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与广州起义

张丽红

陶铸是大家很熟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与广州起义的故事却长期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起义前夕,他潜入警卫团做策划工作。起义发生,他指挥部分警卫团战士打长堤、守观音山,为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他组织群众隆重纪念广州起义,深情缅怀在起义中英勇牺牲的同伴们。

精心谋划策起义

1927年8月,陶铸在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参加南昌起义,之后随南昌起义部队撤退到潮汕。流沙镇一役,起义

军损失惨重,陶铸带领200多名起义军将士一路冲杀,到达陆丰甲子港。在敌人步步紧逼的围追堵截下,已无立足之地,陶铸等人决定将200多条枪交给当地农会保管,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雇了3条大渔船,200多名战士渡海到达香港。一到香港,就被英国巡捕扣留了。一个星期后,陶铸等人被引渡到广州。


陶铸等被押送到广州后,张发奎、朱晖日立即前来审讯。因他们都是在南昌起义前不久被派到十一军的,所以张发奎并不认识他们。陶铸等人团结起来,都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和连长指导员以上的干部,有的说是文书,有的说是事务长,最多说是副官。张发奎、朱晖日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用另一条计策试他们,说:“你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军官,那就参加我的部队当兵吧。”陶铸等人机警地说:“好吧,反正在哪里也是吃粮当兵。”张发奎对他们仍然不放心,把他们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才放出来编入工兵营。陶铸每天的工作就是被派到广州市郊修工事。一天,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穿着一身国民党军的黄军服,走到陶铸跟前,悄悄告诉陶铸:“党派我来找你们,赶快设法逃出去,有重要任务分配。”他还向陶铸交代了党内的接头暗号。终于又找到了党,陶铸精神一振。在当了近20天的工兵后,陶铸乘隙逃出了工兵营。

陶铸逃出时,广东省委已经在秘密筹备起义。一天下午,陶铸按照地下交通员的指引,在广州沙面一幢旧式双层小楼房里见到了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陶铸向聂荣臻详细汇报了南昌起义军在流沙镇一役的详细情况。聂荣臻向陶铸介绍了当时广州的敌我态势和省委关于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代表组织向陶铸分配了任务。陶铸的任务是到第四军警卫团做起义的策划工作,帮助团长梁秉枢改造警卫团。经过党的安排,由叶剑英介绍,陶铸到警卫团报到上任,公开身份是团参谋。

警卫团是当年才成立的,下辖3个营,约有1000多人。第一营是第四军特务营拨编的,是张发奎、黄琪翔的亲信,驻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角。第二营是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的,驻在东校场、大沙头。第三营驻在东堤二马路八旗会馆,一部分士兵是自行招募的,一部分是党秘密安排的省港罢工纠察队员,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营长也参加过南昌起义。梁秉枢由党刚派到这个团担任团长,对团内情况也不是很熟悉。陶铸是黄埔五期毕业生,又参加过南昌起义,在团内的威信很高,对起义的策划做了很多工作。他把工作重心放在第三营,在营里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外围组织,把全营官兵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加紧对三营的军事训练,在郊外进行演习,为迎接起义做好准备。

浴血奋战卫新政

广州起义原计划是在12月12日举行的,但是行动被敌人知晓,张发奎决定镇压广州革命分子,解散教导团和警卫团第三营,形势逼人,省委决定提前举行起义。10日晚,起义总指挥部召集教导团、警卫团有关负责人和工人赤卫队代表开会,决定11日凌晨发动起义,起义人员颈上或臂上束红领巾、红布作为标志。

11日凌晨,教导团打响起义枪声后,警卫团的士兵在团长梁秉枢带领下,首先将反动的团参谋长逮捕,陶铸临危受命,升任为团参谋长。驻守观音山的第一营反对起义,梁秉枢前往解除武装时被击伤,党临时任命蔡申熙为团长。第二营大部分被缴械,只有少数参加了起义。陶铸帮助新团长率领不到6个连的兵力攻打第四军军部,因去迟了一些,敌人已有准备,处处布防。楼上各层和天台也严加防守。敌人居高临下,警卫团组织几次强攻都被压了回来。黎明后,敌“江大”号军舰发排炮扫射,助战约一个小时,警卫团腹背受敌,伤亡很大,只好停止攻击第四军军部。陶铸曾希望率领士兵打过河去,把被关在南石头监狱的同志营救出来,但苦于没有桥,又找不到船渡河,敌舰又一直在河面巡游炮击,终于没有去。


