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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奇迹”说开去

弘文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党要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沿着既定战略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在今天推出无疑是开创性的、标志性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决定》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带领人民全面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和政治宣言书,集中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给予了系统回答;紧扣“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进行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和成果,提炼和概括了必须牢牢坚持的十三个“突出优势”,郑重指明了继续前进必须恪守的十三个方针原则,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以其特有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在新的实践征程中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辉。

按照黨中央统一部署,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社会的首要政治任务。鉴于本次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制度”及其“国家治理”为议题,联系此前国际国内对于“中国奇迹”的热议以及对“中国之治”的强烈关注,在此谨从“中国奇迹”的角度,结合“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对四中全会浓墨重彩加以阐述和揭示的“中国之制”予以解读。

“中国奇迹”折射“中国之变”

“变”或“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周易·革卦》云:“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如果说既往几千年的古典中国是在一种较为缓慢甚至所谓“停滞”的节奏中演进的,那么完全可以说,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及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自身迅疾而深刻变化的崭新历史进程。

“变”,是一种现象,更是一个过程。回望近百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进程,习近平同志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当代中国诸多轰轰烈烈的变革,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历史关联,是一个前后相继、逐步演化的过程,本质上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

面向现实,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历史变迁,更是对它独有的“变易之道”的生动诠释。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这个日益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世界上,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甚至屡被看衰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居然能够在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势头的同时,依然实现了政治社会的高度稳定,“中国奇迹”由此被热议。

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框架内,譬如在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看来,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同时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有序,而必然是以后者为惨重代价的。至于像所谓西方“知华派”章家墩、沈大伟之流的“中国崩溃论”,还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无疑更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出乎他们以及很多西方学者“预判”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不仅经济没有崩溃、政权没有崩溃、国家没有崩溃,历史更没有终结,反而在诸多不利条件的制约下缔造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稳定多方协同并进的“人间传奇”,如同70年前新中国在东方的横空出世一样,一举戳穿了西方关于中国的诸多“奇谈怪论”。而这,就是“中国奇迹”被热议和瞩目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热议中的“中国奇迹”呢?实际上,对于短短几十年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身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近十四亿中国人的感受和体会应该是最直接、最深刻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做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打破了国际上诸多关于中国的成见和“定论”,颠覆了一系列西方引为圭臬的理论范式,创造了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及其制度体系。《决定》用十三个“显著优势”勾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强大治理效能,并且针对新的实践作出了十三个方面“坚持和完善”的战略部署。

——从社会生产力严重低下到基本完成工业化,中国只用了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发展历程。如今,中国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保持在3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2009年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是开国之初600多亿的1500倍,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差距日渐缩小,而与身后其他国家的距离则逐渐拉大。《决定》史无前例地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显著优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下来。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基建能力超群,被形象地称为“基建狂魔”——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等等——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决定》把“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作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予以“固化”。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了我国从“追赶”到“大踏步赶上”再到引领时代潮流的根本性转变。《决定》对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进行了新的更高的定位,即把“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显著优势”上升到制度层面加以阐述。

——从国力羸弱到综合国力和发展方式的质的飞跃。我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等。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粗放式、低效率的生产管理方式逐步让位于高质量的发展方式。面向下一步工作,《决定》强调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探索自身特色的扶贫道路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减贫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减贫人口占全球的70%以上,到2020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创造了“了不起的人间奇迹”。在《决定》中,为根本解决下一步的相对贫困问题,党中央已作出了相应制度安排。

——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即将实现,我国人口文盲率从80%大幅降至4.9%,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民生保障体系,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决定》针对全体人民的民生保障问题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安排。

……

短短七十年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一系列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无疑是空前的、壮观的、惊奇的——“中国奇迹”不过是直观现象,其背后是这个人口众多、历史深厚而久经磨难的伟大民族又一次走到了“豹变”的临界点。

“中国奇迹”彰显“中国之治”

世所罕见的“中国奇迹”表现为无数令人惊羡的数字、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是这一切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和政权而言,光鲜的外表背后是从来都不曾放弃的执着,是执政党对于初心和使命的恪守,是党和国家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异常繁重的发展任务中对于“治理”的高度重视及其显著成效。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文化事务的伟大实践,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建立在对于数千年治理文化及其治理行为的批判继承基础上的。

