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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王震交往二三事

1949年11月,刘时平随王震来到新疆;王震调任铁道兵司令员,刘时平也随后调任铁道兵党委秘书;王震调任农垦部部长,刘时平也随后调任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时平曾在王震身边工作多年,经常得到王震的指导和关爱。为表达对王震的怀念之情,刘时平写下《回忆与王震交往二三事》。

进新疆的第一天,看到王震发脾气

1949年11月6日,王震率部分进疆部队指挥员,乘坐苏联飞机,从酒泉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那天随同王震同机前往的,有第一兵团副政委徐立清、兵团参谋长张希钦、王震夫人王季青、六军军长兼政委罗元发、副军长张贤约、副政委饶正锡。我当时是六军宣传部副部长,六军进驻新疆后,饶正锡分工接管迪化的城市工作,他要我去协助他工作,所以我也同机前往。

早晨8时左右,王震和所有乘机人员都按规定时间到达机场。王震穿着一件很普通的黄布羊皮大衣,显得特别潇洒。飞机发动后,王震在马达的轰鸣声中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也站个队,点个名啊!”大家立即在飞机旁站成一横排,按照王震的口令,立正、稍息、报数,王震高兴地看着战友们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指着过了一下数。我是站在最后一个,王震并不认识我,当即问道:“这个同志是谁呀?”未等我自己报告,王季青即把我的职务和姓名向他作了介绍,王震说了句:“啊,这样年轻啊!”挥手让大家登机。

那天天气特别晴朗,起飞不久,从舷窗里即看到巨大的机翼映着阳光从嘉峪关城楼上空一掠而过。过了嘉峪关,飞机开始升入高空。飞机上的苏联同志从前舱过来客气地打招呼说:可以吸烟了。这时,王震站起来点燃一支烟,凝视前方,踌躇满志。其他几位首长也同时站起来。王震高兴地称赞着:“哎呀,我们的祖国真辽阔,真伟大呀!”一番感慨后,王震坐下来和其他首长谈起进疆后垦荒生产的设想来,因为在进新疆之前,毛泽东找他谈话时,指示他发扬南泥湾精神,建设出新的南泥湾来。那架飞机定员14人,面对面的座位,如同城市的有轨电车,相对而坐正好谈话,因此首长们谈论得非常热烈。

飞行了近2个小时,又一位苏联同志从前舱过来,用生硬的汉语说:“哈密!马上到达哈密!”大家重新活跃起来。王震又站起来注视前方,极兴奋并有所感慨地说:“新疆,过去都说遥远的边疆,在现在技术条件下并不遥远,以后应改称伟大的边疆……”

飞机在哈密一降落,尚未停稳,就有几辆绿色军用卡车满载男女青年,旗帜招展地向飞机旁开来,一看就知道是先到哈密的兵团文工团和自己部队的同志来欢迎了。飞机的排气声掺杂着欢迎的锣鼓声,气氛特别热烈,正迎合着人们胜利进军的兴奋心情,我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王震和首长们都站起来准备下飞机,我想,在这种时刻,王震一定会非常高兴。

机门打开,兵团宣传部长马寒冰第一个登上飞机。他穿一件普通的军大衣,神情郑重地向王震立正报告道:“敬礼!报告司令员……”可以看出,他最为激动,似乎跑得气喘吁吁的。没想到,王震见到他后表情变得极为严肃,打断马寒冰的话,严厉地批评道:“你搞的什么名堂?”并挥手示意把汽车开走,马寒冰马上领会了王震的意思,立即转身走下飞机执行命令,让文工团的同志立即停止敲锣打鼓,并把汽车开到飞机后面去。

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在离飞机稍远的地方,有数十名身着民族服装的新疆各民族代表和众多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地向飞机拥来,一时机场上汇成了色彩鲜艳、群情沸腾的海洋。王震和首长们笑逐颜开地走下飞机,和民族代表们一一握手、拥抱,向广大群众招手、致意。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震发脾气,实在感到突然。我一向钦佩马寒冰的工作能力,当我看兵团文工团来欢迎的汽车时,内心里还正赞扬他善于抓住时机。王震一发火,我甚至也有些懵了,后来才意识到:我们来到新疆民族地区,任务是要使各民族人民从黑暗统治下彻底解放。今天,王震作为党中央和解放军的代表来到新疆,各民族人民急切地要欢迎王震,而他也正要急切地会见各民族人民,这是象征新疆已胜利解放的伟大时刻。在这种时刻,怎能把自己部队人员置于各民族代表之前、把王震等领导同志和民族群众隔离开呢?如果不是王震敏锐地察觉和果断地处理,肯定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几十年来,每每忆起此事,我都会感慨不已:王震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杰出的政治家。

