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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谈判中的宋时轮

宋任远

1946年1月10日,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等4个停战协定,为监督和保证停战令施行,同时商定在北平成立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3个委员,国民党方面的是郑介民,共产党方面的是叶剑英,美国方面的是饶伯森,分别代表三方。军调部的主要任务是调处军事冲突。1月下旬,宋时轮奉命由山东野战军参谋长调任军调部我方执行处少将处长,在叶剑英委员和罗瑞卿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谈判会外斗智斗勇的艰难征程……

叶剑英的好助手

执行处是协助领导做好军事调处工作的主要部门。宋时轮到职后,一方面抓紧学习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指示,研究对方的有关情况和斗争策略,努力尽快掌握执行处工作的一般规律,一方面在叶剑英、罗瑞卿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尖锐复杂的谈判斗争。

宋时轮到职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关于三方工作人员到位的时间问题。按照“军事三人小组”商定,美方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人员为120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的人员各为170人,这些人员均需在10日以内到位。国民党、美国两方的人员都已按时报到了,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我方的人员尚未如期到齐。于是,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立即借题发挥,大造舆论,说共产党对调处工作不认真、不积极,故意拖延时间,是有意破坏军调处工作。对此,我方决定认真给予反击。根据叶剑英的指示, 宋时轮立即开会进行了研究,确定注意抓住时机,据理驳斥对方的攻击。据当时亲身参加过这一斗争的我方执行科科长雷英夫回忆:在一次三方执行处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当美方负责人再次就人员到位问题对我方进行恶意的攻击时,宋时轮立即发言予以驳斥。他指出: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人员到位快是因为有很好的客观条件,国民党有军统局、军令部的特工可以随时调遣,美国有驻华美军有关机构的人员可以就近使用,而且他们都有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我方则不具备这些条件,自然行动就会稍慢一些。接着,他着重对比国共双方选调人员的情况,揭穿对方破坏调处工作的阴谋。宋时轮说:为了做好军调工作、完成好监督停战令施行的任务,我方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主要人员都是部队的领导干部,如委员叶剑英是我军的副总参谋长,顾问饶漱石是我华东军区的政治委员,参谋长罗瑞卿是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临汾小组我方代表是八路军和北伐军的名将陈赓……这充分说明,我方是诚心诚意希望和平,对停战调处工作持认真负责态度的。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则绝大多数都是从军统局和军令部二厅的特务中选调来的,如委员郑介民就是军统局副局长兼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曾先后编写过《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等书籍,是搞特务活动的老手,顾问郭子明是军统局中共研究科科长。其他代表也都是来自军统的人员。选调这样一些人来军调部工作,目的何在?是谁意欲破坏调处工作,是谁对停战缺乏诚意,不就一目了然吗?然而,美国方面却袖手旁观,若无其事,不制止这种做法,反而利用人员到位时间的问题来指责我们,这是很不公正的。此反击有理有据,说得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人员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后来就连美国总统的特使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派出以郑介民为首的一大批特务到军调部充当代表,给中共方面提供了一个进行反击的有力口实,实在是愚蠢至极。


人员到位时间的问题解决以后,宋时轮立即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法,及时搜集情况,揭露国民党的军事、政治阴谋,戳穿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伪善面目;及时向叶剑英提出建议,力争在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敌军重兵集结的地区和敌人可能利用的港口与准备发动进攻的地区,派驻军调小组,及时调处军事冲突,监督停战令施行;积极协助叶剑英、罗瑞卿及时处理一些重大难题。

