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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情长话陈赓

尹家民

陈赓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出色斗士。在抗日和反蒋的战场上,陈赓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令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然而,在孩子们的眼里,陈赓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儿女们的眼里,陈赓是位柔情似水的慈父;在妻子的眼里,陈赓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恩师;在朋友的眼里,陈赓是一位生死可交的知己。

陈赓的第三“怕”

在延安时期,陈赓有两“怕”,在国民党怕廖仲恺,在共产党怕彭德怀。有天,贺炳炎当着陈赓的面说:“老陈还有第三‘怕呢……”陈赓给贺炳炎一拳,人们都静下来了。陈赓心情特别激动,眼圈发红,大家也就不便往下问了。这件事一直成了一个谜。直到全国解放后,贺炳炎逝世的那个晚上,陈赓才道出了他的第三“怕”。

那是长征时一个雪花纷飞的傍晚,陈赓感到十分疲惫,掉下队来,同他那也十分疲惫的瘦马,慢慢地朝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掉队小红军的身旁。这个小家伙,看来不过十一二岁,一口四川腔,圆溜溜的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穿着一双破草鞋的脚板子冻得又青又红。陈赓靠近他身边指着自己的马说:“小鬼,你过来骑一会儿。”

小鬼拿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用命令口吻说“上去,骑一段再说!”

小鬼用倔强的语气回答:“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是不是?那就比一比吧。”小鬼把胸脯一挺,做出一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你先走,我还要慢慢走,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口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比你还要多呢。”

陈赓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他只好爬上马背,一个人朝前走去。

不知为什么,陈赓此时心情总是静不下来,脑子里总是出现那个小鬼的影子。陈赓走着走着,突然喊了一声“不对,我受骗了!”他调转马头,狠踢马肚,向来路奔跑回去。

当陈赓寻找到这个小鬼时,天已经很晚了。

陈赓把躺在地上的小鬼抱上马背,有一件硬物触到他的左手。他顺着摸出来一看,原来正是小鬼那个鼓鼓的干粮袋,里面只有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有几个牙齿印。

陈赓全明白了。正在这时,小鬼慢慢停止了呼吸。

陈赓一手紧搂着小鬼的尸体,一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这个大笨蛋,怎么对得起阶级小兄弟!”说罢,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在旁的红军战士一方面含着眼泪掩埋好红小鬼,一方面劝慰陈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陈赓竟伤心成这个模样。

打这以后,陈赓最怕别人要他讲述红小鬼在他怀抱中静静死去的那段经历。

烈士后代的“胡子爸爸”

1944年8月,陈赓部属朱向离被派出去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后代小烨丽和她的弟弟进了第十八集团军抗属子弟学校。这时,正在那里参加整风学习的陈赓非常牵挂着他们。每逢节假日,他就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孩子们见了他总是高兴地喊:“胡子伯伯!”

“叫胡子爸爸!”陈赓风趣地说,“你们的父母不在这里,我和傅涯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胡子爸爸”的“家”不过是一孔不大的窑洞,里面只有一张用木板和树棍支撑起来的小桌子、一张粗木椅、两张长凳和一张用旧木板搭起来的床。姐弟俩来后,陈赓就在床边拼上椅子和长凳,大家一起横过来睡。

陈赓爱孩子是出了名的,他把许多孤儿弄来组成娃娃剧团。只要弄到点战利品,他总要先送给娃娃们。一天,陈赓带着烨丽姐弟俩去食堂吃午饭,赶上了难得吃的千张卷肉。

“好吃吗?”看见孩子吃得那么香,陈赓从心里感到高兴。

“好吃!”

“那就多吃些!”陈赓顺手把他盘里的菜和同桌彭真的菜都扣到孩子们的碗里,说:“你们也是一家哩!”——朱向离曾化名彭琳,孩子一度也姓过彭。

两个孩子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

“吃吧!吃吧!你们本来就是我的孩子,不知怎么叫他给领去了!”彭真见孩子们红着脸不好意思,也打趣地劝道。

1950年,朱向离在四川绵阳被匪徒杀害,陈赓更对这已长大成人的姐弟俩充满了慈父一般的爱。次年,他从朝鲜前线返京,得悉朱烨丽生孩子后身体非常虚弱,就派医生和秘书把她接到志愿军第三兵团留守处。见婴儿没有奶吃,又派人送去两大盒缴获的美国奶粉。

1952年,陈赓奉命筹建哈军工,得知刚调来的朱烨丽不愿意接受分配给她的技术工作,便把她找来一道吃饭。饭后,他问道:“你说我是不是你们的爸爸?”

