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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游击小卒”彭泽湘

毛峥嵘


彭泽湘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大革命时期,他对湖北地区党的发展,特别是先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在从事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军事统战工作中,贡献突出。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由于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被开除党籍。此后,他以“党的一个游击小卒”自勉,克服困难,团结进步人士,为反蒋、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中,作出了贡献,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经受五四运动洗礼 奔赴十月革命故乡

彭泽湘,湖南省岳阳县人。1899年11月5日生。1916年毕业于湖南第三联合中学。1917年至1918年在湖南省临湘县廖卓云家学习中国文学。1919年1月到北京,准备升学。6月,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他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校曾主编《人民》三日刊。其间,他与北京大学教师、俄共党员鲍立维,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师潘格拉脱夫和远东共和国驻北京的代表优林有接触,向他们索取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材料,同情和向往社会主义,还曾参加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

1921年6月,从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肄业后,从事宣传赈济俄灾的工作,与上述3位苏俄友人交往更加密切。1921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赴俄赈灾代表团。临赴苏俄前,优林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到莫斯科后可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系。

1921年11月,中国人民俄灾赈济会赴俄代表团把粮食运到古比雪夫省和乌发省交办后,彭泽湘就去了莫斯科。12月,他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见到了该部主任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是个革命青年,最好在这里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国去干革命工作。不久,维经斯基介绍彭泽湘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

入学初,彭泽湘曾参加学生组织“今日”派,并在《今日》杂志发表文章,但他否定“今日”派的主张。同学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法西斯特”。很快,他脱离“今日”派。此后,在同学中间,他逐步崭露头角。有同学与他讨论胡适的《哲学史大纲》,他表示要用经济观点重新写一本《中国哲学史》。

由于他追求进步,表现突出,1922年12月,经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莫支部發展的少数早期党员之一。1923年秋至1924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东方大学宣传训练委员、支部书记。

从事军事统战工作 大革命时期贡献突出

1924年秋,彭泽湘奉调回国。1925年8月,彭泽湘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主要从事军事统战工作。其间,他经常活动于豫西、陕州、新乡、安阳等地,负责沟通国民军第二军邓宝珊、史可轩与第二军的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联系。1925年年底,他曾随邓宝珊沿京汉路北上经保定赴大泽进攻奉系军阀。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留他专职做军事统战工作。同年四五月间,他受李大钊委派,前往四川万县,与军阀杨森谈判,达成杨森部脱离军阀吴佩孚,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并拟出兵鄂西,参加北伐等协议,后亲赴广东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通报此事。7月,他又代表北方区委到大泽,对张伯英(张铸)进行争取工作,促使张伯英返回河南,在郑州发动革命,并开始进行改造红枪会和地方民团工作。

9月,彭泽湘奉调离京赴鄂,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出任中共湖北区区委书记。上任前,陈独秀专门找彭泽湘谈话,交代任务。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他重视党的组织发展、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特别是军事运动。在北伐军入鄂第二期作战中,中共湖北区区委为收复鄂西、鄂北、鄂东做了大量工作。彭泽湘根据中央部署对杨森部给予指导和联络。

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彭泽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大力开展对唐生智的工作。唐生智原追随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1926年湖南人民发动讨伐吴佩孚、驱逐赵恒惕运动。唐生智为取代赵恒惕,参加了这场运动,后任省长。但很快遭到吴佩孚联络鄂、赣两省军阀的联合反攻。唐生智不得不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并表示拥护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

彭泽湘分析这种形势,认为:“当时蒋介石的个人野心已开始暴露,正在收买川、黔、鄂等地军阀,向湘西、鄂北进军,对唐生智构成压力。唐生智虽然是军阀转过来的,但他正受到蒋介石的抑制,处境困难,想依靠我们来找出路。我们为了做反蒋的工作准备和发展两湖的工农运动,应该有条件地争取唐生智。”经中共中央批准,彭泽湘直接与唐生智谈判,结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是接受中共政治领导;二是绝对支持湖南工农运动;三是中共在其所属部队建立政治部,由中共党员主持;四是聘请苏联教官任顾问。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彭泽湘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暴露得更加明显,陈独秀指示彭泽湘,要唐生智出面限制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川、黔军阀,并设法驱走驻在武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陈铭枢部,以减轻蒋介石对武汉的威胁。陈独秀还要求彭泽湘督促唐生智加紧与邓演达合作,形成军事上的左派力量,作为建立武汉国民政府的基础。

