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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秋的特殊“婚史”

阙翰香 帅建平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这样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结婚两次,生育3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先后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她服从党的安排,先后与革命同志扮为“夫妻”,组建过4个“家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特殊“婚史”。

她,就是跨世纪的革命老人张文秋。

刘谦初雄才韬略演讲,张文秋青春芳心萌动,两人情投意合,喜结良缘


张文秋,乳名张前珍,学名张国兰,先后化名李丽娟、陈孟君、张一萍等,1903年12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青树岭张家湾一个大户人家。少时,在孙桥、天门等地读书,1917年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院,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启发教育下,开始投身革命。1919年参加由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等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1923年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担任女师学院联合会分会副主席,兼武汉工团联合会主任,从事工人和妇女运动工作,参加了武昌粤汉铁路的罢工斗争及京汉铁路的二七罢工斗争。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任女师教务处秘书及学生联合会主任兼团支部书记,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6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2月受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和袁传鉴、刘素珍等人回京山开展革命斗争,并担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

1927年2月的一天,年仅24岁的京山县委副书记张文秋,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听刘谦初作政治形势的演讲,只见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她不禁为这位年轻军官的风度和才识所深深吸引。

刘谦初也是一个热血青年,1897年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青少年在平度读中学时,就喜欢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诗词,袁世凯称帝时,他曾仿岳飞《满江红》,写了一首讨袁词:“心潮起伏,莽原上,玉龙翻飞。举目望,放喉高歌,情怀激越。千年帝制已归去,四亿神州向共和。须警觉,有人开倒车,蹈覆辙。袁世凯,复帝制,新青年,举干戈,跨骏马直捣袁氏巢穴。壮志饥餐国贼肉,笑谈渴饮袁凶血,待到国体重光日,奏凯歌。”1918年夏,他考入济南齐鲁大学文科预习班学习,结业后,曾参加了基督教上海圣教书报公会举办的征文活动,他的《我的二十世纪宗教观》被评为第一名,因而被保送到北京燕京大学文理科学习。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员方伯务,又秘密与李大钊领导的学生组织建立联系,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同学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被称为“燕大才子”。1924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7月燕大毕业后,就教于江苏省镇江润州中学、广州岭南大学附中。1926年1月5日,他来到革命中心武昌,参加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为军部起草各种宣言、告民众书等,宣传北伐军的宗旨、主张、纪律、作战方针,很受军界器重,并于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天,张文秋听完刘谦初的演讲后,来到恽代英住处,令她吃惊的是这位演讲者居然也在恽代英的住处。恽代英介绍两人认识后,刘谦初也被眼前这位端庄秀丽的姑娘吸引住了。恽代英见之,即忙起身去食堂打来饭菜,共进午餐。张文秋与刘谦初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亲切地交谈了起来,并相约一起去参加二七大罢工4周年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不久,两人又同去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获益匪浅。

恽代英见两人彼此情投意合,就鼓励刘谦初说:“人生三十而立,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谓俯仰无愧事业,该关心一下婚姻大事了。”于是,刘谦初即用书信向张文秋表达爱慕之情:“盖自晤芳颜,神魂迷离,举止动定,往往若有所失,虽一饮一食之间,亦恍若情影在我眼中。每一成寐,则魂梦萦绕于左右。”张文秋接信后,芳心萌动,即含羞地答应了下来。两人便于这年4月26日在武昌汉阳门大街致和里12号刘谦初的表姐家中,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旋即到武昌都府堤41号拜访了毛泽东和杨开慧。

4月29日,即两人新婚的第三天,刘谦初接到紧急命令,随国民革命军北伐,7月被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1928年9月在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书记。1929年4月,调往山东,化名黄伯襄,以齐鲁大学助教身份为掩护,和中央派来的刘晓甫及原省委的王进仁组成新的山东省委,出任山东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结婚后的张文秋,仍留在故乡京山县继续战斗,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并于1927年9月25日领导了河南省驻马店的秋收暴动。

两人一别就是3年。1930年6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文秋化名陈孟君,调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

初次踏上丈夫故土的张文秋,感到陌生而又亲切,夫妻俩久别重逢,确有太多的话要说,但在白色恐怖下,两人并肩战斗,立即深入民众中间,指导工农运动,帮助建立基层党组织,使山东省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8月6日,刘谦初在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途中,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监狱里。在敌人种种酷刑面前,他坚贞不屈,就义前在给妻子张文秋的遗书中写道:“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望你紧记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暗喻共产党)!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1931年4月5日,他和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山东省军阀韩复榘杀害于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时年34岁。

