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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后的片段回忆


詹明,原名詹超,1909年8月20日生,湖北黄冈人。1926年9月至1927年5月任共青团淋山河区支部书记。七一五汪精卫政变后,詹明与其大哥詹子益(时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遭通缉,遂由组织介绍赶赴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詹氏兄弟遭到土豪劣绅残酷报复,詹明不得不隐姓埋名,流落他乡。1930年开始学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军政部第五十三后方医院、第二残废军人教养院等机构从事医疗工作。1950年任四川省乐山专署医院护理主任,1950年至1954年任四川省沐川县卫生院代理院长,1954年至1977年任四川省青神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其间任三届县政协委员。1997年12月21日病逝,享年89岁。

我于190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淋山河詹家嘴一个渔民家庭,祖父詹道贵、父亲詹重春都以捕鱼为业,兼种干地几分。家有破房两小间,除作为父母及我兄弟五人寝室外,还做厨房。家境贫寒,难以度日。1919年,我大哥詹子益与李家集胡相臣在淋山河合伙开一中药店,借了一部分债,并向批发中药材行循环赊欠药材。从此我家生活得以维持。我自11岁时起,在家乡及外祖父家读私塾。1924年秋,改名詹超,在公立中学读书,只交伙食费不交学费,至1926年春,因交不起伙食费而辍学,在中药店当学徒。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我家乡淋山河村建立了革命群众组织,我大哥参加了革命,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我参加了儿童团。由于我工作积极,1927年春,中共地下党淋山河负责人喻义主动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区支部书记。当时,因每天忙于工作,极少过组织生活,半年之中只开过一两次会议,加之又无文件及书籍学习,因而对革命理论全不知晓,只知道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故认为共产主义很好,因而工作更加积极。

1927年夏季,大革命失败。过后不久,反动派实行报复,打毁区农民协会,杀伤省农协特派员许子云同志,其他同志都因公离区,我于当晚去磙子河村农协召集会员,于次晨返回区农协,召集群众大会,决议捉拿凶手,区农协得以恢复。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对我切齿痛恨,我不能在家立足,组织上介绍我到第二十军教导团第二中队六队当学生兵(当时军长是贺龙)。

南昌起义前,我们学生兵在江西涂家埠铁路大桥旁驻扎时,仅学习实弹射击一周多,即开赴南昌城,进驻大营房内,以后又移驻顺化门外新营房。8月1日凌晨,当队长带队向敌人进攻时,为了战斗胜利,同志们斗志昂扬,奋勇向前,经过较短时间的战斗,即解除新营房驻扎的朱培德所辖的一部分武装力量。

由江西抚州南下广州途中,即使在没有与敌人战斗时,也是经常淋雨露营,吃冷饭,喝冷水,有时还要挨饿,天气炎热,因此我们队伍中患病的不少,我因患病多日,身体虚弱。但在行军途中,当唱起革命歌曲“少年先锋队”(我回忆歌词中的一段是:看我们高举鲜红的旗帜,同志们快来,快来同我们努力建设劳动共和国,劳动者作了世界主人翁,人类才能走入大同。战斗啊,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战斗啊,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时,我精神焕发,不觉疲劳,步履轻快,从未落伍掉队。打起仗来还是勇敢向前。起义军南下广东,途经福建省长汀时,该地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我们第二十军教导团第二中队全体人员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该地各界群众数千人。恽代英出席讲话,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亦庄亦谐的话语深得大多数到会者的好评。

8月下旬,前委决定集中全力歼灭钱大钧的部队,我们第二十军教导团同其他兄弟部队,奉命向会昌之敌进攻。战前整夜急行军,于次日早晨到达阵地,上午即向敌人发起总攻,战斗非常激烈,我方伤亡很重。但由于朱德军长指挥有方,各官兵奋不顾身,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经过一场激战,至下午终使钱大钧部全线崩溃,打了一个大胜仗。战斗将近结束时,我奉派和其他同志,由团部参谋指挥,共同把我们受伤的侯镜如团长抬送到团部临时驻地。

到达广东潮州后不几日,我队曾于夜间乘火车到汕头,协助兄弟部队担任防守任务,两日后,因敌军向潮州调动,企图消灭我军,我队又于夜间乘火车回潮州,在次日上午即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敌强我弱,以致失败。

