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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务实泽三湘

怡 然

编者按:1949年10月,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享誉中外的湘籍政治家、军事家等纷纷走上党和国家关键的岗位,或是书记、省长、部长,或是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本刊特推出“开国政要”专栏,再现他们主政期间鲜为人知的突出贡献和感人事迹,讴歌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日夜操劳的崇高风范;弘扬他们对党和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凸显他们心系天下之安危,事业有成而谦逊的风采……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集聪明机智和沉思内秀于一身,既豪迈果断,又细腻柔情;既高瞻远瞩、又明察秋毫;既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又是善于管家理财的实干家。

黄克诚,原名黄时王宣,1902年10月1日生于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和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

深谋远虑,文武兼备。毛泽东点将黄克诚出任湖南省委书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灭亡。湖南也即将获得解放。派谁去主持湖南的工作呢?中央领导认为这个问题非比寻常。

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湖南有它的特殊性:一,湖南将和平解放,反动的党、政、军、警、特残余势力肯定还相当大;二,湖南是百万大军南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三,湘西是全国四大匪患区之一,土匪势力十分嚣张;四,湖南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恢复农业生产的任务非常繁重。因此,必须物色一位既能独当一面又能总揽全局的人去主政湖南。

谁能当此重任?毛泽东想到了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

黄克诚虽然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但对经济工作很内行,具有管家理财的卓越领导才能,曾被中央领导誉为“管家理财的行家”。周恩来曾说过:“黄克诚这个人我了解,你给他1万块钱,他能当10万块钱用。”他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员和政委时,统管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工作,为保障东北战场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东北部队后勤建设的经验被中央军委转发各根据地和全军参考。陈毅在向新四军第三师将士作报告时曾赞许黄克诚:“别看你们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啦,是千里眼。” 特别是主政天津期间,黄克诚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并在工作实践中表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坚定的阶级立场。

让黄克诚这样文武兼备的干将主持湖南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此,在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欣然点将黄克诚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政委。

这天,黄克诚接到中央任命,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心中就像喝了一杯浓浓的米酒,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激动。

1949年7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进军湖南。在我党的大力争取下,加上湖南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可是,黄克诚因为要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没有马上到湖南赴任,暂时留京。

9月7日,毛泽东邀黄克诚一起去迎接从湖南赶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程潜。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中央已经决定在湖南组建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你任副主任。”接着,毛泽东嘱咐道:“你要善于与党外人士团结共事,建设湖南。”

“我一定做到,请主席放心!”黄克诚满怀信心地回答。

晚上10 时,程潜乘坐火车到达北京站。他微笑着走下火车,向大家招手致意。毛泽东迎上前去,握手问候:“欢迎你到我家作客。” 一会儿,毛泽东给黄克诚、程潜两人做了介绍。


“欢迎你,程潜将军。愿我们合作愉快!”黄克诚握着程潜的手说。

“我一定竭诚合作,建设我们的家乡!”

在宴会上,程潜见中共领导人如此诚恳相待,甚为激动,说:“我过去跟着辱国辱民的蒋介石,走错了路,很惭愧。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黄克诚以中南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10月1日下午3时,黄克诚和战友们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豪情满怀地谛听着新中国的春雷。

10月中旬,秋风瑟瑟。黄克诚带着开国大典的喜悦,带着党中央、毛泽东的信任,乘车南下,奔赴长沙。

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派欢乐的和平景象,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长舒一口气,闭目沉思:无数的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能让广大的民众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当然,黄克诚也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大局已定,但天下并非完全太平。在西北、西南、台湾等广大地区,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是在已经解放了的许多地区,地痞、土匪等反革命势力也很猖狂。因此,对于就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并没有掉以轻心。他想,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风尘仆仆的列车驰进湖南境内,眼前是悠悠的蓝天白云,碧绿的层峦叠嶂,苍茫的洞庭湖水,诱人的稻谷芳香。望着窗外似曾相识的景象,黄克诚感慨万千。他手抚车窗,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高屋建瓴,因地制宜。确定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

黄克诚到达长沙的第二天,来不及和亲朋故友叙旧,便立即投入工作。

工作的重心该放在哪里?

