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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题残稿纸百万张

况建军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新闻记者、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他献身于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主编《生活》周刊等六刊一报及创办生活书店,一生留下800多万字的文章著述。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贡献出自己全部心血。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邹韬奋的崇敬之情。心系救国 矢志报国

邹韬奋在1936年2月《〈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中写道:“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邹韬奋生活于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的时代,一心救国、矢志报国是他不懈的理想和追求。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邹韬奋作为大学生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月刊》的编辑工作,为“唤醒农工商各界,共做救国事业”而努力。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开始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实践。1926年10月,他接办《生活》周刊,这为他所进行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新闻救国实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舞台。从1926年到1931年,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近300篇文章,企望通过教育的普及、移风易俗的推广、现代文明理念的养成,以资产阶级改良方式唤醒民众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奋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救亡图存的激情迸发,他运用《生活》周刊一方面及时报道事变战况,鼓舞中国军民抗击日军的斗志,另一方面号召全国同胞捐款近13万元援助打响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第一枪的黑龙江省马占山部,《生活》周刊由此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邹韬奋运用《生活》周刊的影响力,大力征募军需用品和日用品,支援在淞沪战役中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同时在沪西创设伤兵医院,为抗日将士治疗伤病。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所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因支持学生救亡运动、表达民众抗日心声而销量竟达20余万份,一时洛阳纸贵。同年12月18日,邹韬奋与沈钧儒等人组成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被选为执委。1936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委;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参加并被选为执委。7月,邹韬奋与沈钧儒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8月,绥远抗战爆发,邹韬奋依托《生活星期刊》,并与《东方杂志》等30多家杂志社一起发起全国读者“以一日贡献绥军抗战”活动,对绥远抗战给予支持。由于极力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的名义将邹韬奋等七人逮捕、关押,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释放。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发后,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月刊,报道和宣传抗战。1938年7月7日,《抗战》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月刊,继续报道和宣传抗战,刊物销售量最高时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在《全民抗战》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后,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他在复刊词中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他还以撰稿人的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坚持抗战的文章。1943年10月,邹韬奋在患耳癌身体极度虚弱之际,仍写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发出“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恋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的呼喊,体现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报国热忱。服务读者 真诚为民

邹韬奋在他所撰的《经历》一书中写道:“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创办报刊是邹韬奋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他服务读者和大众的途径之所在。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把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作为办刊宗旨,对刊物进行了大力的创新:在内容上,他提出要有趣味、有价值,“贵精而不贵多”;在文字表述上,他提出要“力求浅显”,提倡“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在形式上,他开辟小言论、读者信箱等栏目,并将精美的图片、漫画引入到刊物之中,使刊物更显亲切和美观。为对读者负责,他在刊物广告的选择上不以广告费多少为衡量标准,而以适合读者心理健康为出发点。为减轻读者负担,他尽可能降低报刊价格,在报刊篇幅增加时尽量不增加定价。

最能体现服务读者精神的是邹韬奋对《读者信箱》专栏读者来信的重视。接办《生活》周刊之初,邹韬奋亲自阅读读者来信,对每一封信进行登记、摘要或回复,往往忙到晚上12点多钟。到1932年5月,读者来信日收最多时达上千封,年收总数达两三万封。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来五六个人专门处理读者来信,对每一封信按照登记、摘要、如何答复、拟出复信稿、修改、抄写、校阅、寄发等八道手续进行处理。正是因为对读者采取“以极诚恳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的态度,为《生活》周刊赢得了大量读者,《生活》周刊的发行量由接手时的2000余份增加到1932年底的15.5万份。在与读者“共济衷曲”的同时,他还抱着“凡是在自己力量内所能勉力办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的宗旨,专门于1930年成立书报代办处,并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首创十大银行为读者购买书籍和刊物免费汇款业务,1938年初又成立战时书报供应所,流动供应图书、报刊。

邹韬奋在服务读者的同时,始终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上,自觉担当“为大众做喉舌”,运用自己掌握的报刊主持正义,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提示社会发展的趋向。1926年10月,邹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时,就确定该刊的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以“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逐步改变办刊的方向,关心和讨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愿望一致起来,特别是对团结抗日、抵御外侮的宣传,对不抵抗主义的抨击尤为不遗余力。正如他在1936年6月创办《生活时报》时所说:“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1937年七七事变后,邹韬奋一方面投入全民抗战,另一方面关心抗战建国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他不畏强暴,敢于同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作斗争,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努力奋争。正如他在1938年7月《全民抗战》发刊词中所说:“集中人力物力后该刊将以更宏亮的声音和强大的力量,在抗战建国的总目标下担负起巩固全国团结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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