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五次相会毛泽东

孙国林

陈昌浩,湖北武汉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红军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与徐向前联辔征战6年。西路军失败后,他死里逃生回到延安。1939年,党中央安排他到苏联治胃病。其间,他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1952年回国,担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爆发后,他在劫难逃,于1967年7月30日吞服大量安眠药离开人世。


陈昌浩一生中,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相会,但每次相会的背景和情况却各不相同。

第一次会面:毛泽东对陈昌浩负责的政治工作非常满意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陈昌浩在鄂豫皖根据地,两人电报往来频繁,但不曾谋面。

陈昌浩非常钦佩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才能,很想见到他。

1935年6月25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师,他们见面的机会到了。但张国焘令陈昌浩留守茂县红四方面军军部,自己只带了秘书黄超和十几个卫兵去党中央,陈昌浩与毛泽东见面失之交臂。会师后,张国焘回到茂县红四方面军军部,陈昌浩特别向他问到毛泽东的一些情况,但张国焘语焉不详。6月29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红军北上的总方针,增选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后又任常委。但陈昌浩仍在红四方面军率部征战,并未到中央军委办公,所以仍未与毛泽东谋面。

直至7月21日,陈昌浩出席中央在四川西北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才与毛泽东首次见面。他们紧紧握手,互致问候。因为是初次见面,两人相互审视着对方,好长时间才松开手。毛泽东明显感到,陈昌浩是个阅历丰富而又态度谦和的领导干部。

这次会议,主要是听取和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红四方面军前一阶段的斗争作出评估。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等8位政治局委员出席,陈昌浩等4人列席会议。首先由张国焘向会议报告红四方面军的征战史,接着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汇报他主抓的政治工作情况。

毛泽东一向重视红军的政治工作,所以他对陈昌浩的汇报格外注意听,不时记下汇报中一些要点。听到满意处,他还向陈昌浩点头微笑,表示赞许。

陈昌浩本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就部队的政治工作向毛泽东请教。但是汇报后,未等会议结束,他就与徐向前急返前线指挥作战,没有时间与毛泽东作更多交流,他感到很遗憾。毛泽东亲送陈昌浩上马,互祝珍重,挥手而别。

第二次会面:毛泽东对陈昌浩的转向提出了严厉批评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沙窝会议。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出席,陈昌浩等列席,共11人。在这里,毛泽东与陈昌浩第二次见面。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前,陈昌浩找毛泽东谈话,直率地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遵义会议前红军是单纯的防御,遵义会议后红军只是决战防御,应该主动进攻才是正确的。毛泽东坦诚讲了自己的观点,以事实为据,说明遵义会议后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明确指出陈昌浩的看法是错误的。陈昌浩听了心悦诚服,在会上说:经过与同志们的谈话,我现在对中央的路线没有怀疑了。

实际上,陈昌浩当时还有许多模糊认识,比如袒护红四方面军缺点,苛责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但毛泽东没有计较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张国焘争权闹分裂上。他相信,陈昌浩在了解事实真相后,是会转变认识,拥护中央路线的。

沙窝会议最后讨论组织问题,由政治局提议补选陈昌浩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当然也是毛泽东的意见,体现了他团结红四方面军的诚意和对陈昌浩寄以很大的希望。会后,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行了重组,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时,他仍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

这次会议还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过草地。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带领部队与党中央、毛泽东一起征战前进。此后一段时间,毛泽东、陈昌浩常在一起开会,或用电讯联络,相互交谈的机会就多起来。


特别是在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毛尔盖会议上,陈昌浩明确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同时,陈昌浩又补充了三点意见:一是要创造后方根据地,不能到处乱走;二是应去占领岷州一带;三是与左路军的配合问题,认为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这种周密思考和善于分析的能力,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最后作结论时,吸收了陈昌浩的意见,并特地表扬了他的发言。会议在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后,圆满结束。