“是呀。我不是从小就叫您‘胡子爸爸……”

“爸爸说话你听不听?”

“听。”

“那好,你立即到分配的技术部门报到。孩子,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技术人才,你千万不能有愧于烈士子弟的称号啊!”

朱烨丽被陈赓的一席话说得眼热心跳,二话没说,立即去了技术部门。这以后她一直牢牢记住“胡子爸爸”的教导,潜心钻研业务,就是在1959年因反对浮夸风受到错误批判,被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也没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那一夜,陈赓把儿子从头摸到脚

1927年,陈赓与第一个妻子王根英结婚。两年后,生下儿子知非。

知非10岁时,1939年3月8日,担任一二九师供给部指导员的王根英不幸牺牲。当时,陈赓一方面为爱妻的牺牲万分悲痛,一方面为寻找儿子费尽心思。因为王家居住的老房子被日本人炸成废墟,陈赓派去的人一直没有打听到王家的下落。尔后,陈知非也在打听父亲的消息。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接走。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他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当过跑腿传话的B0y(童工)。

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根英的妹妹王璇梅就带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他们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航行了五六天后,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解放区,立即有人给他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他们“同志”了,这新景象顿时让陈知非兴奋极了。

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牺牲的消息,顿时伤心地痛哭起来。两人又颠簸了三个月,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到陈赓的回信后,马上带

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赶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天,陈赓眼就认出了儿子,高兴地说“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陈赓搂着儿子走在人群的前面,傅涯抱着知建紧跟在后,后面还有一大堆人跟着。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并问起他在上海的情况,还幽默地说:“我以前打听到你在一家西餐馆当Boy(童工),你明天做一顿西餐给我尝尝。”

其实知非根本没有在西餐馆待过,他的工作是给人家打扫厕所。但他怕父亲伤心,洗厕所的事始终没有告诉过父亲。

这天晚上,陈赓问了儿子好些事,并给儿子讲了母亲王根英牺牲的经过:“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党的忠诚战士。开七大时还挂了你妈妈的大照片。”夜里,他不断给知非掖被子,说不要着凉了。这使知非第一次感受到浓浓的父爱。

两三个晚上,知非和父亲同睡一个炕。陈赓希望家团结、和睦相处,便叫知非不要拘束,叫傅涯为“妈妈”,知非点头答应。到了第三天晚上,陈赓让知非、傅涯、知建都睡在一个炕上。知非觉得别扭,连身也不敢翻。陈赓发现了,就说:“哪里学来的封建脑袋,翻翻身睡!”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知非看到父亲能指挥那么多的军队,生母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而自己却只能在上海给日本人倒茶、洗厕所,很是自卑,就向陈赓提出要当兵。陈赓答应让他在部队里当通讯员。后来到了阳城,陈赓改变了主意:“这个仗估计不会打很久了,将来国家需要建设,去学工程最好。”他写了一封信给时在山西长治的北方大学范文澜校长,介绍知非到工学院学习。

陈赓的掌上明珠

抗战胜利后,陈赓的夫人傅涯快要生孩子了,有人送来两只老母鸡。陈赓把母鸡生的蛋攒起来,准备给夫人坐月子的时候吃。就在七大召开期间,傅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陈赓特地为儿子取名知建,意思是让儿子将来知道建设新中国。但等到夫人生下孩子时,鸡蛋却一个都不见了。陈赓抱歉地对夫人说:“前方回来几个老同志,负了伤,身体很虚弱,我把鸡蛋全给他们了。”

