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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鸣:“宁可断头死,岂能屈膝降”

冯晓蔚

王则鸣,1901年1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印塘乡大坪村,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南早期党员之一,1928年英勇牺牲。李维汉称赞他是“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工作踏实、为人正派、平易近人、作风朴素的共产主义战士”。  领导工人开展罢工运动

1917年春,16歲的王则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第三班。因同乡蔡和森的关系,他一进省城就结识了毛泽东、彭璜等有志爱国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王则鸣积极投入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

1920年秋,毛泽东在省城寻找“真同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王则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中共湖南支部建立后,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早期的党员之一。“则鸣”这个名字,就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借用韩愈“夫物不平则鸣”之意而自取的。

中共湖南支部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先后派出一批优秀党员到安源、水口山等地开展罢工斗争。王则鸣受中共湖南支部派遣,于1922年初同蒋先云等赴安源煤矿,协助李立三开展工人运动。在安源他以创办工人夜校为名,向工人深入浅出地宣讲革命道理,灌输马克思主义。当安源煤矿党支部与工人俱乐部相继建立,并取得9月罢工斗争的胜利之后,王则鸣又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委派,与蒋先云、韦汉等来到水口山铅锌矿开展工人运动。据刘亚球回忆:王则鸣等是1922年11月20日下午到达水口山的,工人们还成群结队地前往康家溪迎接。他们到了之后,就公开征集俱乐部会员,投入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工作。

蒋先云负责起草成立《宣言》,王则鸣负责撰写向全国的“快邮代电”,其他代表则分头深入工人群众串联。经过一星期的筹备与发动工作,于11月27日正式召开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蒋先云被选举为俱乐部主任,刘东轩被选为副主任,王则鸣被选为俱乐部秘书长,刘端麟为财务委员,还有其他委员若干名。

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建立后,工人群众的革命斗志倍增,王则鸣与蒋先云、刘东轩等因势利导,举行代表会议,综合工人的意见,向矿局提出了4条要求:(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二)津贴俱乐部各种费用;(三)增加工人工资;(四)均分红利。可是,矿局对工人所提的合理要求毫无诚意,置之不理。于是,俱乐部进一步发动工人,酝酿组织一场罢工斗争。12月5日清晨,全矿工人宣布罢工。矿区各处都插上了罢工的旗帜,工人纠察队队员臂戴红袖章,手持梭镖、铁棒等武器,威风凛凛地站在各路口,随时准备战斗。工人们从各厂矿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矿局,口号声震天动地。矿局的官僚吓得紧闭大门,不敢出来与工人见面。他们害怕罢工,暗地派人到衡阳,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妄图将工人运动镇压下去。王则鸣立即代工人起草《告官佐士兵书》,向士兵宣传工人不是“土匪”,感动了士兵。官长无奈,结果把队伍开回去了。矿局见硬的不行,又施软的一手。局长赵铭鼎派人来俱乐部邀蒋先云、刘东轩到矿局谈判,企图借机拘捕并杀害工人领袖。蒋先云与刘东轩识破了矿局阴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

第二天,他俩赴矿局后,王则鸣与谢怀德等组织数千工人包围矿局,以作后盾。当蒋先云和刘东轩与十多名持枪警兵针锋相对地斗过一阵后,却不见动静了。王则鸣等担心矿局下毒手,指挥工人们大声喊道:“我们要我们的代表出来见面!”“你们不放人,我们就要放火烧死你们!”大家有的扛煤油桶,有的搬柴禾,作放火准备。赵铭鼎见势不妙,只得由一群警兵和蒋先云、刘东轩一同出来与工人们见面。这时,王则鸣和李庆余“趋入局内,质问理由”,将赵铭鼎训斥一顿后,护着蒋先云和刘东轩冲了出来。蒋、刘两位代表安全回来了,但斗争并未结束。工人俱乐部马上召集会议,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向矿局发起新的进攻。王则鸣根据工人的提议,再次为俱乐部起草《通电》,发向各报馆、各法团、各工团、各学校。在全国各地工人的强大压力下,水口山此次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二年春,王则鸣还署名“鸣非”,写了《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对该俱乐部的起缘、建立、宗旨、规划以及罢工经过等情况,“明察真实,详加记录,编成小册”。1923年11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时,夏蔓伯为其写了《弁言》,赞扬水口山工人之大罢工,都能牺牲自己,服从团体,“这种精神,就是他们战胜敌人的炮火,也就是值得大家赞美的所在”。处决诬蔑工农运动的反动人物

