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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林伯渠论“初心”

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于社会革命事业。平生自奉俭约,衣履往往不甚完整,令卒遇者略不意其在政治革命中负有盛誉之人。近欲资予往游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异日参考。盖其希望理想实现之心事,至为诚挚而迫切,使不遽死,未必不能及身令其怀抱有所发抒成就。

——林伯渠 《〈林修梅遗著〉跋》(1921年12月2日)

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個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拜把的兄弟,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

——林伯渠 《自传》

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林伯渠 《荏苒三十年》

过去我们走过了几许曲折道路,经过多番摸索才确定了的信仰——共产主义,现在不仅为广大青年与一切受压迫的人群所接受,而且胜利地统治着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面。今天我们幸运地看到觉醒了的人民,先进的政党,革命的军队,优秀的青年,有了这样雄厚的力量,有了这样空前的进步,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来战胜敌人,同时也充满了希望来迎接这个战争与革命的伟大时代。

——林伯渠 《向老战友吴玉章致敬》

专家解读: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林伯渠是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少数几个从20世纪初就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延安时期的“五老”之一,他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依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的结论是这样得出的

林伯渠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前曾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生在19世纪末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林伯渠,曾受到那时流行的“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富国强兵”是清政府洋务派推行的新政。这一新政虽然没有给中国带来富强,却曾一度给人们带来希望。林伯渠“青年时代目睹清廷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富国强兵思想,赞成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1904年,林伯渠告别家乡东渡日本留学。这时的日本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革命志士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后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曾到这里求学。这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在日本,并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林伯渠来到日本后,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他听到黄兴与宋教仁常常谈起日本义士官崎滔天讲,广东有个孙文多次组织反清起义,是当代人杰,就心仪其人。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日本东京,筹备组党,决定把当时长江中部湘鄂一带的华兴会、江浙的光复会和孙中山在两广领导的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参加了欢迎孙文大会,聆听了孙中山发表的演说。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印象最深的是,孙中山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听了孙中山的演说,林伯渠觉得很对,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解决了他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问题。林伯渠感到孙中山有一种宏伟的气魄,视野广阔,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拥护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革清朝君主专制的命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并要求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经黄兴、宋教仁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对这段历程,30多年后林伯渠仍记忆犹新,他说:“留学东京时,忧时忧国之思,无时或忘。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当时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风行一时,他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尖锐的批评,这些再加上从日译的欧美书报那里知道的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但还是从民族的爱国主义出发,阶级意识依然是模糊的,甚至以为只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当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同盟会时,我赞同他的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时间是当年的8月。”1945年4月23日,《在七大开幕典礼上讲话》中,林伯渠再次回忆这段历史,说:“1905年的时候,孙中山搞同盟会,反对清朝,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当时只觉得清朝很不好,觉得有皇帝的国家不好,应该反对它,这是共和思想。那时对于党的、阶级的道理都还非常模糊;中国还没有共产主义,欧洲的马克思学说也没有传到中国来;我只是愿意推翻满清,愿意把中国搞好,也可以说是富国强兵的思想。”

加入同盟会后,林伯渠先到东北工作了4年,1911年8月调回上海,参加筹备发动辛亥革命。同盟会的领导人宋教仁、陈其美等认为,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天灾频仍,保路风潮叠起,官逼民反,人心思变,且有新军、会党可供利用,发动起义较易成功。因此在东京召开11省区同盟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划起义的领导机关。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陈其美、宋教仁等为总务干事,以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和会党,首先发动两湖起义。由谭人凤前往湖北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等在长沙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等组织四川分会。

林伯渠被派往湘西从事策反西路巡防营的工作。当时湖南共有20个巡防营,分5路驻扎各县。湘西驻有8个营,其中驻在常德有3个营。林伯渠和廖湘芸一道赴常德从事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各营文书等下级官佐多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时的同学,一经接头串连和宣传爱国反清的道理,他们很快就同意接受白布条,准备届时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心大为振奋,湖南于10月22日首先响应,起义军很快占领长沙,杀了顽固分子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随即宣布湖南独立,成立军政府,通电全省各属响应起义,常德巡防营统领陈斌生见大势已去,部下不稳,只得同意起义,西路各县,就此光复。12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但是,孙中山上任不到50天就被迫妥协,让位给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辛亥革命遂告失败。这对林伯渠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湖南独立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进入。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谋夺取政权。新军五十标梅某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诱致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丰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途中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旧抚署前。……谭延闿就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在谈及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孙中山对袁世凯妥协,葬送革命胜利成果的教训时,林伯渠回忆说:“此事与宋教仁很有关系。我与宋教仁是同乡,极熟稔。宋原在常德府中学堂读书,后被告发参加革命,知府朱某通知他出走才到日本。宋治学之心很切,有意要研究日本和欧西各国政治经济,常与日本名士交往。大约在1905年左右,宋组织一专门翻译外文书籍的机关,译英、德、日名著甚多。因之,政党责任内阁制的一种见解,先入为主,便成为他以后的中心政治主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政府组织法初步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宋即极力主张修改为法国式内阁制。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藉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力量,‘犁庭扫穴,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内最大政党(民国元年春,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同盟会成分遂起了根本变化);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争,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妥协……极力主张将总统让与袁世凯。……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提倡所谓‘六不做(不做官、不做议员、不治产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