战争时期物资奇缺,看着产后身体虚弱的妻子,陈赓心有歉疚,但马上又笑了起来,一转身往钱英的窑洞跑去。他记起钱英说过有红糖,调皮而又幽默的陈赓是“偷”红糖去了。不料刚把红糖“偷”到手,外面有人来了,陈赓连忙用被子蒙住身体躲在炕上,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大家笑骂一场,好不热闹。

1950年进军大西南之际,陈赓唯一的女儿出生了。陈赓视之为掌上明珠,给她取名知进。因为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小知进的脸上起了不少疙瘩。一位前来探望的女兵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话不知被谁传到陈赓耳朵里,他大怒:“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吓得以后谁见到小知进都得先热烈赞扬一番。知进长大以后还笑话爸爸“这个故事当时流传特别广,以至于我后来到昆明见到那些叔叔阿姨时,他们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漂亮女儿啊!”

陈知进两岁时,陈赓赴朝鲜前线。在火车站,不懂事的小知进哭着抱着爸爸的脖子不让他上车。后来傅涯拍了一张她的照片给陈赓寄去,没想到他回信却要找傅涯“算账”:“为什么把我女儿的头给削掉了一块?”其实是照片上女儿的头顶略微取景不全罢了,陈赓的玩笑话让傅涯笑了好一阵。

有一次,玩了一天的陈知进把身上的衣服弄得很脏,陈赓回来看见了,很是心疼女儿。趁傅涯不在家,他翻箱倒柜找出压箱底的几块纱布,带着女儿跑到东华门找裁缝,做了两条裙子回来。知进笑着,又蹦又跳,高兴得不得了。

平时,陈赓走到哪儿都带着知进。那时候怀仁堂看戏不许带小孩子,但陈赓经常不顾这个规定,带着女儿进去,警卫也拿他没办法。有一年,陈赓去大连参加军事演习,又把知进带在身边。早上起来,他看着梳小辫的知进犯了难,只好求助服务员。担心以后带知进出去添麻烦,回北京后陈赓让傅涯把女儿剪成短发。陈知进后来就再也没留过长发。

两岁的小儿子救了爸爸的命

陈赓外表看起来挺健壮,结婚以后傅涯才知道他身上多处有伤。他的左腿在会昌战斗中3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胫骨、腓骨都被打折。在胡山寨战斗中,他右腿膝盖处又负重伤,虽然医治后保住了腿,但落下了终身残疾。腿部肌肉萎缩变得很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由于连年征战,解放后仍马不停蹄,从朝鲜到越南,恶劣的环境加重了他的伤情,战伤时有发作。

对于陈赓的身体来说,1g57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的工作特别繁忙。2月下旬到南方检查工作,并沿途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由于过度疲劳,有天晚上摔倒在浴室里,但他毫不在意,忍着痛又继续工作。4月回京,6月底又离京,到炎热的广东、福建继续进行军事勘察。

这年9月初,陈赓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0月间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参加海陆空军部队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演习。

从上海回来,傅涯发现他脸色很不好看。陈赓也感觉疲劳:“傅涯,我可能坚持不了了。我得请假了,我只能干半天工作啦。”傅涯有些吃惊。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劳的时候,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后来傅涯才知道,这次三军大演习不太顺心,彭德怀是总指挥,他是副总指挥,跟苏联专家意见分歧,与彭德怀在指挥上也有些争论,弄得身心疲惫。回来后,他嘴上这样说,可是仍然在紧张工作,军委的机关建设他要操心,军工他也得过问,甚至云南方面的问题他也要解决。什么事他都不肯放低标准,把自己搞得很累。

陈赓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头天晚上,正听取一个出访归来的军事代表团汇报,朱德、贺龙、聂荣臻都在,从上午开会一直开到下午一点多。傅涯都着急了,对他说:“你还算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这天下午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又来汇报。到了晚上,陈赓已经累得不行,对傅涯说“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星期六了,你陪我出去玩玩吧。”正好怀仁堂发了两张票,傅涯向单位请了假,陪他去看了一场戏。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哈军工的同志来找陈赓谈问题。从饭桌上一直谈到厕所里。傅涯去上班不久,就接到电话说他病了。她急忙往家赶。一进门就看见陈赓躺在客厅的大沙发上。最早是两岁的小儿子知涯发现的。他对阿姨说,爸爸哭了。阿姨们都不信,你爸爸怎么会哭呢,以为小孩子说着玩的。小涯又找司机老赵说:“叔叔,爸爸哭了!”老赵过来一看,陈赓倒在地上,满脸都是冷汗,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把他抱到床上,往北京医院打电话。医院派来一个抢救小组,当时,陈赓的脉搏摸不到,血压也测不