1923年夏,王则鸣在水口山矿因参与领导工人罢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回到湘乡县东皋学校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湘乡县政府停发教育经费,各学校都有停办的危险。王则鸣代表教育界人士,向县知事周先质建议增补教育经费。在中共湖南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王则鸣当选为第六届执行委员,后接任区委组织部部长。国共合作后,王则鸣出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部部长。在任职期内,他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大力发展中共基层组织。据曾与他共事的莫同、曹典琦、李维汉等回忆:“他做事是很有条理、能耐劳苦的,在当时党的组织大发展,指导全省组织与训练的繁琐工作,十分表现他的性格与才能。”

1926年冬,湖南工农运动形成高潮。是年12月,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省教育会幻灯场召开,王则鸣是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从12月1日开幕至26日闭幕,他自始至终参与领导会议。会上正式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为易礼容,王则鸣为执行委员。随着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湖南省农民协会为了保卫农民切身利益,设立农民自卫武装部,推举王则鸣为部长。他上任后,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建立和健全农民自卫武装,加强武装骨干的培训。经他倡议,湖南省农民协会与湖南省总工会,于1927年4月联合成立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训练队委员会有委员6人,工农两会各3人。第一次委员会议到会者谢觉哉、王则鸣、杨人杞、袁晓煦、易礼容(柳直荀代),请假者郭亮,主席谢觉哉,记录柳直荀。会议制订了《简章》,依据简章应推定主任一人,因王则鸣在苏联学过军事,故公推王则鸣担任。第一期入学学员计划招生200名,工农各100名,实际入学300名,其中农民武装骨干200名。共计训练6期,为全省培训工人与农民武装骨干1500余名。

在参与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中,王则鸣“处事果断,表现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与斗争艺术”。1927年4月11日省农民协会处决叶德辉就是典型一例。叶德辉,湘潭人,清朝翰林。还在光绪年间唐常才组织自卫军起义失败时,他就奉湖南巡抚俞廉三之命,搜集守旧者攻击起义的论作,编成《觉迷要录》4卷,以作“康梁逆案之定谳”。袁世凯称帝时,他参与组织“筹安会”,称臣劝进;张勋复辟,他面圣朝君;“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他操纵湖南商会,破坏“三罢”。平时,他横行闾里,鱼肉乡民,民愤极大。王则鸣早就对他心怀不满。湖南农运兴起后,农会开始并未触动叶德辉,而他却自己跳出来。一天,他得知湘潭县有个农民协会,就写了一副诬蔑工农的反动对联送去。对联写道:农运广兴,稻、粱、菽,麦、黍、稷,一派杂种;大会宏开,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

湘潭县农民看后愤怒至极,纷纷向省农民协会“奏禀”,请求惩办叶德辉。湖南省农民协会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批准了农民的请求,并决定在全省公审处决叶德辉。公审那一天,省农工会及各公法团群众上万人,在长沙市又一村教育会坪举行大会。大会由郭亮与王则鸣等主持。先是由几位受害农民控诉,然后,王则鸣站立起来,质问叶德辉:“袁世凯称帝时,你是不是筹安会会长?”

叶德辉大言不惭地回答:“是呀!我是筹安会会长。”

王則鸣又拿出那副诬蔑农会和咒骂工农的对联质问:“这副对联是不是你的大作?”

叶德辉瞥了一眼,又点头称是。

王则鸣将对联向民众宣读并稍加解释后,顿时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当会场静下来时,王则鸣面向民众发问:“这种人该不该杀?”

全场齐声应答:“该杀!该杀!”

于是,郭亮代表特别法庭宣布:处叶德辉以极刑,立即执行。王则鸣指令自卫武装队员,将叶德辉押下审判台,就地正法。等到一些土豪劣绅派人赶来救叶时,他早已命归“西天”了。

叶德辉被处决,对全省震动很大。正如柳直荀后来回忆说:“当时最是撼动一班豪绅,使之震悚的,就是长沙省城枪决全国封建余孽、豪绅领袖叶德辉。在叶氏枪决后,一班豪劣大为震动,纷纷投入军队。”积极应对“马日事变”

就在叶德辉被处决不久,驻湖北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5月17日率部叛乱,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

这时,王则鸣与柳直荀等分析,袁家普、曹典球等“一班豪劣已投到反动派最力的何键部下充任参议长了;同时他们开始向军士进行反宣传,说什么兵士六个月不准回家,老婆就要离婚另嫁……总之,他们用尽卑污恶浊、阴险毒辣的手段,以造成这反动的局面”。可见,驻防在长沙的何键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许克祥团长必然会“异动”。因此,王则鸣主张,动员农民武装,作好应变准备。省农民协会采纳了他的意见,经国民党省党部同意,电令11个县的农民自卫队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事变。