党中央和右路军过草地后,在陈昌浩、徐向前的具体部署下,取得了包座战役的胜利,歼敌5000余人,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通道。中央急盼左路军早日前来会合,共同北上。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与中央的方针相悖。那些天,毛泽东几乎每天都通知陈昌浩来中央驻地,商讨左路军的问题。8月底9月初,陈昌浩或单独,或与徐向前一起,或毛泽东与陈昌浩、徐向前联署,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带领左路军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但张国焘却以“水大受阻”、“缺粮断炊”为借口,按兵不动。同时,暗中布置南下计划,打算和中央闹分裂。此间,陈昌浩常去毛泽东处,共商解决办法。

陈昌浩本来同意北上方针,毛泽东也想拉住他,以稳定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再说服张国焘北上,因为陈昌浩毕竟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但在张国焘几次电令他带兵南下后,他最终转向了张国焘一边。9月9日,陈昌浩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准备执行“张总政委”南下的命令。毛泽东对陈昌浩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并未改变他的转向。由于出现异常险情,为安全起见,当晚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果断决定,带领红一方面军官兵,在夜色中秘密“紧急转移”,单独北上。随后,陈昌浩率部再过草地,投奔张国焘去了。

第三次会面:毛泽东听取陈昌浩汇报西路军失败经过

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历经磨难,于1937年8月下旬只身回到延安。

当时,正值洛川会议闭幕不久,毛泽东等一时抽不出时间接见他,他只好暂时住下来。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本应参加党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此时,他却成了败军之将,“愧对江东父老”,心中万分愧疚。

9月初,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陈昌浩,参加接见的还有张闻天。陈昌浩汇报了带领两万余人渡过黄河执行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以及奉命西征和西路军失败的概况。当谈到高台失陷,董振堂部3000余人壮烈牺牲;倪家营子20多天血战;西路军最后血战9昼夜,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陈昌浩几次泣不成声,泪水滚落,多次表示对西路军的失败承担责任。

之后,毛泽东又询问了陈昌浩归途的情况和身体状况,要他注意身体调养,把西路军失败的情况写出来,总结教训。

陈昌浩住进了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开始日夜撰写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他了解了延安正在开展的批判张国焘的情况,重新阅读了中央与西路军之间往来的几十封电报,回忆了西路军一次次壮烈的战斗。9月30日,他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约六七万字。这份材料叫作“报告”,而不叫“检讨”、“检查”,可见,当初对于西路军的失败,是着眼于经验的总结,而非个人责任的追究。尽管如此,陈昌浩还是在报告中诚恳作了检讨,实事求是地列出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错误。

10月5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将陈昌浩“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加上按语,以《陈昌浩同志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为题,在内部公布。按语说:昌浩同志的长篇报告共9章,约有六七万字,因太长,现先将重要的第一章大部分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这里称陈为“昌浩同志”,公布材料是“供大家研究”,都是“同志式”的。这份材料,只发给了中央有关负责同志。

陈昌浩在“报告”中说:“虽然西路军对中央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犯了很大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对此,中央不予接受。因为它与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观点相矛盾。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被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同时,陈昌浩的观点,也与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不协调。因此,中央要他重新认识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写出深刻检查。

第四次会面:毛泽东明批张国焘,暗责陈昌浩

陈昌浩与毛泽东的第四次相见,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1937年9月3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及朱德、凯丰、林伯渠等10人,张闻天主持会议。这是陈昌浩回到延安后,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是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沙窝扩大会议上增补的政治局委员,此时并未免职。但他出席这次会议,并不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而是作为西路军失败的第一责任人来作检查,汇报西路军失败的经过,检查自己的错误。另一个当事人、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正在前线,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西路军的失败,是长征中湘江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西路军经过4个月的征战,牺牲、被俘两万余人,最后只剩下不足2000人,大多为伤病人员,全党上下无不悲痛。所以,这次会议的气氛很严肃、很凝重。

毛泽东进来时,大家都起立致意。陈昌浩特意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点头回礼,然后对张闻天说:“开始吧!”除此之外,毛泽东没有说别的话。张闻天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先由昌浩同志作汇报,然后大家讨论。

陈昌浩开始作检讨报告。他心情沉重,深感负罪,几次话不能继。在汇报中,他谈了征战过程,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及指战员的英勇壮烈,表示承担失败责任。这时,陈昌浩在上次检查报告中所坚持的“西路军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的”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两个基本点就不得不放弃了。


