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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爱将惜才二三事

孟红




一代元戎聂荣臻的品性中,不仅有大智大勇、叱咤风云的刚强的一面,还有性情温和、感情细腻的儒雅的一面。他对身边战友、同志乃至普通战士的关心,他对知识分子的厚爱,尤其在他们遇到难处抑或身处险境时,更是古道热肠、掛肚牵心……这一切,其实是他一生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的高尚情怀的集中表现。今年是聂荣臻同志诞辰120周年,笔者撷取其革命生涯中爱将惜才的几则故事,以彰显其崇高品德和伟大人格。

长征中数度送食物救战友

在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之间水乳交融,感人肺腑的事例多得几天也讲不完。其中就有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及时主动送食物救战友陈伯钧、王稼祥等的动人故事。

1934年12月中旬,师长陈伯钧率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到达贵州黎平。此时,红八军团撤销编制,人员分别补入红三、红五军团,陈伯钧接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经过一路翻山越岭、奔突劳累,体浸风寒,他在赣西南游击战争时负伤的右腿枪伤复发。但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率部在“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丛山中行军。到1935年1月2日,陈伯钧的创口疼痛得更加厉害,必须坐担架行军。他感到自己拖累了战友,妨碍了部队行军,不得不选择暂时告别部队,到军委总卫生部治疗。4日,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几位医生,专门对陈伯钧的创口进行检查会诊。检查完毕后,贺部长告知陈伯钧,创口被认定是骨膜炎,至于医治的办法,则需补充一些营养品,待体能得到一定恢复,进行开刀手术,再敷上药物,即可愈合。陈伯钧听完后,松了一口气,准备配合治疗。此时的贵州,雾气沉沉,北风刺肤,夜间多雨而路滑,行走困难,因此,陈伯钧于1月9日由担架抬进了遵义城。

随即,总卫生部将陈伯钧安排在卫生学校。后来为方便,又搬到老城南门女子中学附近一个大户人家养伤。

恰巧,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因长途行军脚受伤化脓,不得不坐着担架行军,也在此处疗伤。一天,聂荣臻见陈伯钧艰难行走的样子,忙问:“伯钧啦,好久又没有见面啰,你的脚怎么伤得这么厉害?”陈伯钧回答:“聂政委,我这是枪伤复发,贺部长说是骨膜炎。”聂荣臻又关切地询问伤情,陈伯钧告之医生说要开刀,问题不大。接着问及聂荣臻的脚伤,聂荣臻答道:“只是有点感染。——你要多注意,尽快把伤养好上前线。”

不几天,陈伯钧收到聂荣臻利用午间休息专门送来的一份特别的慰问品——1只腊鸡和8个皮蛋。

这本是红一军团为聂荣臻配备的营养品,在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长征途中,这些东西显得特别珍贵。

聂荣臻对陈伯钧说:“这点东西不多,可补养一下身体,你还要动手术哦!”

陈伯钧连忙回道:“谢谢聂政委的关心!”一股暖意在陈伯钧的心间油然而生。

部队准备过雪山前,进入川西藏族地区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开始还能找到青稞,后来连青稞也找不到了。有的同志饿得没法,就从前面部队遗下的马粪中淘洗出一点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压碎烤熟了再吃。再后面的部队连马粪也难找到了,只得吃野菜、草根、树叶和树皮,直到吃身上的皮带、丢弃的皮马鞍和皮军鼓等。

王稼祥连伤带饿,原本就骨瘦如柴的身体更加虚弱,浮肿的脸颊蜡黄蜡黄。身边的同志看了,都急得背过脸去抹泪。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给王稼祥送来一个沉甸甸的小布袋,上面用墨笔写着三个大字“救命粮”,又一行字是“军委王稼祥同志收”。

王稼祥打开一看,竟是一小袋大米。多么珍贵的馈赠啊!既然是红一军团送来的,王稼祥猜想肯定是聂荣臻同志送来的。

果不其然,聂荣臻得知王稼祥身体太弱,急需营养,就将自己尽力节省下来的一点口粮,装入一个小布袋,交给行军中的部队,让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往后传,一直送到军委总部。

捧着这袋经过无数同志的手、凝聚着战友心意的“救命粮”,一个个同志饿得东倒西歪,却没有一个人中途拆开袋子取出一粒粮,使这袋“救命粮”原封不动地送到自己手上,王稼祥泪眼模糊了。他深切地感受到了革命部队特有的阶级感情和共产主义战士共有的高尚情操。