黄克诚想到了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报告。毛泽东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将问题说得明白而又坚决——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城市。

对此,刚刚履职的黄克诚却有自己的考虑。从全国范围而言,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他认为,在进入湖南后,开始一个阶段还应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 这是因为: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90%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很小。第二,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大西南,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我们急需清匪、反霸,必须依靠农民支持。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需要花很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其他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黄克诚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的批准,并推广到中南各省,成为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

剿匪,是黄克诚抓的第一件大事。

近百年来,湖南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湘西有割不完的烟,数不清的枪,打不净的匪。” 湘西是湘、鄂、川、黔四省的边陲之地,境内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有湘川、湘黔公路通往四川、贵州,是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的必经之地。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求卷土重来”的迷梦,指令宋希濂将一二二军布置在大庸、溪口一线,同时将土匪武装编为3个暂编军、10个暂编师,盘踞于湘西各处,妄图利用土匪势力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

黄克诚对进剿湘西土匪的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指示: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虽然在这里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很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西南威胁很大。要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入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1950年1月,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召开党代会,全面分析了湖南的形势,提出了1950年的工作任务: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为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并着重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

根据会议精神,湖南省军区制定了周密的剿匪计划,第一步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消灭盘踞一地观望待机的股匪;第三步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捕捉隐藏在各地的散匪,在一年时间内务求把土匪消灭干净。

接着,湘西军区和四十七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剿匪政治动员令。

1 月上旬,各进剿部队相继进入进剿地区,对大股土匪展开了全面的春季进剿,头一仗是八面山之战。 八面山顶是块几平方公里宽的平地,四周均是悬崖峭壁,仅有几道岩梯可以上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通往八面山的各路口和岩梯都被土匪设了闸门、碉堡和堆积了无数滚木擂石。匪军的司令部设在被形容为只有燕子才能飞上去的岩间山洞里,名叫“燕子洞”。 因此,土匪们吹嘘:“八面山是大陆上的小台湾”,“共军想打下八面山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也不断为他们打气。事后从缴获的电文中,看到台湾给他们发来的电报,允诺“在八面山空投支援”。

临近战斗的日子里,黄克诚彻日彻夜地批阅报告,查看地图,并指示进剿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进剿部队在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准备好了足够的绳索、软梯和长杆挠钩。

攻山战斗在一个漆黑的夜间开始。侦察部队巧妙地避开土匪把守严密的大门,从大小岩门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用钩杆和绳索爬上山顶。次日凌晨,在侦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攻上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占了匪首司令部,全歼这股土匪,取得了八面山之战的胜利。

从春季开始到该年年底,湘西土匪武装被全部肃清。

百年匪患,一朝消灭。湘西人民纷纷给部队和省委写信,赞扬说:“共产党真伟大,人民解放军真伟大,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湘西行署当年在沅陵修建一座剿匪胜利纪念碑,黄克诚题词:消灭百年匪患,功在湘西人民。

镇反是黄克诚继剿匪之后抓的第二件大事。

因为湖南是和平解放的,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他们有在地方单独称霸的,有和土匪合流的,也有以合法身份掩护待机而动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欣喜若狂。他们认为反攻的时机到了。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人心惶惶。

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黄克诚建议湖南省委考虑镇压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当黄克诚和一些有关同志商量时,一些同志认为黄克诚的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中央下决心。

1950 年10 月,中央果然作出决定,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黄克诚立即传达了中央指示。

不久,黄克诚意识到必须对镇反加以控制,否则,就会搞成扩大化。1951年3月23日, 他给中南局的负责人邓子恢发电报并报告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个别地方已出现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工作,限制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3 月30日, 毛泽东在电报中回复说:我认为黄克诚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的、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展开者,则应当推动运动的尽快展开。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黄克诚已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的批准,一个也不准杀。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

黄克诚抓的第三件大事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由于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湖南同全国一样,经济陷入全面崩溃境地,农业生产日益凋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农民出身的黄克诚懂得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到湖南后,在领导接管建政、支援前线,整顿游杂武装、清匪反霸和社会改革的同时,一直紧紧抓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这个中心环节。