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蒋介石出尔反尔,要求迁往南昌,与武汉进一步尖锐对立。当时奉系军阀由开封、郑州分两路向南推进,直逼武汉。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对此多方争论不休。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主张继续北伐。彭泽湘执行这一决定,力劝唐生智,并一起率部前往河南前线,和奉军对峙。5月21日,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唐生智急电平乱,并派彭泽湘回汉与各方商讨解决办法。彭泽湘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了由国民党(陈公博)、中共(谭平山和彭泽湘)、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唐生智(邓介山和周鳌)四方6人联合组成的赴湘专门查办组,结果行至岳阳就受到湖南军阀何键部队一个代师长周磐的阻止,不许他们前往长沙,并企图将他们扣留,幸有查办组中邓介山从中活动营救,才算平安返汉。面对这种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唯恐唐生智关键时刻有变,指令彭泽湘立即返回河南前线,密切观察唐生智的动静。开始唐生智的态度尚好,一方面下令大举进攻奉军,经过激战,占领郑州、开封;一方面表示湖南问题他自会应付,将令其所部人员返湘解决。但攻下郑州后,倾向国民革命的冯玉祥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出现联合反共逆流。唐生智见此危势,即下令所部撤出河南,自己也返汉转湘探明马日事变真相。返湘不几日,唐生智也开始向右转,决定“分共”。彭泽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离开唐生智部到武昌隐蔽。当时李立三对彭泽湘说:“你必须绝对隐蔽,因为你是何键要干掉的一个目标。他们军队里认识你的又多,万一枪声一响,就会打乱中央的部署。”李立三通知彭泽湘即购船票赴上海转道苏联学习。

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后来彭泽湘回忆说:按照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的认识,既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主体就应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只是引导和扶助国民党左派切实实行三大政策,以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同时在政府和军队中取得一定位置,借以得到发展工农组织的便利条件,等到工农力量壮大和自己有相当武装,届时共产党再取得政权。对于当时的农民运动问题,彭泽湘在武汉曾与苏联总顾问鲍罗廷讨论。鲍罗廷认为:由于湖南农运发展太猛烈,使很多人发生恐慌,应当把农运放缓和一些。因为要引导资产阶级,只能扶着他们前进,而不能在他们背后猛击一掌,使他们回头。彭泽湘不同意鲍罗廷的看法,他认为:我们难道要放弃农民吗?我们宣传唤起民众、扶助农工,是不兑现的空头支票吗?听了这一番话后,鲍罗廷不以为然,以共产国际指示就是如此来压彭泽湘,二人不欢而散。

反对王明“左”倾路线 向往中央苏区

1930年秋,彭泽湘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共沪中区委从事宣传工作。

当时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统治全党时期,担任沪中区委书记的是何孟雄。何孟雄敢于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立三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意见,遭到李立三的打击,9月,被李立三控制的总行动委员会撤销了沪中区委书记职务。出人意料的是,被新任命的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也是一个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彭泽湘参与了这场毫不妥协地反对“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1929年3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王明扮演了一个极为可耻的角色。开始,王明十分卖力地大写文章批判“立三路线”,实质上他比李立三更“左”,其目的是推翻李立三,为其夺权制造舆论。

1930年10月,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的身份突然来到上海,指责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批判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建议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米夫大肆赞扬王明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說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是马列主义“杰作”。米夫支持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宗派活动,为扶持王明上台作组织准备。12月25日,在米夫的指责下,中共中央被迫任命王明为江苏省委书记,负责指导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党的工作。此后不几天,王明召集上海市各区区委干部谈话,表面上是动员大家继续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但着重点是企图改造中央机关。

王明谈话后,与会人员一眼就看出王明的用意,实际上是为他夺权制造舆论。彭泽湘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当时李立三等人已丧失了信心,更不相信王明这套班子,而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做出的伟大成绩,表现出由衷的敬佩。

根据这种复杂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让王明早日上台,米夫自我否定了原来提出的、更否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的紧急会议,而改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米夫一手操纵和把持下,规定会期只有一天时间,并公然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决定列席会议的人,包括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都有表决权,结果王明以微弱多数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王明又实际主持了中央的工作,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总书记向忠发召集上海市委和各区区委干部开会,传达四中全会的决议,结果遭到与会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彭泽湘也表示不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他明确表示:“立三路线已破坏了党,破坏了中国革命。现在的形势,与‘八七会议前,六次大会前没丝毫程度的分别。”他对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何孟雄在会上激昂慷慨的发言极为钦佩。由此,彭泽湘招来王明的打击。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派人通知彭泽湘:因为你不接受四中全会决议,违反纪律,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问彭泽湘还有什么话要向党交代。

彭泽湘说:“我虽已被开除,但我决不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决不参加托陈派,今后仍要从事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活动,作为党的一个游击小卒。”

参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想方设法联系中央苏区

彭泽湘从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直到1933年秋,一直被蒋介石通缉,在上海过着地下隐蔽的艰苦生活。