几十年来,王稼祥一见到聂荣臻,或者说起长征的事,就想起这袋“救命粮”。他说,这一袋粮食虽然可以用斤两来计算,但它包含的价值一辈子也受用不尽。

全部牛奶

给病重邓小平救命用

聂荣臻和邓小平有一种特殊的战友情。邓小平私下习惯称聂荣臻为老兄,聂荣臻则称他小平,彼此之间这样一个亲切的称呼,一辈子都没变过。有一件事,邓小平到了老年还常常提起。

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委就是聂荣臻。两位四川老乡走到了一起,自然是异常高兴。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开始东征,邓小平随红一军团政治部参加了此次东征。继政治部宣传部长之后,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1936年5月18日,邓小平和聂荣臻、左权率红一军团奉命西征,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大西北,结束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后,邓小平和聂荣臻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建立了赫赫战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936年12月初,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2月14日为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在甘肃庆阳得了非常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

聂荣臻得知后,非常着急。此时恰逢东北军和共产党红军搞统一战线关系,张学良将军慷慨地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鲜见的没有吃过的罐装牛奶。

聂荣臻当即决定,为了急救病重垂危、命悬一线的邓小平,一定要将所有的牛奶全部留给邓小平用。

正是靠着这些牛奶,才挽救了邓小平的生命。

送给朱良才勃朗宁手枪

用于防身

朱良才,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麾下尽职尽力,屡建奇功,深受器重。朱良才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障,他还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模范党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及时发现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先进典型。1955年,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衔。

朱良才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右臂受伤,留下了终生残疾。故而,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得到一支勃朗宁袖珍手枪后,便转送给朱良才,让他用于防身。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聂荣臻对革命战友细致入微的呵护和关爱,对军中人才的特别重视与珍爱的崇高情怀。

朱良才对聂荣臻的这一赠物极为珍视,一直带在身边。后存于北京军区。

2010年5月2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纪念开国上将朱良才诞辰110周年暨子女捐赠文物仪式”。朱良才、耿飚、杨得志、杨勇、邓华、赵尔陆、李涛、王耀南等开国将领的亲属,朱良才将军老秘书杨克,北京军区副政委黄建国,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副主任翟振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等出席捐赠仪式。这是抗战馆自2009年5月接受开国将军文物捐赠以来收到的第五批文物。

在朱良才子女捐赠给该馆的这一批抗战文物中,朱良才之女朱筱秋捐赠的这支枪,尤为引人注目。

在捐赠仪式上,朱新民、王太和、杨克等追忆了开国将领们的抗战历程,介绍了文物背后的故事。抗战馆领导同志表示:将深入挖掘文物的内在价值,广泛宣传和普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赠予刘显宜行军床

好好养伤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有一张行军床,是聂荣臻在抗日战争时期送给战友刘显宜的珍贵物品。它是聂荣臻在1941年晋察冀反“扫荡”作战中缴获日军的。这张行军床长190厘米、宽80厘米、高75厘米,上面用土黄色帆布作床面,由4根木棒支撑,平时可以折叠起来打成捆,使用时张开,在上面睡觉、办公都可以。

刘显宜生于1903年,湖南耒阳人。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供给部军需科代科长、管理科代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管理科科长副官处处长,司令部兵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兵站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车管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1年秋,聂荣臻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当时日军7万余人对北岳、平西地区大举“扫荡”,聂荣臻指挥主力转至外线对敌作战,同时率领党政军机关1万余人,在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掩护下,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围歼晋察冀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

在这次战斗中,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兵站部部长刘显宜,由于日军飞机轰炸,不幸受了重伤。聂荣臻听说后,心急如焚,赶去余烟未尽的阵地看望时,刘显宜仍然躺在弹坑里奄奄一息,胸前的军衣都被鲜血浸透了。聂荣臻指示卫生部长游胜华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刘显宜。

夜已经很深了,但聂荣臻毫无倦意,在油灯下伏案疾书。他深切地牵挂着关怀着被炸伤的刘显宜,他写道:

显宜同志:

因为全军许多事务依赖着你,你负了伤等于打断了我们的一只手!昨得游部长报告及你的来信,知道你的伤日渐有好转,甚为慰!虽处战争环境,但尚有好的条件给你医治,你静心休养,一定在很短的时期就会痊愈的!部队事情,我们已找肖文久代替你,一切事情你都可不要挂心。

望你好好休养,祝你早早痊愈!

此致!

