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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李维汉论“初心”

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 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像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工学励进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创立的。

——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

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 “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我曾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智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

——李维汉 《勤工俭学研究发端》(1920年4月11日)

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

——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

“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 这次斗争是从勤工俭学运动内部矛盾发展中爆发出来的。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至于那些企图借这个运动捞取政治资本的有野心的人,就只好自己去感受幻灭和悲伤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

——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专家解读: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党的早期领导人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李维汉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长沙创建进步团体新民学会。随后,他又在巴黎勤工俭学中与周恩来、蔡和森等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

放弃工读救国幻想,确立马克思主義信仰

李维汉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一样,也是从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开始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起初,李维汉对辛亥革命抱有极大期待。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李维汉所选择的就是赴法勤工俭学,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努力寻求真理,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和办法。

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后来李维汉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赴法勤工俭学,需要事先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和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18年8月15日,李维汉与萧子升、李富春、罗章龙、张昆弟、罗学瓒、萧子暲、邹彝鼎、贺果等24名湖南青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长沙的湘江东岸登船,沿湘江北上汉口,再换乘火车于8月19日抵达北京。9月,李维汉与李富春、张昆弟、曾以鲁、贺果、任理等进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据贺果的《育德中学求学日记》记载:“1918年10月6日,是日下午长沙初级班30余人到此,余等在此同学多到站欢迎,搬运行李。分寓第一(客)栈、泰安(客)栈,陈君赞周、邹君鼎臣(丞)护送到此。萧君子升、毛君润之、蔡君和森自北京来。”

最难的要算筹措学费。李维汉家境贫寒,因此他四处奔波,在家乡的族中祠堂得到30元、一个远房族兄借给他10元、第一师范的老师资助他100元……为了解决出国穿的服装,易培基老师拿出一张名画送给他和张昆弟,介绍他们到上海典卖50元……李维汉还申请地方政府给予求学补助。1919年9月13日,《湖南大公报》以《关于赴法勤工俭学之呈批》为题报道:“长沙学生李维汉、李倬呈请伤县补旅费,以全学业。奉批云:该县所拟补助留法学生办法,未据呈报本署备核。据称该生以师范毕业屏不补助,如果属实,殊欠研究。仰候令行该县知事查核办理可也。”学费的不足,使李维汉到达法国后生活异常艰辛。李维汉后来回忆初到法国时的情景说,为了节约开支,郭春涛和他两人商量合用一张床,这样可以节省出一张床的住宿费;他们轮流睡觉,一个人白天睡、晚上去打工,另一个人白天打工、晚上睡。若干年后,李维汉见着郭春涛之子郭志坚,说:“在法国,我好长时间和你爸爸‘同床,一个白天睡,一个晚上睡,我们感情很深的哩!”

1920年3月25日,李维汉在华工杂志第44期以VHL的笔名发表一篇题为《勤工俭学研究发端》的文章,指出:“人人做工能使生活平等,人人读书即教育平等。生活平等了,教育平等了,一切就会平等。我敢大胆说一句,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他进一步指出:“吾人本一切平等的要义,可为进一步的组织,就是新村。新村之组织以人人勤工俭学为法门,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教育平等为原则。”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李维汉所设想的“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更是一种空想,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思想的反映。但是,这篇文章也谈到马克思主义:“我们理想的要求,是要解除一切不平等,成为没有阶级的社会。”“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后来,李维汉谈及这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可以说,我们在此短短的实践和自学中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没有深入和展开,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没有悟出工人农民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暴力战胜暴力,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因而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

到1920年8月,李维汉的思想仍未能走出“工读主义”的束缚。为了把大多数留法青年团结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萧子升等倡议下,7月6日至10日,散居法国各地的新民学会会员等13人和外省籍的工学励进会会员共计20多人,举行了为期5天的蒙达尼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宗旨的问题。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萧子升、李维汉则与蔡和森意见相反,萧子升主张温和的手段,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革命的工具,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8月28日,李维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当时在社会问题探索中的阶段性认识,他对毛泽东表示:“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未有敢赞成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

那么是什么促使李维汉思想转变的呢?李维汉说:“约在8月至9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通过学习,李维汉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单靠工学互助或游行请愿是不行的,必须奋起革命,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统治才能达到目的。

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蔡和森8月13日的来信和萧子升、李维汉的来信,信的内容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会议上的发言。萧子升的意见与蔡和森的观点大相径庭。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在法国的会友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指出:“我对于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對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向大家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毛泽东明确表示:赞成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方针,赞成俄国式的革命。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的复信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极大启发和鼓舞,促进了李维汉的思想转变。