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由于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力图组织责任内阁,限制、分享袁世凯的权力,醉心独裁、日夜做着皇帝梦的野心家袁世凯,于1913年3月20日派刺客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由此爆发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同年7、8月间,“二次革命”失败。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于孙中山。廖仲恺和林伯渠等少数同志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不拘小节,毅然打手印,追随孙中山。孙中山从此对林伯渠异常器重。徐特立曾这样称赞林伯渠:“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崩溃。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伯渠于其间,严格辨泾渭。纪律打手模,黄兴出反对。伯渠重大节,小节无所谓。慷慨打手模,峥嵘山岳碎。”

1919年7月,林伯渠回到上海,协助孙中山办理党务工作。后来他回忆说:我自五四前后即与(孙中山)先生同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常往返于上海广州,又说:我在上海环龙路住过一两年,看孙中山写《心理建设》《有志竟成》《社会建设》等几篇文章。这期间,由于辛亥革命以来,护国、护法战役不断失败,使林伯渠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同时也促使他反复思考失败的原因,探求新的出路。他在杭州写下七律《西湖纪游》:“俊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次收。到眼烟云纷万态,何人台榭足千秋。艰难自笑宁非计,历碌看人共一丘。犹有情怀消未得,聚丰园里酒盈瓯。”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几年来国内政局烟云多变的感慨,对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憎恶,流露出他对革命屡遭挫折的非计、壮志未酬的担忧。这使得林伯渠明显地感到,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实现救国救民的壮志。对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林伯渠曾写道:“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題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和失败,也流尽了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林伯渠认为:“从1905年搞到1911年,清朝是被推翻了。但那时仍不晓得怎样建立国家,怎样与人民联系;与人民还隔得很远,在乡村里也没有什么工作。当时有许多运动,许多暴动等革命实践,但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许多起义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不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也有好多次的起义没有成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孙中山也提出了建立共和的主张,但在推翻满清之后,还是不能不把政权让给满清的北洋军阀袁世凯。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民国2年,孙中山又组织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结果又被袁世凯打败,于是,只好亡命日本。后来袁世凯又做了皇帝……我个人是跟着孙中山跑的。孙中山那时思想坚定,继续坚持干革命,但也没有得到什么成就。护国之役,虽然把袁世凯洪宪帝制推翻了,但北洋军阀还是继续存在着。不仅北方的军阀存在着,在南方也有许多军阀……军阀混战,一直打到民国13年(1924年)……总之,在这些所有的革命实践中,都还没有摸出个头绪,没有把事情搞好,不晓得怎样才能搞好……直到民国6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从有些报纸刊物上知道有工农的军队,同时因看了克鲁泡特金的书,才知道有阶级斗争,应推翻私有财产制度;才觉得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首先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日本。林伯渠也受到通缉,再次浮槎东渡。二次革命失败,使大多数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林伯渠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抚今思昔,惶悚殊深。盖马齿加长,而知识愈陋;外感太棼,而德业不增。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他还写下《宗楼看雪》一诗:“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欺人发鬓垂垂白,到眼河山故故非。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在这首诗中,林伯渠真实地抒发了当时那种沉重、痛苦的心情,表达了忠诚革命、继续战斗的强烈决心,他坚信革命最终一定能够成功。

虽然遭到通缉、置身异国,但林伯渠把它视为一个发愤学习的好机会。这期间,除了攻读经济学和法学,林伯渠还广泛研究财政学,同时对簿记学、统计学、工业政策也都潜心研究,渴望在中国“实行新经济学理”。他认为革命要成功,必须不怕困难,奋发努力,“成功者,毅力之结果耳”,要奋然前进,就得“力戒悠忽”,“加意用功用去,方有进境”。这一时期,对林伯渠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结识了李大钊。林伯渠曾说: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拜把的兄弟,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

林伯渠是怎样结识李大钊的?又是怎样在李大钊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呢?李大钊生于1889年,小林伯渠三岁。1913年暑假,李大钊由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进步党孙洪尹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者河上肇,即是他的老师。入学不久,李大钊就与志向相近的同学组织经济学会,开始研究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4年1月,他写了《国情》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相勾结的阴谋,痛斥袁世凯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关于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谬论。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后,他曾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和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林伯渠与李大钊结识发生在1915年底,林伯渠因在汉口、湖南组织反袁斗争接连受挫、再次东渡日本之后。据《林伯渠早年活动大事记》记载,1916年“1月30日 出席易县象等组织的乙卯学会与李大钊等组织的中华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的会议,被推举为神州学会的干事,并与李大钊成为挚友。2月26日 与李大钊一起离开东京回国参加讨袁斗争”。对林伯渠此时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一事,李大钊在《太平洋舟中》一诗中也有回应:“浩渺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这首诗描述的是他与林伯渠一同由日本横滨搭乘法轮回国的情景。诗中“绝域逢知交”,指的就是他在东京与林伯渠结成“拜把兄弟”,而“鹏鸟将图南”“鼓鼙动河北”,则是指林伯渠将去湖南,李大钊将去河北,从事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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