调处军事冲突,必须坚持执行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调处工作开始以后,每次讨论问题,国共两方代表争得面红耳赤,常常需要一议再议才能最后作出决定。美方代表趁机多次提出:议事应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赋予担任三人委员会会议主席的美方代表以仲裁和决定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办事效率,有利于保持停战的局面。叶剑英对此十分重视,指示执行处要迅速进行研究准备,抓住有利时机,对美方的意见作有理有据地驳斥。经过精心准备,宋时轮在一次有军调部领导人参加的三方执行处全体人员的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他说: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是《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中明确规定的。《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3人,各有表决及互商权……一切事宜,均需3人一致通过。”因此,绝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代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因为开会需要而设立的会议主席即美方代表也绝无仲裁和决定的权力。这一规定是十分必要、安全正确的,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调处工作将无法进行,停战命令将无法贯彻。他指出:停战令公布后几个月来,国民党政府就曾在美国的支持下,一再违犯“所谓中国境内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规定,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并对我不断地发动了进攻。据不完全统计,在停战期间,美国曾为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的交通运输工具,帮助国民党军队先后调动正规军43个军。总兵力达120余万人;兵力调往的地区遍及华东、中原、华北、西北、东北等12个省份;国民党军队曾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4300多次,攻占我方城市40座、村镇2500余个,前后使用兵力达270余万人之多。这些事实说明,对调处工作缺乏诚意、破坏停战令施行的正是你们;国民党是要顽固挑起和扩大内战的,你们美方也没有真正坚持中立、调解的立场。因此,如果现在再明文废弃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赋予美方代表以仲裁和决定的权力,也就是一切都由你们说了算,那调处工作、停战命令必将遭到彻底的破坏,这是完全可想而知的。

两起谈判外的斗争

谈判是一场十分复杂激烈的斗争。它不仅表现在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之争,而且反映在谈判外的斗智斗勇上面。

由于理屈词穷,国民党和美方的代表在讨论协商问题时,常常被我方代表说得无言以对。于是,他们就耍流氓、搞小动作,羞辱激怒我方代表,影响我方代表的情绪,企图以此来达到拖延破坏谈判的目的。

一次,三方执行处人员开会前,勤务人员送上咖啡,宋时轮正在放糖,美方代表伊利上校突然用极不礼貌的态度对宋时轮说:“将军,看你放那么多糖块,不怕把牙齿嗑掉了吗?”此话一出,国民党和美方人员立时哄堂大笑,都用同样不礼貌的目光逼视我方人员,看作何反映。

宋时轮倏地拍案而起,猛地将盛满咖啡的杯子狠狠地推到伊利面前,指着伊利的鼻子大声说:“上校先生,你刚才讲的那些话,是对我方代表人员的歧视,也是对伟大中国人民的侮辱。军调处的费用,经由三方商定,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庚子赔款支付的,并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恩施。谈判中,我方代表对供给的食品怎么吃、怎么喝,都有我们的自由,你有什么权力来嘲弄我们。我要慎重地提醒你,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不可侮的,谁现在还想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那样的嘴脸来对待我们,那是绝对行不通的。”宋时轮这一义正词严的反击,顿时使国民党和美方人员大吃一惊,惶惶然不知所措。伊利更是震惊不已,狼狈不堪,只好立即装着赔礼的样子,连声说:“将军,对不起,我是在说笑话,绝无恶意,请你原谅!”

这次较量大长了我方人员的威风,立即成为军调部轰动一时的新闻。此后,这一类的事情也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慑于我方新闻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平、反对内战,不断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伪善面目,4月3日凌晨3时,北平地方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密探200余名,以查户口为名,闯入方壶斋9号和西四道栅栏41号,将我新华社北平分社代社长钱俊瑞等44人强行带走,分别扣押在两处拘留所内。

此事立即引起我方极大的愤慨。3日上午,叶剑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宋时轮向叶剑英建议:请领导迅速到北平行营、十一战区长官处和北平市政府递交抗议书,进行交涉;立即派人分别到我被扣押的人员处进行慰问、了解情况,然后召开记者会,公布事件真相,揭露敌人的法西斯罪行;同时将事件电告延安党中央和重庆“军事三人小组”我方代表周恩来,请求他们指示我解放区的新闻单位一起发出通电,声援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斗争。宋时轮的这些意见颇得叶剑英的重视。