在开展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斗争时,周恩来、李维汉、聂荣臻等留在巴黎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但是,中国勤工俭学学生1921年2月的请愿斗争和1921年9月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先后都失败了,它用失败给勤工俭学学生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使李维汉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认识深入了一大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人权的虚伪性,从而逐步抛弃工学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李维汉先后参加了三次大的斗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逐步摆脱工联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而选定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李维汉回忆组织“二二八运动”时说:“‘二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生内部加强团结。”“二二八运动”“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至于那些企图借这个运动捞取政治资本的有野心的人,就只好自己去感受幻灭和悲伤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來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

通过“二二八运动”,李维汉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更加认清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当时,蔡和森肩负着在法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使命。“二二八运动”后,蔡和森等104人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李维汉同周恩来、赵世炎等转向了建立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先期到达法国,成立了巴黎中共早期组织。1921年10月,李维汉到达哈雷住下。1922年初,周恩来、赵世炎托人捎信给李维汉,约他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讨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周恩来在德国柏林,赵世炎在法国北方做工。不久,周恩来、赵世炎和李维汉如约见面,商定各自在所在地区分头进行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备工作。李维汉回到蒙尼达后,与李富春等工学世界社的领导成员商议,在工学世界社积极开展筹备活动。李维汉回忆说:“1921年底或1922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我曾反映尹宽、薛世纶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参加的建议。另有人建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建议都是幼稚性的表现,既与原则不合,也与实际不符。经过酝酿讨论,双方都放弃了。”

经过充分准备,1922年6月18日,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少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因此,它对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抓得很紧。除了做工和参加组织的活动外,就是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武装思想。他们以自学形式阅读了大量法文版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议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1923年2月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较早地提出武装斗争的观点

1912年下半年,16岁的李维汉半工半读考入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学翻砂,当铸工,干了一年半。后因领导同学反对工厂总办、抵制省军事当局的欺压而被迫退学。这是李维汉第一个军事工作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开始进入李维汉的视野。

1920年4月,李维汉勤工俭学到法国后,经华法教育会介绍到勒哈佛尔的施乃德钢铁厂做工。这是一个大型军火工厂,是李维汉第二个军事工作经历。每天工作8小时,在工人食堂吃饭,住工人宿舍,工厂给他们三等工人的工资,日工资12法郎。李维汉在钢铁厂做铸工,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十分辛苦,工作了大半年。在这里,他亲眼看到五一节期间,法国武装警察对示威和罢工工人的残酷镇压,倍感要革命不掌握军事是不行的。

回国后,李维汉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一文,提出“安源因地理的关系,表面似乎不受政治变动和军事变动的直接影响,然安源工人与全国工人本息息相关,同受军阀政治的压迫,在此同一经济、政治条件中生活的工人当然适用同一的战略。……工会的使命,第一期在训练工人,指挥工人,不绝地向资本阶级及其统御机关作战”。这里虽然讲的是工人运动,但提出的是军事战略。在《我所希望于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者》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要以革命手段作废约运动”,不能依靠和平请愿,希望能将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到民间去”,并且“勿存避免军阀压迫的苟且观念”。这里所讲的“革命手段”就是军事手段,李维汉告诉人们,在当时的中国,和平的途径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在革命彻底胜利之前,一切和平建设事业都保持不住,只有走非和平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民族运动》一文中,李维汉明确地提出“现在谁都知道中国要解放,必须经过革命的手段,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不能成功”,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在1924年以前,“北方虽有工人阶级艰苦奋斗,但不能激发起来,冯玉祥倒戈,使北方民众,在那个范围内得到相当自由”。他认为,爆发“北伐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吴佩孚向国民政府进攻,根本原因,是因为民众势力高涨起来,与武力结合,所以发生这次战争”,而“北伐战争如此胜利之原因,一方面因国民政府有比较与人民接近的武力,较有训练的军队,故在湖北、江西苦战,始终能听指挥,努力杀敌。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接近民众,无论在国民政府之下的民众,或军阀底下的民众,都知道北伐胜利是有利于民众,因而国民政府能取得广泛的人民的同情。在军阀下的人民,反抗军阀,以帮助北伐;国民政府之下的民众,极力帮助北伐军。因为人民帮助北伐军,故孙、吴势力虽大,且有西南各小军阀站在旁边观风色,然北伐军竟能以少胜多”。在这里,李维汉不仅提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民众“与武力结合”,而且提出了武力的来源——民众,民众能够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能够减少军队的减员和扩大胜利的基础。这就提出了必须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主力军,是工农阶级……最受压迫的是工农阶级,最革命的也是工农阶级。”把工农阶级武装起来,“第一个方法,要自身有很好的组织”。第二,“仅仅推倒军阀是不够的,要打倒它底下的一切反动势力。要打倒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必须扩大我们的组织,要使政权为民众的政权,反动分子才能镇压下去”。在这里,李维汉又提出了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提出革命对象、革命目标的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能够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武装斗争,需要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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