敬礼

聂荣臻

29日夜

同时,聂荣臻还将部队送给他以备急用的一张便携式行军床,送给了刘显宜,并且指派当时的卫生部游胜华部长和印度医生柯棣华大夫随刘显宜转战治疗。一个月后,刘显宜伤势痊愈(打进刘显宜身体内部的3块弹片直至他去世后才取出来)。

刘显宜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一直把这张行军床带在身边,视作珍宝。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期间,刘显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亲赴朝鲜解决志愿军的运输补给问题。他跨过鸭绿江远赴朝鲜前线时,还依旧不忘把这张行军床带到异域他乡。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了打不垮的志愿军钢铁运输线。

这张折叠床暖心而适用,完好无损地保存了60多年,一直感性直观地向人们叙述着,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聂荣臻司令员同部下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深情厚谊,展示了他的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

2002年冬,刘显宜将军的妻子孙炜和儿子刘京生将这张行军床捐赠给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现陈展于八路军抗战史陈列馆第三展厅。

关爱援华抗日的国际友人

聂荣臻及其主政的晋察冀边区总是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朋友。

1938年3月31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一心想上前线的他,跋山涉水率医疗队来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一见面,几句寒暄后,白求恩就向聂荣臻要求安排工作。聂荣臻则考虑白求恩跋涉千里,行程一定很疲劳,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谈工作。可是白求恩却以洋溢着革命者战斗激情的话干脆地回答:“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之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在聂荣臻的关怀和支持下,白求恩为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硝烟炮火中忘我地夜以继日地救治了八路军大批伤员,曾创造了69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两人在烽火工作往来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9年10月下旬的一天,白求恩随同医疗队赶往滦源摩天岭前线,在临近火线的孙家庄小庙里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刺破。11月初又抢救一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时病毒侵袭感染其伤指。伤指随即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但他仍忍着加重的病情、高烧至40℃而不听劝阻地继续工作。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闻讯马上派人送来急信,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安全转移出来。医疗队采取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办法,但病情仍不见好转。他病危的消息牵动了晋察冀边区每个知情人的心。村民送来上等红枣、柿子;路过的八路军战士隔窗献上特有的军礼……

最后,医生林金亮只好建议截掉左臂。白求恩摇摇头,平静地说:“没必要了,我是相信你们的,但我已经不单是胳膊里的问题了,我的血液被病毒感染,得了脓毒败血症,没有办法了……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教育。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了……”1939年11月12日晨,白求恩病逝。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的光辉形象和高贵品质作了最概括最本质的论述。

临终前,极度衰弱的白求恩用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写下了一份遗言: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下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显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11月12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聂荣臻收到这封信。这位身经百战、一向有“钢铁将军”之称、有泪不轻弹的汉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当天上午10时,我交通站即派来担架,将白求恩的遗体抬往于家寨。

17日上午,聂荣臻到达于家寨,向白求恩遗体告别。为了表示对白求恩的敬重,军区按照当地的风俗,特选当地最好的柏木寿材,聂荣臻亲自为白求恩入殓。

几年以后,白求恩的遺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组织和技术》一书出版,聂荣臻在序言中这样描述白求恩最后的时刻:“当他最后为抢救伤员而不幸中毒溘逝前的一刹那,在山村陋室的卧榻上,关切叮咛后死者的周详备至,有他的一纸遗书和二三传语中,寄托着人间至上的真情和热爱,在战斗的人心里更留下了无穷的感痛。”

聂荣臻后来一直忘不了他展读白求恩遗书的那个时刻,他回忆说:“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人,也止不住涌出了热泪。”聂荣臻还说:“白求恩大夫是一个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人。”有人把一条鸭绒被拿到聂荣臻面前,说:“聂司令员,这是白求恩大夫留给你的纪念品。”睹物思人,聂荣臻悲伤难抑。这床被子白求恩一直使用,上面还留着他的体温和气味。聂荣臻抚摸着那床柔软的鸭绒被,使劲咬着嘴唇,低着头,半天说不出话来。11月16日,聂荣臻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同志》,文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和被压迫民族最忠诚的战友”。

柯棣华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大夫,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援华医疗队。他和同伴先到延安,后又转道冀南、冀中,最后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聂荣臻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上。聂荣臻后来说:“他热情奔放,富有朝气,又十分谦虚,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他的同伴回延安了,他却坚决留了下来。聂荣臻动员他担任白求恩和平医院院长。他答应了,说:“我要处处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像他一样献身于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

柯棣华在晋察冀的近3年时间里,聂荣臻像对待白求恩一样,对他关怀备至。柯棣华也用实际行动报答边区军民。涞水战役期间,他带领部分师生组成的医疗队,在13天的战斗中先后收治伤员800多人,为其中的585人施行了手术。1942年,是边区最艰苦的日子,他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边区人民连在一起。他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相恋,聂荣臻支持他们结婚。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夫妻两人要求聂荣臻给他们的儿子取名,聂荣臻略一思索,说:“为了纪念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就叫印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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