张文秋与刘谦初的婚姻只有4年,即从1927年4月至1931年4月。此后,她遵照党的决定,改名与不相识的革命同志扮成“夫妻”,先后组成过4个革命“家庭”,从事党的秘密斗争。

改名“李丽娟”,与刘先源组建第一个革命“家庭”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国共两党分裂,张文秋奉命躺在棺材里,由人抬着通过敌人封锁线,从京山来到武汉,寻找湖北省委一个秘密联络点,接头暗号是请“表哥”介绍工作。一星期后,她与一个陌生男人对上暗号,来到三德里一幢3层小洋楼,里面坐着一个30来岁的男人。张文秋正在纳闷之际,那人却笑着说:“你不是要找‘表哥介绍工作吗?怎么见了面还不打招呼?”原来这位男人就是常驻湖北省委的中央特派员唐戈德,代号“表哥”;而领着张文秋来的就是新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

“表哥”唐戈德对张文秋说:“组织决定,你留在省委机关,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兼机要秘书,受刘先源同志直接领导。从今天起,你与刘先源同志伪装成‘夫妻,组建‘家庭,以掩护机关工作,你的名字叫李丽娟,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目前没有教课任务,就在家里当‘太太,你有什么意见吗?”

顿时变成“李丽娟”的张文秋说:“我一直是做公开的群众工作的,现在让我搞地下工作,还要装成‘太太,恐怕适应不了。”“表哥”说:“让你装成‘太太,是为了应付环境和对付敌人的,你们俩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关系,但在公开场合一定要装得很像,不能让人看出破绽,这是党交给的任务!”张文秋说:“可是我已经结了婚呀!”“表哥”说:“正因为你结了婚,才让你装成‘太太;没有结婚的还不合适呢!组织上知道你有应付敌人的能力和经验,所以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你。”张文秋听后,回答说:“我服从组织安排。”

随后,“夫妻”俩即对房间使用、联络办法、文件收藏和警号放置等进行了周密研究,一一安排妥当。刘先源还让张文秋以女主人的身份去置办家具,雇请女佣人,一个新的“家庭”就这样建立了。

到了晚上,张文秋正愁怎么演“戏”时,“表哥”又来了,他严肃地宣布了地下工作纪律:因工作需要,以假夫妻名义掩护,又需同居一起的双方不准谈情说爱,更不准发生男女关系,如一方已有爱人,另一方绝对不准向其求爱;在保持假夫妻期间,对外要保证不出漏洞,一旦工作结束,就解除“夫妻”关系。这些都是保证党的安全的铁的纪律,任何人都应无条件遵守。如有违反,轻则处分,重则开除党籍直至处决。“李丽娟”同志,你没有做过秘密工作,这些纪律应该牢记并绝对执行。张文秋严肃地回答说:“我都记住了,保证遵照执行。”

刘先源送走“表哥”后,又带回一套被褥,轻轻地将被褥铺到小套间的一张小床上,笑着对张文秋说:“我睡这儿,你就在大床上安心睡吧!”接着,他又把两条肥皂挂在三楼临窗处作警号,一遇险情立即取下来。刘先源随即倒在小床上睡下,一会儿便打起呼噜睡着了。可张文秋坐在大床边发愣,直到快天亮时,她才和衣倒在床上迷糊了一会。天亮起床后,两人“亲热”地一起洗漱和用早餐,“丈夫”出去上班,“太太”吩咐许妈上街买菜,自己在“家”收拾新居,慢慢地,张文秋也习惯了这个“家庭”的生活习惯。只不过两天前还不认识的“丈夫”,直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而想到自己的丈夫刘谦初时,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居何方,甚至生死难测,难免心中有不少牵挂。

一天晚饭前,“丈夫”和“表哥”带着两只箱子回来了。晚上打开一看,一箱是等待分发和需用密码转译进行技术处理的文件;另一箱则全是绝秘材料。在“丈夫”和“表哥”的精心指导下,张文秋开始了新鲜而又神密的地下工作。此后,随着“丈夫”和“表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许多重要工作都是由张文秋单独完成的。