首先是集中力量搞好农村土地改革。解放前,占全省农村人口4%的地主占有55%以上的土地,而占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却只占有32%的土地,而且赤贫户特别多。经过三期土地改革,全省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分得土改果实的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65%。这就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黄克诚十分重视对农业生产实施具体领导。1951年春,他先后到长沙、益阳、常德、邵阳、零陵(今永州)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领导春耕生产,组织抗旱救灾,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各类问题,如改良品种、合理密植、进行深耕,以及抢修堤垸、塘坝、渠道等水利设施,扩大旱涝保收面积。

黄克诚在湖南的3年时间里,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使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23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27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18%; 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1.1万吨,1951年增加到3万吨。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稳定了城市。一个百业凋零、百废待举的湖南初步展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推心置腹,以诚相对。尊重团结党外民主人士

黄克诚尊重团结党外民主人士,是有历史传统的。抗战时期,苏北盐阜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的政治、军事中心。时任华北局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与许多前来这里进行抗日活动的民主人士关系非常融洽。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音乐家贺绿汀,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知名的文化人士阿英、何士德、孟波、章枚等,都曾受到黄克诚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

黄克诚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伊始,就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民主人士和人才的措施,其中就有一项规定:在开展革命斗争运动中,对各个阶层的高级民主人士、专家教授、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都要实行保护,人尽其才,为我所用。后来省委还作出明确规定,对上述高级知识分子,未经黄克诚批准,不得随意抓人,不得擅自搞清算斗争。

1951年7月的一天,湘南行署公安处的两名干警奉命到省工业厅,要把在该厅工作的某总工程师抓回郴州处决。黄克诚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要做好说服保护工作。可这两名公安干部怎么也做不通工作,非要将其抓走不可。就在这时,黄克诚亲自出来会见那两名公安干部,说:“你们回去向领导汇报,就说是我黄克诚不准抓。”

黄克诚停了片刻,叫那两名公安干部坐下来,然后动情地说:你们知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是怎样消灭白匪军的吗?当时城里的工人起义是成功了,宣布沙皇垮台了,可是沙皇的强大支柱——庞大的白军部队却退驻农村保存实力,随时都有卷土重来、重新占领城市的危险。要想消灭这些白匪军,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指挥作战的将领。于是他们把抓来的白军将领进行整编以后,让他们指挥打仗,最终消灭了全部白军,取得了革命的完全胜利。你们想想看,红军尚且可以利用白军将领指挥红军打仗,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地主出身的工程师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呢?那两名公安干部终于被黄克诚说服了。

1950年的一天,为了城防的事情,黄克诚亲临程潜的寓所与他商议。程潜连忙出门迎接,有些难为情地说:“何必黄政委亲自来,你通知一下我去你那里就是了。”

黄克诚紧紧握着程潜的手说:“那怎么行?在湖南军政委员会里,您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下级尊重上级,理所应当嘛。”

黄克诚的幽默随和,令程潜笑出声来:“怪不得人称黄政委为‘儒将,你如此谦逊,我实在担当不起。”

1951年12月,烈士公园举行奠基仪式。参加仪式的名单上写着程潜和黄克诚的名字,并由他们两人首先铲土奠基。对于这一安排,当时干部中有不少议论:程潜是国民党的人,手上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为什么请他奠基?黄克诚听到这些议论后,耐心地给大家做解释:革命不分先后,程潜率部起义,保护了长沙古城,而且对云南的龙云、新疆的陶峙岳起义都有影响,这是立了大功。他过去有错误,但功大于过。同时,烈士公园不仅是纪念共产党烈士的,还应该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党各派所牺牲的烈士,而程潜就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黄克诚还告诉大家,程潜1949年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毛主席还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请程潜参加奠基,就是邀请他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最后,黄克诚特别强调:我们为群众办事,团结党外人士,不能光讲大道理,还要多做一些实事,同他们交知心朋友。他的一番言语,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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