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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之一,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研究者,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语言学家。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陈望道是早期负责人之一。同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等职。

陈望道论“初心”

共谋人类幸福,共进光明世界 我极希望我们人类认明这开辟的进化的事实和价值,互相诚心诚意的,共谋人类幸福,共进光明世界,交臂携手,一共跳舞。不要再去走那摹仿下等动物的死路。若是做得到,那就可以说:“我们人类从柙栏中解放了!!!”比那从君主脚下、资本家脚下解放来的,更是光荣百倍呢!

——陈望道 《因袭的进化和开辟的进化》(1919年5月13日)

社會主义四个字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你同情于舒君底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又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须处处都成通商口岸和都会,才可得着人的生活,才有谈论主义的资格吗?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来改造“文明”吗?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甚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一一反而忍心诅咒呢?

——陈望道 《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1920年11月7日)

达到理想之境 无论谈哪种社会主义,彼底派别虽是不同,但总注意在劳动阶级;引劳动阶级一般人,去达到理想之境。

——陈望道 《劳动联合》(1920年12月30日)

阶级争斗 我们所谓争斗是阶级的争斗;是分处掠夺与被掠夺两边的两阶级,分据驾驭与被驾驭两边的两阶级的阶级争斗;是两阶级中弱者这边对强者那边切磋琢磨的争斗;是弱者仿学校训练低能儿的方式矫正现今强者掠夺与驾驭这些恶劣的遗传性的争斗。争斗一次,恶劣性多少总可减少一度;争斗强烈一点,那恶劣性多少也总可格外消除一点。所以我们决不反对这意义的争斗。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而且主张,而且顽强地、热烈地主张。

——陈望道 《罢工底伦理的评判》(1921年3月6日)

有更合理的社会更幸福的人生 我相信将来可以有更合理的社会,更幸福的人生;但是这社会这人生是我们努力去开拓去敷设的,不是坐着或站着说教可以见效的。

——陈望道 《说爱——答闻天先生》(1921年7月17日)

专家解读:第一部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翻译者

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是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他参与了建党、建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革命文艺、语言科学、美学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一、救国救民思想

陈望道自懂事起,就对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关切和忧虑。16岁那年,他来到义乌县城秀湖书院读书。那时,他开始醒悟到“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也就是说,要救国,必须先从教育入手。他深信,封建迷信是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要使人民群众觉醒,必须砸碎这条千年的锁链。这种“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中普遍存在。

但是不久,陈望道就放弃了“教育救国”的思想,转向“实业救国”。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造成中国国弱民穷。中国要富强,就要靠实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兴实业,重科学,希望国家富强”思想的驱使下,他考入金华中学,发愤学习数理化等科学文化知识。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孙中山也曾说过“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因此,陈望道“听到哪里有开办铁路的消息就非常兴奋”。这也成为他中学毕业后留学日本的重要动因。留学需要一笔可观的费用,为此他多次恳请父亲筹措,并向父亲表示“自己愿做一个无产者,将来决不要家中的一分田地和房产”,父亲见他确有志气和抱负,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此变卖了家中许多祖传的田产。1915年年初,陈望道告别家乡,只身东渡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学科的修习,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在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阀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公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消息传到日本,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项爱国运动。陈望道积极参加到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的一些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陈望道有机会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河上肇是日本经济学家、哲学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山川均从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陈望道大量阅读他们的著述,从他们的著述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留学日本这段经历,成为陈望道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首先表现在对所学专业的认识上。最早他认为“法科万能的时代,一切尽有法科驾驭的时代”,因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选择专业时,他挑选了法律专业,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法科,并从心底发出“我们不耐烦法科的人生了!我们要咒诅这法科的人生了”的呐喊。建党之后他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法科是以古律今的,法科是援此例彼的,法科是单看外貌而不计较内心的,法科是只有功利的认识而无审美的观点的。法科的人生是复辟党的人生,是印板的人生,是绣花枕的人生,是市侩的人生!”正是由于这次转变,促成了他后来成为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成为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后来,他在自述中说:“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终于从“一时泛览无所归,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其次,这一重要转折还表现为政治上,他放弃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幻想,开始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萌芽。

思想的萌芽一经出现,必定呈现破土而出的实践成果。

1919年5月,在五四运动的热浪推动下,陈望道结束日本留学,回到祖国。浙江杭州的《教育周报》主编沈仲九得知后,就到杭州的泰丰旅馆看望他。经沈仲九引荐,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多次到旅馆拜访、会晤陈望道,邀请他出任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经亨颐的日记记载:△ 1919年8月6日 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会;晤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1919年8月10日 晴。大早,进城,步行至岳坟乘舟。六时,至会,又至校,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便至湾井弄丐尊家,不在,即返寓。午后,不他出。这里所说的“会”,指浙江省教育会。在三顾茅庐之后,陈望道终于答应受聘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这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已冲击到了浙江杭州,陈望道随即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他说:“五四运动不仅是个爱国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个文化运动。在这个文化运动中,人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而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在人民群众中开始传授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文化运动导向更前进的方向,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

正是这一使命,促使陈望道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相互交织、蓬勃开展中,同人民群众一起,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道路。陈望道来到学校时,这里云集了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刘大白、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闻名全国的文化教育精英。那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斗争场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刊物,另一个便是学校:学校的学生组织、行政组织和中国语文课。中国语文课尤其是当时学校新旧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部门。斗争的范围涉及文章的古今中外的内容,也经常涉及文章所用的语言——文言和白话之争是当时的主要争端”。为了推动五四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被称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改革国文教授“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的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那世界潮流”,提出要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他们还提出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陈望道还提出反对尊孔读经、蔑视孔教会等主张。

