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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新军战友朱其升

朱其升,湖北大冶人,1891年出生,比毛泽东年长两岁,并于1909年当了兵,1911年时军衔为上士。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来到新军营地,想报名从军。但要参加革命军,须得有可靠的人担保。时年18岁的毛泽东,自然没有谁可以做其保人。毛泽东据理力争,说:“我是学生,不少同学都参加了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但负责新兵接收的长官却坚持规定,拒不收他入伍。此时,正好朱其升从军营出来。他仔细向毛泽东询问了一些个人情况后,便决定与衡东人彭友胜做毛泽东入伍保人。

这样,毛泽东便得以用“毛润之”的名字入伍,并在朱其升的队里,做了一名列兵。

在这半年的军营生活中,毛泽东与朱其升关系友好密切。朱其升是老兵,处处关照毛泽东这位新来的弟兄。因为新入伍,毛泽东还没有发军衣与军毯,朱其升就将他自己所发的棉衣给毛泽东穿,并让毛泽东先与他同床共被。有时,朱其升还帮毛泽东擦拭枪支。毛泽东则充分发挥他的文化优势,利用空闲时间,用每月所领到的七元饷银,买来报纸,一方面自己看,一方面又读给朱其升等战友听,帮他们了解时事,并给他们讲《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故事。而且,他还特地教朱其升读书、写字,使原只读过3年私塾的朱其升,学到很多新知识。后来,朱其升说:我之所以后来会记账、写字、做生意,这多亏了当时毛润之的帮助。

南北议和后,毛泽东与朱其升所在的新军部队接到命令,就地解散。毛泽东只好与朱其升等战友分手离别。从此,各奔东西,也断了联系。朱其升回到湖北大冶老家,仍然做他的铁匠,兼种点田。

1950年春的一天,朱其升到离他家乡不远的下庄屋铁铺去上工。在铁铺一间房子的墙正中贴着一幅毛泽东的彩色肖像,朱其升看了又看,眼睛一亮说:“这不就是我的润之兄弟吗?”

1952年,年过花甲的朱其升请夜校的孟老师帮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后,朱其升心里却没有底:这么多年了,毛泽东还记得自己这个穷朋友吗?

然而,一封寄自“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送到了朱其升的手中。

其升兄: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即现在的二百元面值——作者注)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

顺祝、兴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当读到“其升兄”三字时,朱其升顿时热泪盈眶,感动万分。1952年10月,朱其升揣着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登上了进京的火车。

毛泽东一见到朱其升,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见面太晚了。去年春天,彭友胜曾写信来,我也给他回了信。你为什么不早些写信给我,接到信后应早些来嘛!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老朋友啊!两人谈到了当年在新军的日子,也谈了同班战友的近况与分开后的情形。畅谈后,毛泽东留朱其升吃了晚饭,又嘱朱其升在北京要多住几天,游览一下长城、香山,看一看故宫、颐和园等名胜。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临行要回家时,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00万元人民币(旧币)送给朱其升,作为他的路费与回家的生活补贴。

回到汉口后,朱其升用毛泽东送的这笔钱,联络一些同样在街头修伞、补鞋、补锅的小手艺人,组织了“和平油布雨伞厂”,他担任经理。1954年夏,朱其升再次进京看毛泽东。在他离京的那一天,毛泽东叮嘱朱其升以后有空可以多到北京走走,或写信来反映基层的情况。朱其升听了热泪纵横,毛泽东也动情地说:“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有困难,有要求,可随时告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1956年夏,朱其升在汉口病逝。(陈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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