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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情怀

周 觉

我1927年出生在衡南县一个名叫井冲的村子,那里没有崇山峻岭、长川大河,也缺少幽寺古刹、名胜古迹。但是,像许多典型的江南山村那样,故乡的湖光山色旖旎迷人。


我在故乡整整生活了17个年头。那里有自己儿时难以忘怀的欢乐,也有抹不掉的痛苦的记忆。我永远忘不了母亲慈祥的面容和头上一缕缕的白发,忘不了爷爷给我说历史、讲故事、教我背唐诗的美好情景,忘不了孩提时代与我一起嬉戏玩耍的小伙伴。而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掳掠、灭绝人性的种种暴行,千百万挣扎在战火和死亡线上的善良的乡亲。

1945年,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青年人的理想,我离开了生我养我、抚育我成长的故乡。没想到,时光易逝,一别就是30多年。

1979年,在出任我国驻土耳其大使前,我第一次踏上归途,回到我日夜思念的故乡井冲。看到久别重逢的故乡,我本应感到喜悦和高兴,但是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内心充满了失望和伤感。昔日通往村里的那条宽广的石板路没了,代替它的是一条满是瓦砾杂草的泥泞小径;我童年最迷恋那口清水塘,变成了一个巴掌大的可怜水洼;绿油油的后山岭,成了一座光秃秃的黄土堆。留有我童年第一声哭泣的那3间土砖房,只剩下几块破碎的瓦片,伴随着蔓生的野草,在细雨中冷冷清清地躺在那里。

物换星移几度秋,沧海桑田无限愁。故乡的境况是天灾,更是“十年浩劫”的人祸所致啊!我怀着对乡亲们的歉疚心情,忐忑不安地离开了井冲。

1998年秋,我再次回到故乡。此时的故乡,与20年前相比较,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从村子的外观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全都变了一个样。一条公路从衡阳市区直接通到了村口。在进村的山坡上,我一眼就看到了七八栋错落有致、整齐利落的砖瓦房。在我家那3间老屋的地基上,5间宽敞明亮的新瓦房拔地而起。房屋的主人是我的一位堂弟,小时候,他母亲带他讨过饭。客房里摆着沙发、茶几和桌椅,还有一台18寸电视机。看样子,堂弟家里的经济、生活状况是蛮不错的。

我在堂弟家吃了午饭。餐桌上有鱼、小河虾、鸡蛋、竹笋和青椒。堂弟兴奋地向我介绍说:“这些鱼和虾都是从清水塘和小溪里捕捞上来的。清水塘真是我们养家糊口的无价之宝啊!过去,很长时间任其自生自灭地荒废在那里,是改革开放救活了它。”

饭后,由堂弟作向导,我参观了清水塘、小溪、老井和村后的松树林。清水塘和小溪的岸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柳树和桔树。柳树迎着秋日的和风,在那里婀娜多姿地摇摆着,桔树枝头挂满了黄橙橙的柑橘。老井虽然枯了,但乡亲们打出了另一口新井。占地100多亩的松树林,覆盖着村后整个黄岭,远远望去,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十分壮观。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绿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今天,距我1998年的返乡之旅,又过去10多个年头。这些年,来京的亲友经常向我讲述故乡的故事:井冲的主要农作物水稻已经连续5年获得丰收;松树林每年生产出上吨的野菌菇和木耳,出口国外;清水塘和小溪里,除放养鱼、虾外,还种了莲藕,村民增加了收入,也美化了环境;现在,村中每家每户都能看上电视,用上电灯、电话;村里有图书馆、农业科技推广站、农产品加工厂。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不到100人的小山村,已经培养出了好几名大学生。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任务。我相信,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将会以自己的智慧、辛勤劳动和汗水,把故乡建设得更好更快,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故乡的天将更蓝、山更青、水更秀、人更美更幸福。

(作者系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原中国驻土耳其、法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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