5月20日,长沙空气趋于紧张。是晚,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召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王则鸣、夏曦、郭亮、柳直荀、林蔚、彭公达、薛世纶、曾三等。会上,区执委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夏曦提出:如事变发生,几个公开活动的负责人郭亮、戴晓云、李维汉和他本人等,在长沙很难隐蔽,应转移地方。在长沙成立秘密临时省委,指挥应变。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会议作出决定:由薛世纶、王则鸣、林蔚为临时秘密省委成员,代行中共湖南省委职权。同时决定:如果发生反革命政变,工农武装由学过军事的王则鸣统一指挥作战,可向醴陵方向靠拢第六军。次日晚上9时许,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长紧急召开秘密会议,宣告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研究和部署暴动行动,午夜12时,即率全团官兵分三路出发,包围袭击湖南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机关。一场大捜捕、大屠杀的惨剧,在长沙上演。此时,除夏曦已在当天早晨未告而出走外,其他同志都还坚持在长沙指挥战斗。

是晚,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几个同志商定,作出了组织长沙附近数县工农武装于5月31日“进攻长沙的计划”。由于长沙情况日趋恶劣,通讯中断,22日凌晨后薛世纶逃跑,李维汉转移至近郊黎谨(中共党员)家里,郭亮去湘阴,柳直荀化装坐小火轮往湘潭,仍坚持在长沙指挥战斗的只有王则鸣、林蔚及在省委工作的彭公达、何资琛、夏明翰等。22日深夜,王则鸣赶到湘潭,接着林蔚与彭公达也到了湘潭。23日,王则鸣等在湘潭总工会秘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先建立总指挥机构于湘潭,继移株洲。据陈新宪回忆:“柳直荀实际上任总指挥,彭公达、王则鸣辅之。但公开行文及发布命令仍以郭亮、易礼容等人名义相号召,并用省总工会和农民联合办事处名义代电。”溆浦县就曾收到由湘潭发去的《漾日电报》:“农民协会、县党部、总工会均鉴:反动派日伏省垣,乘我不备,于前晚攻工农团体,解散省党部,惨杀工农领袖四十余人。务望各方集中一切实力,采取联合战线,于电到日向长沙出发,以期恢复省垣原状,而资镇压。湘潭县党部、县农会、总工会、学联会、女联会全0661漾。”

在临时省委和湘潭总指挥部的部署与指挥下,各地工农自卫武装纷纷准备从四面八方进攻长沙。湘乡是王则鸣的家乡,胡叔尼等参加湘潭最高军事会议后,立即赶回湘乡,“发布紧急通告,组织军委会,集中枪支督攻长沙”。数日内,柳直荀来往于湘潭、株洲,王则鸣来往于湘潭、湘乡。在王则鸣的直接指挥下,湘乡县于5月24日编组“工农义勇军”,并在县城昭忠祠召开6000余人的群众大会,“誓师讨蒋伐许”。

28日至29日,义勇军由县农民自卫军副大队长邹祖培带领奔往湘潭云湖桥一带,汇合湘潭农军在姜畲与敌许克祥部展开过激烈的战斗。因没有适当的军事指挥人才,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整个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也因接到中央“撤退”指示而终止。

农军围攻长沙的计划落空以后,整个湖南的革命局势急转直下。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王则鸣不畏艰险,日夜奔波,向党中央报告了湖南”马日事变”的详细经过情况。1930年苏联出版的《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书中曾有记载。

在湖南“统一领导工农武装”的省农民协会武装部部长、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长王则鸿(鸣误为“鸿”,此二字其形相近之故——笔者注),于“马日事变”后的1927年6月5日从长沙地区抵达武汉。他当时在武汉给中央提供的材料如下:

(一)湖南全省总共拥有配备步枪的农民自卫队员8000人。

(二)“马日事变”之前一个星期,省农民协会经国民党省党部同意,曾电令湖南11个县的农民自卫队全部动员起来。

(三)1927年5月26日,省农民协会下令全农民自卫队于5月30日总攻长沙。

(四)5月29日,李维汉下令取消总攻长沙的命令。

(五)5月30日,农民武装接到中共中央的信,要他们等待一下。紧接着,中共中央下达了取消进攻长沙的命令。

(六)由于交通阻塞,浏阳和平江两个县的农民自卫队,没有接到取消进攻的命令,而于5月30日准时出击。

(七)浏阳县农民自卫队攻打长沙,持续达5个小时,结果被打死数十人、被俘40人,自卫队随即后撒30里。

(八)平江农民自卫队,完成切断铁路的任务后,也撤退了。

(九)1927年6月4日,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长王则鸣,向中共各级组织转发了湖南区委的决定如下:(1)同许克祥妥协;(2)停止游击战;(3)把武器交给陈嘉裕;(4)不要發动群众运动去反对“长沙事变”;(5)秘密准备武装斗争。

“儿为革命死,死何足惜?”

1927年6月中旬,王则鸣从武汉回到了湖南。这时,毛泽东奉命返湘建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开展革命斗争。王则鸣在长沙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据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代理书记陈新宪回忆:6月中旬,柳直荀偕同毛泽东、彭公达、王则鸣等9位领导同志来到衡山,衡山地委在康王庙召开了干部会议,柳直荀在会上报告了“马日事变”及全省农军反攻长沙的经过,毛泽东与王则鸣讲了话。

7月,王则鸣从衡阳经湘潭回到家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秘密联络乡间的共产党员及原区乡农会的骨干,建立湘乡县秘密农会,推举王俊恒为会长,并准备组织武装暴动。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王则鸣被列入反动清乡队缉拿名单,他再次潜往武汉,寻找党的组织。这就是他后来在狱中一诗中所写的“弃走湘鄂有三秋”之句的含意。在武汉,他经党组织的安排,赴江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时,党又派他回湘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交通工作。在联络各地党的组织,秘密开展武装暴动中,王则鸣不幸于8月24日在长沙再次被捕,押入国民党陆军监狱。

在狱中,他化名刘云钦,任凭反动派的严刑拷打,都守口如瓶,不承认自己是王则鸣。他还与同狱的另一名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成员龚际飞(同乡人),策划狱中斗争,准备集体越狱脱逃。10月9日,龚际飞壮烈牺牲,王则鸣因一直未吐出半句真情,继续在监受审。

1928年1月初,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部。不久,“西征军倒唐”,王则鸣率狱中同志冲监而出(一说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因足部受酷刑致伤,不能行走,只得向省委负责人易礼容请假,由其胞兄王受尧护送去湘潭疗疾。2月初,党中央派李鲁返湘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夺取地方反动团队的枪支,配合湘南起义开展武装暴动,王则鸣积极协助李鲁在原已恢复中共湘乡县溪口、姚家桥、金蚌、十字铺4个支部的基础上,又在县城恢复了城前、城区两个党支部,并在县城孤洲秘密召集党员代表会议,正式恢复了中共湘乡县委,由李鲁、周华封分别担任正、副书记,委员有曾华湘、刘鹤鸣、王力农、刘景贵等;接着还联络共青团员,恢复了共青团湘乡县委,由周禄山、刘先祥分别担任团县委正、副书记。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王则鸣和李鲁等举行秘密县委会议,商议组建游击队。最后议定发动潭宝公路沿线民众夺取地主反动武装清乡队的枪支,建立工农革命军,配合湘南起义,率先在潭宝公路上开展“破路”斗争,然后去衡阳与毛泽东领导的游击队汇合。

但是,暴动与“破路”斗争正在着手进行时,刚恢复的党、团组织又遭到破坏。王则鸣连续派党员到省委去报告工作情况,但一到长沙就被捕了。团县委副书记刘某在家乡被捕后屈膝变节,使党的组织蒙受更大损失。为了挽救组织,王则鸣于3月20日晚在嘉谟镇太平寺召集共产党员秘密开会,商议抢救被捕同志和转移正在被通缉的同志。朱令且、王力农劝王则鸣先行转移。王则鸣说:“被捕的同志正在受刑,其他的同志尚未作好安排,我怎么能先离开呢?”就在这天晚上,王则鸣被坏人告密,湘乡县反动清乡队第二支队队长杨道南派兵跟踪追捕。23日晚,王则鸣潜回家中,准备向父母告别后即转移外地,但刚走进家门,清乡队即将其住宅包围。24日凌晨,当王则鸣化好装,正要出走时,第三次遭反动派逮捕。湘乡县清乡队第二支队“拿获”共产党“头目”王则鸣,如获至宝,立即呈文向湖南省“剿共”清乡队请赏,获“乙等奖”,参拿及出力人员20余名,都得“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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