陈昌浩讲完后,开始讨论。毛泽东首先发言。他没有直评陈的检讨,而是批判张国焘路线,说张国焘路线的实质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中央的路线。毛泽东发言的“潜台词”,与会者自然明白。

很显然,陈昌浩的检查仍然有不少言不由衷的内容。他本想得到中央的认可过关,但事与愿违,反倒引起两方面的不满。一方面是西路军健在指战员(如徐向前、洪学智、许世友等),觉得陈没有坚持原则,把他们推向张国焘路线,受到了极大伤害;另一方面是中央认为他心口不一,态度不端正,需要继续检查。

中央对陈昌浩的不满,集中在4个问题上:一是西路军失败,损失重大,他作为一把手应负主责。二是在生死关头,他提议并决定与徐向前一起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两人中途分手,徐向前5月初回到陕北,受到热情欢迎和慰问。三是归途中他已到了西安,却私自回武汉探家。而毛泽东此时正焦急地发电寻找他的下落,惦念他的安危,中央对他既不满又产生许多疑问。四是他曾跟随张国焘,执行过错误路线。

同年11月18日至24日,中央召开延安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继续检讨西路军失败的教训,深入批判张国焘路线。这次,陈昌浩在大会上的检查报告得到主持人张闻天的赞扬,过了关。此后,中央对他的问题没有作出过只字结论和处分决定,他却被永远调离部队,离开中央,做了一名普通宣传干部和政治理论教师,可以说职务降到底。

所幸的是,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出公正的说明:“(1936年)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这条注释,也可用来评价陈昌浩,因为注释与他半个世纪前在延安所作的第一次检查报告中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那时他说:西路军绝对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的,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

第五次会面:毛泽东对陈昌浩的翻译工作称赞有加

陈昌浩1939年11月,经组织批准,乘坐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的飞机去苏联治疗胃病。在延安机场,他与毛泽东握手告别,未及多谈。他一去13年,经历了战争、饥饿、思归等许多磨难。此间,他多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国工作,均未获准。至1952年4月才被批准回国,在北京火车站受到刘少奇等人的热烈欢迎。他先担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与七大相隔13年,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有几十个国家的兄弟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参加。他们的发言要译成中文,大会的重要报告文件要译成外文。这是一项浩大繁重的工作,中央专门组成了大会翻译处,陈昌浩担任翻译处副处长,具体领导来自全国的十几位翻译高手,承担大会文件和兄弟党代表发言的翻译工作。

当时,同声翻译设备还不完善,同声翻译是钻进一个装有扩音器的隔音密封箱里进行的,完成一次翻译出来后,人们汗流浃背,湿透衣衫。从8月下旬的八大预备会议开会,至9月底八大胜利结束,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陈昌浩坚守工作岗位,精心组织安排,以身作则,日以继夜,高质快速地完成了大会文件的翻译和口译工作,及时向全世界传播宣传了八大精神,受到同志们的敬佩和大会的肯定。

此前,1952年10月,陈昌浩奉命担任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编译处负责人;1953年按中央指示,陈昌浩领导翻译了《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标准样本)。这些工作,都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对《斯大林全集》翻译样本很喜欢。

当八大翻译处正在整理各种文件资料做收尾工作时,10月上旬的一天,中央通知陈昌浩,毛泽东要接见大会翻译处的同志们。大家欢呼雀跃,陈昌浩更是喜出望外,眼里充满了泪花,兴奋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这天下午,毛泽东来到全国政协礼堂,在三楼大厅接见了八大翻译处的部分人员。接见前,毛泽东先在接待室会见了陈昌浩,问到他的身体和工作情况。陈昌浩感谢毛泽东的关心,说以后更要努力做好工作,同时祝毛泽东身体健康。接着,毛泽东听取他的简单汇报,并加以肯定,说这次翻译工作组织得不错,大家很辛苦。

之后,陈昌浩陪同毛泽东来到大厅和大家见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工作得很好,谢谢大家!”大厅里立即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这次愉快的会见,陈昌浩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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