当天下午,王震等在哈密与各民族代表进行了谈话,检查了军队的防务。第二天,乘机由哈密飞抵迪化。从此,新疆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征程。

举办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训练班

1950年三四月间,新疆剿匪工作已获全胜,社会安定,新疆省政府已经建立,着手准备社会改革,中共新疆分局决定办一个地方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地干班),把我从迪化市委宣传部长岗位上调到该班当副主任。

我当即到地干班工作。那时工作说干就干,很快建立了机构,招生办学,第一期招收各民族学员300多人。

地干班开学不久,王震披着一件黑斗篷带着警卫员到地干班找我个别谈话。我向他汇报了情况,说各民族男女学员学习情绪很高,都认为到共产党办的学校来学习很光荣。王震说:“那就好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彻底解放各少数民族,为人民办好事,这个班为培养解放各民族的干部很重要!你是副主任兼党委书记,要办成像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那样,将来就改为党校,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不在家时,可以找张希钦参谋长、曾涤主任,他们会全力支持的……”

从第二期起,分局和军区决定从驻疆部队抽调300多名营、团级干部到地干班学习,作为社会改革的骨干。因此,地干班即改名为分局干校,分为两个部,一部为营、团干部,二部招收各族青年数百人。第三期训练新疆各中、小学教员,除政治课外,加学文化课。到第四期,干校改名为新疆党校,增设了理论班,专门培养理论干部。

从第二期起,学校受到特殊优待。学员住宿遇到困难,新疆军区立即拨给干校宿舍若干栋;学员缺少服装鞋袜,军区按部队待遇,拨发了服装和鞋;民族学员过节(如库尔班节),军区向全部学员补助肉食和茶、糖等;少数民族青年男女中生病的多,军区医院负责定期、系统地给予治疗。有时少数民族群众过节日,王震要我率队前往新疆分局大院去表演歌舞,王震亦同时参与,男女青年们一同欢快地歌舞,以示庆祝。

王震的重视,使新疆党校全体师生深受鼓舞,大家积极参与学校建设,打扫积雪、拆城墙、打蝗虫,并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到山上拉石头,建起了大礼堂。当时,党校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在铁道兵部队

1954年三四月间,王震由苏联治病回京,党中央任命他为军委副总参谋长和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我写信通过我的朋友杜鹏程,向王震问候。当时杜正在北京修改《保卫延安》的文稿。

4月初,我突然接到王震由地方邮局发来的电报,电文曰:“我已和王恩茂和西北局谈好,调你到铁道兵党委工作,望勿推却,并速来京。”4月中旬,王恩茂由京回到新疆。一天,分局开完会后,他把我留下说:“王震同志现正在宝成路勘察,要你立即动身到兰州会合。”于是,我仓促地办理了党校的工作移交,带着妻子孩子乘飞机到兰州转道天水与王震会合。

见到王震和铁道兵各首长后,王震问我:“调你到铁道兵党委任秘书,你有什么意见?”我表示很愿意随革命前辈到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学习些新东西……他说:“那就好啊,一个人不能光当老大,有时候也要当老二……”他当即交给我一项任务,起草向西北局汇报的提纲,包括宝成铁路北段勘察经过、通车后此地区山货外运、铁道兵到达后的供应和动员民工参加修路等问题。这是我任党委秘书后所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汇报提纲起草好后,王震即向西北局作了汇报,很受西北局的重视。

8月5日,王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铁道兵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了中央命令铁道兵抢建黎湛、鹰厦铁路的决策,命令铁道兵部队立即从西北、东北向华南沿海地区进发。他亲自率各有关领导飞赴南宁,与广西领导商讨抢建黎湛铁路问题。为加强领导,他准备把铁道兵部队机关也搬到西南工地去。当时,各军兵种都在北京复兴路一带创建了自己的大院,而铁道兵还没有自己的大院,除司令部机关暂在北京前门的华安饭店办公外,其他机关和家属都暂住在几个大庙里,如圆恩寺、天宁寺等。机关干部正准备建设自己的大院 ,把生活安定下来。一说要把领导机关搬到前线去,不少人思想不通,风言风语。有的说这一来铁道兵司令部不成了游击司令部了吗?有的说司令部在外地,地位就低了,等等。王震说:“游击就游击,我们共产党和军队不就是游击出来的吗?喜马拉雅山地位最高,我们要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上去。”由于他的坚持,经过讨论,部队机关最终统一了思想。