会后,宋时轮又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到两处拘留所慰问我方被扣人员,他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要同践踏法制、摧残言论自由、破坏停战谈判的敌人斗争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宋时轮的讲话,进一步激发了我被扣人员的斗争热情。4日下午,宋时轮又随罗瑞卿到警察总局进行交涉。到达后,罗瑞卿立即问警察局局长陈焯:“你们为什么要非法扣押我们的人?”陈焯仍以检查户口、维护治安为由进行辩解。宋时轮没等陈焯把话说完,便指着他的脸问:“我们的人在北平违反过治安法规吗?”陈焯说:“没有。”宋时轮立即义正词严地对陈焯说:“你们随便抓人,违背了你们政府在政协会议上宣布的‘四项诺言。现在军调部正在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你们不要做破坏和平、民主、团结的罪人”。宋时轮言之有理,陈焯听了只好连连点头 说:“是,我们绝不做这样的罪人。”这时,正好叶剑英和北平市长熊斌会谈结束后一起来警察局处理善后。陈焯不得不释放我方人员。这场斗争在军调部我方人员中一时传为美谈。

迎着威胁更向前

宋时轮到职以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常常使对方在调处工作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忌恨,他们一次次对宋时轮进行挑衅、恫吓,后来竟采取特务手段对其进行谋杀。

1946年5月15日下午6时45分,宋时轮外出后返回住地途经北平灯市西口附近时,突然遭到埋伏的国民党特务开枪行刺,幸得他警惕性高,及时发现险情,命令司机加大油门快速冲过险区,才得以幸免于难。此时,许多同志都担心宋时轮的安全,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始终沉着镇定,泰然处之。他说:国民党历来如此,明的斗不过,就在暗中耍流氓,不足为奇。他们这样做,是妄图迫使我方代表撤离北平,以便国民党方面放手扩大内战,然后把罪责再转嫁在我们的头上,因此,我们绝不能上当。此后,宋时轮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执行处工作的谋划和领导,而且继续不避艰险,经常带领大家外出工作,特别是在协助领导解决重大困难问题上做了较大贡献。

1946年上半年,东北的军事调处工作是全国军事调处工作的一个重点,焦点是:停战令是否包括东北?东北地区有没有必要进行军事调处?国民党代表坚称:政府军进入东北是代表国家从苏军手里接受主权的,东北地区并不存在调处军事冲突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却大力做着军事行动的准备,并不断地对我进行挑衅与进攻。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他们竭力支持国民党控制东北。但在一段时间里,由于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国民党企图凭借自身的军事优势,一方面积极在东北局部地区争夺地盘,一方面又高喊和平的口号,在谈判中压服我方,最后取得对东北的全部控制权。正是因为这样,东北的调处工作一直无法进行,战火始终没有停止。针对这一情况,宋时轮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方针和叶剑英的具体指示,在谈判中,对国民党一直采取针锋相对、坚决斗争的原则;对美方代表则采取既打又拉、逼美制蒋的方针。他首先针对国民党代表的意见,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指出:第一,接收东北主权,是在8年抗战中作出过重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的全国军民的共同权利,绝不能由国民党一党一军所垄断;第二,国民党军队根据停战协定附注在接收苏军所驻地区时,不能违背停战协定的规定,向我方军队进行挑衅、发动进攻;第三,苏军撤退后的地区,接收主权的问题已不复存在,那里的一切已属内政问题,对于如何接收,应通过国共双方协商合理解决,谁要单方强行接收,必须会挑起内战,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责任。对于美国方面,则一方面对其援助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政策进行批判,对美方代表在调处工作中违背中立立场,有意偏袒国民党一方,甚至纵容其对我发动军事进攻的做法进行揭露;一方面又反复指出,如果不迅速处理好东北问题,让战火蔓延全国,必将造成美国不愿见到的、完全违背美国利益的后果。因此,对于美国来说,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迅速促使国民党开展军事调处工作,并真正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军事调处,帮助中国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宋时轮的这些意见说理充分,对解决调处问题上的争端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我方在谈判中坚持进行斗争,东北民主联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接受我方提出的在东北休战进行谈判的要求,使东北地区在全国内战爆发后保持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宋时轮这种迎着威胁更向前的精神受到叶剑英的多次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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