,赵世炎的三哥赵世炯因为工作调动要离京赴陕,嘱托同学周太玄等友人照看弟弟赵世炎。随后,周太玄和王光祈去看望赵世炎。几人一见如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当时,王光祈和李大钊正在筹办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希望在中学生中也发展优秀少年作为储备会员。于是王光祈介绍了赵世炎。不久,李大钊约见了赵世炎,二人谈至深夜。在李大钊影响下,赵世炎较早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周太玄在回忆这段情况时,说道:“1917年,春夏之间……初次见面,赵世炎给我的印象便特别深切。他于热情灵动之中,表现一种又诚挚又英发的气概。……从他所讲的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的情况中,透露出他的条理和毅力。那时,王光祈和李大钊同志,我们正酝酿办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学会。我们对熟识的、接近的每一个人,都一一加以讨论品评,作为以后吸收的对象。我们对世炎同志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认为是一把好手,值得特别注意。”

1919年,赵世炎在高师附中毕业前夕,五四运动爆发。运动一开始,高师附中同学便得到通知,他们在赵世炎的组织和领导下,和各大学学生一起,参加了这一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3天内,高师附中学生便组织了学生会,赵世炎以全票当选为干事长。每当同学中因意见分歧发生争执时,他总是先实地了解情况,听取双方陈述理由,然后经过分析,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结论总是得到多数人的同意。有一天,他从北京高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开完会回校,召集同学们开会。会前,他告诉他的助手邢大安说:“明将有大游行。”可是他在会上却没有公布这一消息,会后邢大安问世炎:“为什么不把明天游行的消息告诉大家,让大家高兴一下?”赵世炎很严肃地回答:“走漏消息,关系全局,再说这是大会规定的纪律,不叫说的就不能说。咱们‘附中同学都很年轻,知识不够,敌人很可能利用我们这个弱点,來攻破缺口,我们怎能不防呢?”他接着又说:“咱们绝不做一夫不慎、累及全局的事。”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赵世炎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锻炼,获得了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实践经验,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赵世炎在运动中充分见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见识到了群众大团结的巨大力量,也更加坚定了其劳工神圣的思想和对以团结互助为基础进行社会改造的信念。他开始追求社会主义了。他在《工读》半月刊中,公开主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坏极了,不图解救是不可长久的。……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最公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

那么,怎样搞社会主义呢?那时,赵世炎还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甚了解。但是,五四运动的实践给赵世炎启发很大。他指出:“五四以后,历史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提出了一个庄严的号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注定了中国将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成功发动起到重要作用。赵世炎由此看到,“时势造英雄,备尝艰苦,经受挫折,受到考验和锻炼。我们相信中国一样会出现像列宁这样伟大人物来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通过五四运动的实践,赵世炎还看到,“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必须是理论家兼实行家。洪秀全世之雄轰轰烈烈干了一番大事业,可是拿不出一套比较好的政治纲领来,最后难免予功败垂成。孙中山不失为一个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事到重要关头,竟一筹莫展,终为大奸巨猾袁世凯所欺骗”。“领导者要以正确的思想体系作为行动的据,具有冷静的头脑,远大的眼光,运用灵活的手腕去贯彻的政策方针。十月革命是由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按照国际势和俄国情况加以灵活运用而完成的。”

在赵世炎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时,李大钊指导他制订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赵世炎在笔记中是这样记录的:“留学计划由李先生指导,然后决定的由我自己抉择的,扼要说来,可分7点:(一)为了真正了解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打算不进学校念书,到工厂去做艺徒或者实习生。(二)在工作和生活中学好法语,希望在两三年内能说,能写,能翻译。(三)要同法国工人多多来往,观察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技术本领。(四)联系法国工人中觉悟分子,注意他们是怎么干事,学他们组织工人、领导斗争的方法和方式。(五)联系勤工俭学生,开办补习班,举行读书会、座谈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六)研究法国进步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有关苏俄消息的文章,学着将这些文稿译成中文或者写成通讯寄回国内。(七)在学好法语,补修英语的基础上进修俄语,准备在一两年到莫斯科学习。在现有的英文程度上学好法文之后再学俄文,做好一两年内到莫斯科去。”

李大钊指导赵世炎制订留法勤工俭学计划时,国内已经拉开建党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从南北两地着手建党准备。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赵世炎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外,还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列宁如何建党。他作了一首《远望莫斯科》诗:“我们站立在巴黎铁塔顶上,高处不胜寒,一片茫苍苍。翘首远望,遥指北方,万千风光,令人神往!听呵!列宁在演讲,人民群众在拍掌,《国际歌》响震云霄,欢呼口号声若狂。看呵!满天大雪,无数红旗飘扬;工农武装,打倒了沙皇,赶走了豺狼,肃清着奸匪,保护着党。让我们齐声高呼:共产主义万寿无疆。”这正是他的向往的生动写照。

这一时期赵世炎把工夫下在读书上。在《我们读书时间分配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了学习“十分之几”分配法:(一)校课占全时间(上课不计)1/10。(二)看参考书等占2/10。(三)看新书报、新杂志占1/10。(四)劳动占2/10。(五)劳心的事占3/10或4/10。(六)运动占1/10或无。从这个时间分配计划来看,他十分重视读书与思考,努力学习新知、研究社会、探索真理。赵世炎的留法同学周太玄回忆说:“他向我不止一次地说:最可靠的发展方向是自己组织起来,储备力量发挥力量。”赵世炎经常与陈独秀、李大钊保持书信往来。鉴于国内建党工作迅速发展,陈独秀要求赵世炎与即将抵法的张申府联系,在留法学生中建立党的组织。1921年2月,由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组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史称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赵世炎被委派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通过这一渠道,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杂志被源源不断地寄到巴黎,这个刊物传递了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这使赵世炎深深感到尽快建立巴黎党的组织的重要性。为了在法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共组织,赵世炎主动与蔡和森领导的“工学世界社”联系,并建议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同盟”,统一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的工作。蔡和森建议取名“少年共产党”。赵世炎表示,“名字可不必计较,只希望有这么一个核心组织,把华工会和勤工俭学会统一地领导起来”。到1921年底,留法勤工俭学的很多学生都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组织。由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邀集部分团体代表在巴黎讨论酝酿成立统一组织问题。经讨论决定,张申府、周恩来在德国,李维汉、刘伯坚在比利时,赵世炎仍留在法国,分别建立发展基层组织。1922年4月26日、30日,5月5日,他连写三信给吴明,告之:“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我们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故与国际党人接洽有青年团亦可。”在这些通信中,赵世炎详细问及国内党团组织的情况,如提出:“青年团有否总机关……青年团对CP(共产党——引者注)之关系如何?常有何义务与责任?”并向国内索取党团章程和文件。经过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到5月底,一切筹备就绪。1922年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诞生了。赵世炎主持成立大会,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和建立旅欧统一组织的重要意义,会议共开3天。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在“少共”建立后,旅欧党的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根据国内党中央的指示,1922年冬,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作为“少共”的领导核心,“少共”中够条件的同志则转为中共党员。赵世炎是总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并担任法国组的书记。此后,“少共”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共”的建立,在旅欧的中国人当中,公开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和为国内培养干部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