经过8个月的拼搏,黎湛铁路于1955年7月1日全线通车。黎湛铁路通车前夕,王震又率领领导机关于1955年5月下旬由广西、贵州移驻福建南平,指挥8个师及1个独立团以及闽赣两省区的民兵,投入到了抢建鹰厦线的战斗。1956年12月9日,鹰厦铁路竣工通车。

关注开发荒地资源,再干南泥湾的老行当

1954年5月,铁道兵抢建国防铁路的任务尚未确定之前,我随王震去黑龙江视察部队。一到哈尔滨,住到国际旅行社,他就很专注地看地图,并约来黑龙江省土地利用局长房定宸、副局长王世英、省农学院院长刘达、副院长刘嘉璋等,商谈开垦北大荒的问题。我记得当时王震讲了几点意见:一是据廖鲁言部长说,1953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全国每个人不到1000斤粮食,还要准备打仗,这如何能行?二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还不稳定,我们办好北大荒农场,可为援朝部队提供一个后方基地,可以保证前线伤病员有肉、蛋、牛奶等供应;三是铁道兵已经组建起来,任务未定,大批的技术装备(如拖拉机、推土机等)可能修路工程用不了,这就可以用来开荒、工地施工,为铁道兵提供一个技术实地练兵场;四是北大荒地临国家边界,万一有事,还是军垦戍边靠得住一些。王震的意见,受到了热烈拥护。

1956年夏,忙于鹰厦铁路工作的我,正在石家庄铁道兵干校主持一次国家考试时,忽然接到王震由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接国务院令,决定由他组建国家农垦部,要调我到农垦部当政治部副主任。我接到电话后,立即从石家庄赶到北京见王震。那时部队已经授衔,我穿着军服佩带着上校的牌子,王震非常兴奋地说:“咱们就穿着这身军装带着牌子参加农垦,但这就要转业,我这上将要从每月500多元降到400多,你这上校也要按地方级别降下来,你干不干呀?”我当即干脆地说:“为革命,不是为钱,降多少都可以,坚决去开垦北大荒。”

成立农垦部这件事,使王震非常高兴,他当时兴奋地对我说:“现在我们又要干南泥湾的老行当了。”

1956年八九月间,农垦部成立,立即调集干部,在三江平原上建立第一个农垦管理机构,当时叫铁道兵密山农垦局。

完成机构组建工作后,我和王景坤等,陪同王震实地勘察三江平原三角洲。那时正值洪水期,我们租用苏联人驾驶的江轮,由佳木斯出发,到同江口转黑龙江,沿中苏边界而去,再转入乌苏里江。沿江看到一些苏联村庄和路上奔驰的汽车,感到他们比我们先进多了。经过达呼尔族和朝鲜族渔村时,渔村里的人热情地招待我们吃生鱼片,十分新鲜。

到达抚远一带,我们随王震登上北岸勘察。大地上是一望无边的莽莽草原,草高没膝,人们一接近草原,立即轰起如蚂蚁大的黑蚊子漫天飞舞,遮天蔽日。那蚊子似乎有意识地追逐行人叮咬,我们穿着卡其布衣服,都被叮得生疼,迫使我们不得不手持树枝,边走边赶蚊子。王震手持两把树枝,边走边舞地走在前面,别有一种战斗情趣。

我们还到了德津口、得利市等地方,这里是中国的最东边,是全国出太阳最早的地方。记得到这里时,地方政府从一位采参老人处找到一棵好野参送给王震,他将这人参放在衣袋里像吃瓜子一样,随走随吃。结果吃得两天睡不着觉,蛮有精神,他说:“没想到人参有这么大的力量!”

视察中,我们饱览了三江平原上“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风土人情,至今难忘。这次勘察,为后来的10万官兵和40多万知青,物色了创业的基地。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是国家最大的粮、豆、肉、奶的生产基地,北大荒的大米、鲜奶等摆上了大城市的超市,备受市民欢迎。我作为王震的老部下,一个农垦老兵,也感到十分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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