在改革国文教授的过程中,陈望道等国文教员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一)提倡白话文。他们在1919年10月10日出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第一号上说:“改革我国的文字,教育人确已认为必要了;在本校地位上看起来,更觉得不能不负提创的责任。所以从这个学年起,本校和附属小学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二)传授注音字母。《校友会十日刊》指出:“要想普及白话文,先要灌输注音字母,这是人人知道的。本校国文教授陈望道君,对于注音字母,很有心得,所以特地请他到上海吴稚晖君处再去研究一番。归来便传授给附属小学全体教员和本校全体职员学生斋夫。”(三)出版国文丛书。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新式标点用法》,陈望道编;第二种,《国语法》,夏丏尊、李次九、陈望道、刘大白合编;第三种,《注音字母教授法》,陈望道、刘大白编。从这三种丛书来看,陈望道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授改革作出重大贡献。曹聚仁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也有对陈望道这一时期的回顾,其中写道:“1919年秋天,一开头,就继续着爱国运动,接着又是组织学生自治会,做种种学生运动,那半年中闹哄哄没好好读过书。究竟陈师(陈望道——引者注)研究什么?语文教学法如何?我们毫无所知。只有一回,他到上海去,找了吴稚老,给稚老拖到西门黄家阙路一家小茶馆中去,边喝边教,把注音字母及拼音法门教给了他。他一回到了杭州,就教我们读注音字母,学拼音法。我们原是要教小学生学国语的,这倒替我们开了路;我们要写白话文,虽没提倡拼音文法,研究国语,也是一种路径。”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国语改革,对杭州其他学校和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杭州的各种报纸也一度改文言文为白话文。这时,在该校就读的学生施存统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写了《非孝》一文,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非孝》一文的原意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这仅仅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非孝》一文发表后,反动当局视之为洪水猛兽,浙江省教育厅曾两次派员查办,责令校长开除《非孝》的作者,并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对陈望道等4位语文教员予以撤职查办。当局的这种做法,暴露出他们“早就打算推翻‘一师底改革计划,于是先借《浙江新潮》案作个查办的引子,引到本校‘学生自治和‘改革国语两件事的头上,以便把本校底革新事业根本推翻”。

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全体师生和杭州其他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改组学校。反动政府最后竟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企图解散学校,从而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流血事件。1920年3月29日清晨,七八百名军警把“一师”校舍团团围住,随后用刺刀、步枪将学生逼往操场。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反动政府的挑衅,感到无比气愤,操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此时,陈望道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他疾步走入学生中间,高声喊道:“同学们,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你们不要哭!”然后他带领学生同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在陈望道和广大师生的坚持斗争下,反动当局开始让步,同意谈判。在谈判期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纷纷发电声援,表示“誓为后盾”。由于全国舆论的支持,终于迫使反动政府收回查办陈望道等教师、撤换经亨颐校长的决定。这场保卫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

虽然陈望道在留学日本时就已接触马克思主义,但真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受“浙江一师风潮”事件启发而形成的。陈望道谈及这一事件时指出:“我在‘五四那一年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邀去教中国语文课,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人一起提倡白话文,搞新文化运动,不久就有人把我们四人称为‘四大金刚。教不到四五个月,学校就被查办了。查办的‘罪名,说我们四人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非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废孔是因为我们主张孔子诞辰不休假;‘公妻‘共产则是反动派为了加重我们罪名加上来的两顶帽子,有时还在‘公妻、共产等字样上再加上‘洪水猛兽等字样,以示他们对新文化的切齿痛恨。他们要校长辞退我们。当时浙师校长经亨颐不肯辞退我们。反动派就又下令撤换校长。学生关起校门,不让老校长离校,不准新校长进来。反动派就又派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驱逐学生出校。这样层层进逼,风潮也就步步扩大,激起了杭州各校师生的群起支援,也激起了其他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师生的群起支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纷纷来电声援,表示‘誓为后盾,终于使这次查办以所谓收回成命告终,而我们四个人也终于被逼不能再在杭州任教,只好‘自动离职。这次查办使我更加认识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这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在陈望道看来,他那时翻译《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供自己进修马克思主义之用。为什么要进修马克思主义呢?因为这场风潮使他认识到,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之用。五四运动初期,一般人多以新和旧来分别事物。当时曾经有人把一切我国古来已有的不分好坏一概称之为“旧”,一切我国古来未有或者是来自外国的一概称之为“新”。于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都涌进来了。但是很多人不久就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不能救中国,“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所谓的新东西并不是正确的。对于所谓旧的,不一定都可以加以否定;对于所谓新的,也不一定都可以加以肯定。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便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那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没有传到中国,国内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向广大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急需翻译一本《共产党宣言》。于是,陈望道就在老家的一间柴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共产党宣言》。山区农村的早春天气还相当冷,夜晚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阵阵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为了专心致志地译书,就连一日三餐,陈望道都是让母亲给他送过来的。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陪伴他送走无数个漫长的寒夜,迎来黎明前绚丽的曙光。母亲见他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十分心疼,设法弄来些糯米给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子红糖。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而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呢!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翻译过程是一个艰苦学习的过程。《共产党宣言》翻译完成,标志着陈望道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后,带着《共产党宣言》译稿来到上海,将译文和日文版、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再转请陈独秀审定。陈独秀对此译稿非常满意。陈独秀深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相当缺乏,因此与维经斯基商议,由维经斯基提供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个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是通过这本《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说,1920年冬天,“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鲁迅在读了陈望道送来的《共产党宣言》一书后,称:“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1949年,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着陈望道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指的就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功劳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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