“治”,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状态。“治理”就是施政者以一定的方式和理念进行治国理政的行为及过程,而“治”则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治理”的良好状态,所谓“天下大治”。中华文化中对于“治”以及与之相反相成的“乱”的表述多如有牛毛,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文化就是关于求“治”制“乱”的文明系统。所谓“大乱而大治”“半部《论语》治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皆是对此的经典阐述。根据史籍记载,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为后人推崇和向往的“治世”或“盛世”,著名的有“成康之治”“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在这些关于“治世”的皇皇记录中,写满的是数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太平盛世”乃至“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和孜孜以求。那么,历史上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呢?这就是“小康”进而是“大同”。“小康”出自《诗经》,原文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同”出自《礼记》,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以说,自此以后,“小康”“大同”等社会理想之境就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和仁人志士经国济民的至高追求。然而,放眼一部中国历史,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加上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立场的羁绊,除却少数几个昙花一现的“治世”,老百姓并没有享用多少太平盛世的日子,王朝始终在“治乱兴衰”的循环怪圈中走马灯似地更替,“天下大治”依然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

时至今日,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在近百年的长期艰苦奋斗中,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用双手实实在在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美好幸福生活,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创和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太平盛世”。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节点”就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时期,即: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这一关键时刻的关键之举,已经非常直白而鲜明地昭告世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后的今天,近十四亿人口的古老的东方大国即将实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面小康社会”的“治世”理想,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正如《决定》在“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节中指出的那样——“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勵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展望未来,包括民生在内的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治理将逐步加大力度,其显著成效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中国人的“治理”哲学中,国力增强、军备加强、物质丰腴、财富积累乃至生活水平改善,都可归之于外在方面,而内在素养提升、自身人格完善、社会关系和谐以至天下大同等“内圣外王”之道才是根本和关键。因此,从“身修”“家齐”到“国治”,都只是一个阶段,而“天下平”才是终极理想所在。古往今来,在中华文明系统内,拥有强烈“天下情怀”的中国人历来倡导并身体力行“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济世救民之举。这一点体现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哲学中,就是主张“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共赢理念。而对“共赢”哲学加以生动传承和弘扬的就是新时代中国提出并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

正是基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独特哲学观念,汲取人类思想文化之精华,直面全球治理中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四大挑战,中国率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境界和治理愿景,为世界各国和全人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直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完善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贡献了“行动派”的东方智慧、大国责任与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治理是一个大问题,政党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到全球治理,无不是对各国执政者的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洞悉“中国奇迹”形成的历史动因,必须正视“中国之治”。因为“中国之治”不仅是“中国奇迹”的一部分,更是“中国奇迹”的真正底色。有外国学者指出:“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已让曾经的‘美国梦黯然失色,西方民主也没有带来世人所期盼的东西,暴力、战乱、贫穷依旧存在。反观中国,和谐稳定的发展让世界瞩目。”比较于愈演愈烈的“西方之乱”,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中国之治”正越发引人关注。而对于“中国之治”的背后动因,也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纷纷探究的一个焦点。

“中国奇迹”源自“中国之制”

为什么是中国?中国为什么行?这是一个与热议中的“中国奇迹”并生的问题。不管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还是依照流行的所谓现代西方“制度学派”的路数,这一切还是应该到决定这个国家总体运行的制度和体制上找原因。事实上,《决定》凝练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障所在,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所在。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国之制”成就了“中国之治”,是“中国之治”催生了“中国奇迹”。归根结底,当代中国取得一切发展进步,都源自于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体系。“中国之制”可谓是总的依据和根本保证。

对于我们拥有的这套“制度”及其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开宗明义就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在维系和推动社会运行的复杂巨系统中,“制度”处于根本地位,发挥着制约全局、影响长远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须臾不可忽视的基础工程,也是制约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深层次、关键性因素。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诸多科学的理论、作出了各自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针对要加强党和国家制度建设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譬如,1980年8月18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摆在异常重要的位置,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长期性”。他还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则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就体现不出来。为此,邓小平还具体地提出了检验“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条标准,即“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而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九大提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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