1933年秋后,彭泽湘不忘永远“做一个党的游击小卒”的承诺,开始与武汉时期认识的后来到上海避难的非蒋介石派、也非汪精卫派的国民党左派来往,从事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活动。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通过个人所认识在非蒋系杂牌军队中工作的朋友,去影响那些杂牌军队赞同抗日反蒋的人。1933年夏,彭泽湘与武汉时期的老朋友章伯钧曾到张家口做过冯玉祥部队的工作。后来他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通过黄琪翔设法劝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联共反蒋抗日工作上,特别是参与了福建事变。

1933年8月3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先是败走连城、延平,后又退出水口,福州告急。当时许多人认为,蒋介石出于阴险目的,让第十九路军与红军作战,以坐视红军消灭这支主张抗日的异己力量而后快,绝不会派兵援助第十九路军。黄琪翔对此一筹莫展。彭泽湘及时向黄琪翔提出建议:“现在种种想法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该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黄琪翔认为这个办法可行,立即写信给陈铭枢,做出具体安排,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3年10月,毛泽东、朱德会见了国民党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参议陈公培(即吴明),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合作。10月26日,专派潘汉年与上述两人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双方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福建事变后,彭泽湘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主持政府秘书处工作。当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是李济深,让彭泽湘担此重任是他的有意安排。其中原因,李济深在后来的回忆中指出:“彭泽湘与中共有联系,他做省府秘书长。”事实确是这样:1933年12月底,秘书处收到红军一封电报,告知蒋军两个师已到达江西黎川,东向闽境推进。陈铭枢知情后主张率部向闽南退却。此时彭泽湘建议:“我们现在要坚持革命,请中共驻福建代表电告江西红军领袖调兵增援。”陈铭枢同意彭泽湘的建议,并派彭泽湘立即直接与中共代表联系。果然第二天收到中共代表转来红军领袖的电报,告知:红军已经出动三个军向光泽、邵武方面两师蒋军衔尾追击,预计一两天可以追上;最好请第十九路军派出几架飞机,配合作战,以便迅速消灭蒋军。彭泽湘立即将此电转送蔡廷锴。蔡廷锴十分高兴,即令飞机大队长派出增援。谁知飞机刚刚买来,尚未装配武器。尽管如此,红军三个军仍信守约定,在清流、沙县追上蒋军的两个师。出于作战需要,红军要求第十九路军派出一个团驻守闽清,形成对蒋军夹击之势,以求全歼。可是,此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在蒋介石的高压、分化下发生重大变故,已经派不出任何兵力。对此,彭泽湘十分失望。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彭泽湘再次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被迫逃往香港。

修订第三党党纲 积极投入反蒋抗日

在香港,彭泽湘与李济深等一起继续为反蒋抗日活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华北侵略日益猖獗,国民政府卖国媚日的面目日益暴露,在香港的章伯钧、郭冠杰找到彭泽湘,商量恢复建立第三党。

第三党原来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由邓演达和谭平山发起成立的一个政治派别,起初名称叫中华革命党,由退出或被国民党开除的国民党左派和退出或被开除的或失掉组织联系的原中共人士两部分人组成。第一个党纲由谭平山起草,主张在中国进行反帝、超资本主义的土地革命;认国民党为敌党;愿与中共“合作”,但“必须攻击其希冀消灭无产阶级运动以外的一切‘左倾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错误”;对共产国际“发生同情的关系,但亦只限于同情”。很显然,这个党纲“乃以中道的办法求出路”。

1930年,邓演达对以上党纲进行修订,并将这个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在党纲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平民革命理论;继续认定帝国主义是敌人;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推翻的目标;苏联“客观上可能做朋友”,但反对它利用和干涉中国内政;承认中共是工人阶级政党,但认定共产主义是“不对症的药方”,并对当时中国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及政权建设作了错误的批评。这是一个典型的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纲领。

彭泽湘长期以来对第三党的党纲和一些组成人员是有看法的,特别是不同意其中对中共的指责和批评。因此与该党保持一定距离,包括参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也不介入第三党的活动。当这次章伯钧、郭冠杰两人找上门来时,他经过反复考虑,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一致抗日反蒋,对第三党原来党纲必须进行修订,突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删除其中批评中共的全部内容。为此,彭泽湘承担了起草《临时行動纲领》任务。彭泽湘修订党纲时,认真贯彻大家形成的共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该党的指导思想;党的行动总方针是,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把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说明党的历史渊源与连续性,在党名之后加上“(第三党)”。1935年1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即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改组大会)。彭泽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这次大会,不仅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更重要的是重新修订了党纲,在第三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与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矛盾激化。在李济深的建议下,彭泽湘与章伯钧参与策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陈济棠等3人于同年6月1日通电全国,以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为名,意欲出兵争夺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利用陈济棠等与部下的矛盾,分化瓦解,最终迫使陈济棠去香港,并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妥协。彭泽湘失望地离开广西,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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