我参加起义后,随军进入广东潮州时,全团瓦解,只剩我和其他二三十人突围,以后在福建边境与朱德所率部队尚存同志会合一起,至江西大余县时,由某首长(以往不认识)将我们三四十人与朱德同志分开,向湖南行进。至永兴县某地,在夜间我们一班人(5人)在外放哨,至天将亮时,另有一班人来到哨所说:在夜间作战,他们与大队失去联系,现在不知大队去向。后由两个班长决定,即时离开该地。两班会合一起,行走两天后,那一班的班长要我们班把枪交给他们,我们班长认为他们的人多,我们的人少,而且他们都是湖南人,所以就把枪交给他们了。而我们5人都是湖北黄冈人,只有决定回家。到湖南长沙后,我身上钱已用尽,饥寒交迫,他们4人睹此情景,也无力对我照顾,因此丢我而去。当时我走投无路,忽然想起老同学胡斌,他家在长沙开旅馆,于是即去他家。与胡斌初见面时,他比较热情,招待住食,后因我告诉他,我在家乡参加革命,随军去广东失败而来此地,他即对我冷淡,幸而看在同学情面,未下逐客令。当时因蒋介石打唐生智,去武汉交通断绝,待一月以后战事停止,交通恢复,由胡斌家的旅馆写介绍信,免费搭乘小火轮回武汉。在途中天下大雪,身着单衣,寒风刺骨,夜间走进客舱内,坐在走道上,想避避寒,而舱内旅客疑我为小偷,将我赶出舱外。我又到烧开水房,苦求烧开水工人答应我坐在炉旁,得以取暖。至汉口后,我即步行两天回黄冈,因身无分文,只得忍饥挨饿,夜宿路旁草堆内。到了黄冈,不敢回家,乃至我大哥岳丈方高坪处,在这里见到我大哥詹子益,他也由广东失败后先我回黄冈,并知土豪劣绅烧毁了我家房屋,抢走了我家与人合伙开的药店全部财产。同时也知道他与组织联系上了,准备把我们保存的3支长短枪交给组织(后已交给)。在两次夜间,他曾带我去参加党的地下组织会议。以后我因周身患脓疱疮,行动不便,组织上叫我离开到亲戚家隐藏治疗。至1928年3月上旬,我病已愈,准备归队继续参加战斗,回家后,见我大哥躲藏在被土豪烧毁的破屋内,他对我说:县内东乡领导人胡亮寅私心杂念很重,派性观念浓厚,同西乡领导人陈学渭不和,借故枪杀了陈学渭,并把西乡其他人(包括我大哥在内)的枪已缴了,强迫离开队伍,因此他才回家的。我听后极为愤慨,想我们为革命已付出很大代价,既然土豪劣绅反攻倒算,大家应该团结对敌,不能同室操戈,削弱革命力量,而使敌人气焰嚣张,这样怎么能取得革命胜利!过了十几天后,我四哥在夜间回家对大哥说:“童启竹讲,国民党军队捉住洪良栋(共产党员),现洪良栋带领国民党军队要来捉你们,你们赶快离家逃跑。”于是我和大哥逃至野外,在麦地里坐了一天,烈日当头,又饥又渴,到夜深才潜去我亲戚家,请我亲戚到我家拿了3元钱作路费,离开家乡到武昌喻义同志家中。我大哥曾到武昌找组织3次,都未联系上,从此我们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想回家但不能,想找组织又联系不上,而喻义家境贫困,也不能长期供我们吃住,在此情况下,我和大哥商定:为了避免家乡土豪劣绅发现行踪,只有改名换姓,在外谋生,继续寻找组织。

1929年2月,我二舅父胡奉珊以亲戚关系,介绍我到湖北宜昌宜夔铁路保管处当小工,帮做文书工作。去宜昌路过汉口时,听我四哥讲,我和大哥逃出后,土豪劣绅把我母亲捉去坐牢,要她交出我兄弟二人,家中人都四散分离。我们因参加革命连累母亲受罪,心里十分难过,要报仇,没有力量,想找组织又联系不上,精神非常痛苦。1930年秋,由大哥的学生江阳卿(他此时在汉口军政部第二后方医院任三等军医佐军医)以私人名义介绍我到该院当看护下士。至1931年秋季,接大哥来信,去湖北广水我大哥与人伙开的东南医院做医生。至1933年春节,我表兄胡越介绍我去第九十八师第五八三团卫生队任军医。至1936年秋,又去东南医院做医生,在此与王凤祥结婚。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第五十三后方医院任一等军医佐军医,后又至重庆北温泉陸军制药研究所生理室任助理员。1945年去四川南溪第二残废军人教养院诊疗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我四哥来信说,大哥被詹汉林(伪鄂东行辕中尉副官)指控为新四军共产党员,被捕整死在狱中。闻之悲痛愤慨之至。1948年春,教养院迁至乐山苏稽场,诊疗股住在水口场附近。至1950年4月份,该院奉令撤销解散。遂由乐山专署介绍我到专署医院任护理主任。这时,我才敢对妻子王凤祥讲明我以往在家乡参加革命的经历。

注:詹明生前撰写了革命回忆录十余篇,为编写地方党史提供了珍贵资料。这篇《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前后片段回忆》,是由詹明子女詹虎、詹旭、詹梅根据《詹明自传》和《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前后片段回忆》等遗稿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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