到,病情很严重,诊断是心肌梗塞。急得彭德怀、各兵种的领导等都到家里来了。这次发病很危险,幸亏抢救及时。

在医院住了3个月,回到家里,医生要他全休疗养。当时,傅涯仍在上班,医院就派了一名护士照料陈赓。

傅涯觉得他有时像长辈,有时又像小孩

陈赓在北戴河疗养一阵回到北京不久,就马上要求上班。医生被他磨得没有办法,给他仔细检查了一次身体,报告中央批准他每天少量时间去上班。但陈赓一旦开始工作,就又没日没夜地干起来,而将医生定下的规矩抛之脑后。

有一天,一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距离北京市区20多公里的长辛店试车。他那时还兼着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次试车同他分管的事情有关,他知道后就要去参加。试车这天一早,家里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打来的。傅涯两只手拿着两个听筒,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的地方去,要傅涯一定劝阻他。

傅涯放下电话对陈赓说:“长辛店路远,他们都怕你犯病,稳妥一些,你最好还是不要去。”可陈赓哪里肯听?他把军装一穿,把司机一叫,就走了。后来傅涯不放心,打电话告诉保健部门,要他们注意一下,以防万一。正在这时,陈赓看试车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显然,他对早晨傅涯的劝阻还在生气。

陈赓对自己的病,一直不那么相信,不那么在乎,心中装的只是工作。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时候,他就不停地用手抚摸胸部。久而久之,衬衣那块地方都被摸破了。

1959年五六月间,他的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以后随着病情变化,根据诊断,中央军委决定逐步减轻他的工作负担,以便专心治疗。开始他还兼着国防科委副主任,后来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话,叫他退到第二线。他对自己的病情始终估计不足,对于退居二线还有点想不通。从机关回到家里,他对傅涯说:“你看,叫我退到第二线!”

在政治上、工作上,陈赓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但对于自己的病情却难以客观,总是报喜不报忧。有一次,保健部门请苏联专家给他会诊。会诊以后,专家对他说,像你这样的身体,不能下战斗部队工作,司令部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他一听很高兴,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声告诉傅涯:“今天苏联专家会诊,说司令部的工作我还是可以做的。”

1959年,农村闹饥荒。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下农村当社员。傅涯要求下基层,她同陈赓讲:“我在中央机关这么多年,现在你的病情好转一点了,我能不能去呢?”陈赓考虑半天说:“好,你去吧。”其实陈赓希望傅涯留在他的身边。一则自己有病,二则孩子还小,最小的只有4岁。但陈赓知道妻子事业心很强,还是支持她去了浙江萧山当社员。不过他们约定每半个月通一次信。陈赓每次接到傅涯的信,总会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得直笑,并将信看过一遍又一遍。

给孩子们讲自己过去的经历

1961年初,陈赓的心肌梗塞症扩散的面更大了,可他还像战争年代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常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这点病算得什么!”

元旦过后不久,他说要搬家,还是那股战斗作风,说搬就搬,搬到西直门171号招待所8号楼。这里原来是苏联专家住的,苏联专家撤走后空了下来。因为陈赓的病情较重,医生不主张他离开大城市。傅连暲又一直讲院子太小,不便散步,容易呛着风。这样陈赓才说要修房。所谓修房,只是把房子加高一些,推倒前院,使院子有了个好散步的地方。

在招待所住了不久,上海市委的同志打电话来,劝陈赓到上海休息。这时临近春节,北京正是隆冬,风大,在院子里散步都得戴着帽子,捂上口罩。人们劝他找个暖和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广州。可他考虑到中央军委正在广州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便说:“我不去了,我不凑那个热闹。”他对上海打来的电话,却说:“盛情不可却,就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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