观音山在广州北面,紧靠市区,俯瞰广州,是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军事要点。12日午后,各路敌军大举反攻,观音山告急,叶挺命令警卫团转到观音山一线协同防守。经过在长堤的激战,此时警卫团剩下的实际上只有200多人。在大炮、机枪的掩护下,敌人向观音山连续发起冲锋,双方伤亡都很大。到下午4点钟,陶铸率领的警卫团只剩下五六十人了。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总指挥部决定起义军退出广州,下令各部于当晚10时到黄花岗集合后,转到农村去。由于临时仓促撤退,通往市区的道路也被切断,警卫团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然坚守在观音山阵地上。13日凌晨,李福林、薛岳的部队已经进入市区,他们臂膀上缠着白布,见到缠红布的就杀。陶铸等人一看情况不对,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分散向沙河方向撤退。陶铸没有和同志们一起撤离广州,而是把臂上的红布摘掉,跑到老乡家中藏了起来。

隐匿广州闻惨景

从观音山撤退后,陶铸藏在大东路芳草街一个老乡家里。该老乡过去曾在陈炯明部当过副官,人很好,很尽心地掩护陶铸。由于老乡同邻居相处得很好,所以邻居也没有怀疑陶铸的身份。在那里躲了20多天后,陶铸通过同学关系从广州戒严司令部弄了一张通行证,又从同乡那里借了一些路费,戴着白袖章,夹在混乱的人流中乘火车逃出广州,投入了新的战斗。

敌军入城后血腥屠杀了数千人,广州城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陶铸虽然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但在隐匿的日子里,他也耳闻了许多同志被害的消息,亲身感受了这场白色恐怖,心里非常难过,对敌人更加仇恨了。他曾经回忆说,那段时间每天早上都听见汽车从街上驶过,车上的同志有喊“共产党万岁”的,有唱《国际歌》的。车一过,他就惋惜又有多少好同志牺牲了。从口号声中,从《国际歌》里,陶铸想象到他们是怎样英勇地去牺牲,去就义的,心痛极了。那个老乡从外面回来也经常告诉陶铸一些情况,陶铸由此知道很多同志是在东校场牺牲的,他们的尸首有的葬在红花岗,有的被扔进珠江……

纪念起义忆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重回广东工作,他没有忘记在起义中牺牲的同志,决定在红花岗建立烈士陵园。经过3年多时间施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终于在起义30周年前夕完工。1957年广州起义30周年之际,广东省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12月11日,3万人在烈士陵园举行盛大集会,董必武、叶剑英、陶铸、陈郁等领导人参加了这一集会,苏联、捷克、波兰等国驻广州领事馆负责人也参加了集会。

陶铸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深情地说:“英勇的广州起义已经30周年了。在经历巨大变革的3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先烈们洒过血的胜利的土地上,纪念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作为起义的参加者,当我回忆起这一英雄的壮举,以及壮烈牺牲的同伴们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悼念之情。”

他高度评价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在中共领导下,以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为主力军,决心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残酷统治的一次英勇行动。广州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两湖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它响亮地号召全国人民必须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同时,陶铸又总结了广州起义留下的深刻教训和宝贵经验,“要彻底战胜反动派,要有勇敢牺牲的精神,更要有革命的智慧。广州起义的失败,教育我们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困难局势下,革命力量应该向农村进军,建立武装根据地,借以蓄积和发展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

他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起义。他说,我们必须十分珍惜革命先烈以头颅换来的革命成果,坚决维护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毫不留情地镇压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反攻复辟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学习革命先烈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勤勤恳恳地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陶铸曾经中肯地评价过警卫团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当时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教导团和武装起来的工人赤卫队,他们攻下了很多重要的据点。警卫团为新成立不久的部队,比起他们来差些,但是也尽了自己的力量。”

对于自己在起义中的经历,陶铸总是不愿意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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