这年秋天,“丈夫”和“表哥”都奉命调往别处。“表哥”的工作由化名赵正卿的王为宪接替,“丈夫”的任务由自称是“李丽娟”堂兄的李振亚接任。“李丽娟”告诉许妈:“先生”去了上海,只好请“堂兄”代课。

不久,省委另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发现,“堂兄”李振亚立即通知“李丽娟”转移。张文秋把挂在三楼窗口的两条肥皂撤掉,又将所有文件锁进箱子,“家”里的其他生活用品一切照旧,她对许妈说:“我今天要送一个表妹去外地,你去叫黄包车来。”并给了许妈一些钱,要她细心关照这个“家”。

正在这时,王为宪之妻褚志元正在医院临产,李振亚指示张文秋化名“陈孟君”带着箱子去看望她。张文秋悄悄向褚志元报告了刚刚发生的紧急情况,又故意声称王为宪在上海,托自己来看望她。随即,“陈孟君”带着箱子、褚志元和婴儿转移到一个新地点。

两天后,李振亚又告诉张文秋:这次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已有30多位同志被捕惨遭杀害,王为宪也在其中,你马上把文件和褚志元母婴安置好,立即离开武汉。几天后,张文秋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乘船离开武汉,来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改名“张一萍”,与林育南组建第二个革命“家庭”

1930年4月,张文秋奉命来到上海一个指定的地点,找一位名叫“赵玉卿”的同志接受任务。刚到目的地,见是一位30多岁的身着西装戴着墨镜的洋阔佬。张文秋正犯嘀咕,那人却取下墨镜,用一口湖北话说:“怎么,认不出来啦!”张文秋仔细一看,不由“唉哟”一声说:“是你呀!几年不见,怎么你会这样的打扮来到这里啊!这不是做梦吧!”那人恳切地说:“不是做梦,这下我们还要天天在一起呢!”

原来那人正是大革命时期张文秋在武汉工作的老乡、战友、领导林育南。他作为“苏准会”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张文秋的工作。林育南说,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南洋归侨资本家,而张文秋将扮成他的“太太”,共同组建一个“家庭”,并要改名为“张一平”。张文秋听后,想到自己东奔西跑,飘泊不定,便提出将“平”改为浮萍的“萍”字,林育南点头同意。至此,张文秋再次改名而且成了一位资本家的“太太”。

当时,由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党中央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中央机构,以统一领导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为此,必须召开一次相关的会议(简称为“苏准会”),中央便抽调和集中一批得力干部负责筹备工作,林育南、张文秋就是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

林育南“夫妻”俩在寻租房子时,选中了上海市北京西路和常德路口处两栋相连的三层楼房,前有院墙和铁门,进门后是一片树木花草遮掩着的小楼,另还有后门和通道,是一处既气派又安全、闹中取静、外人难进的理想之地。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实地察看后也十分满意,但周恩来还是细心地对“张一萍”说,你们的卧室要有高级钢丝床、红丝绒沙发、大小衣柜和写字台、穿衣镜、梳妆台、书橱、衣帽架、茶几,还要陈列各种摆设和盆花等欣赏品,下铺进口地毯,墙头挂名人字画,顶上吊琉璃灯,并在卧室的衣帽架挂上男人的睡衣睡帽,在床前放上男人的拖鞋,使人觉得确实是“赵老板”的卧室。

化名赵正卿的“赵老板”林育南,是湖北黄冈人,与林彪是同祖父的堂兄弟,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党的三大、五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任湖北省委代书记,1927年赴上海,1930起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他和张文秋组成“家庭”时,他的妻子李莲英和一个3岁的孩子,与自己的秘书李平心都住在愚园路全国总工会机关里,而这套豪华的房子,白天是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秘密交谈的地方,晚上则是“张一萍”独自享受的卧室,林育南并没有在此居住过。

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赵公馆”秘密召开了。来自全国19个革命根据地的代表都是当地党和苏区的负责人。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等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为了掩护,周恩来等非常巧妙地设计了伪装方法,即“赵老板”和“太太”对外宣称要为赵家“老太爷”过八十大寿,宴请海内外赵氏子孙和亲朋好友。除营造了一个场面阔气的“寿堂”外,还特意请了一位老人扮作“赵老太爷”,所有与会人员都统一口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均一口咬定是来“庆贺老太爷八旬寿辰的”。

中华全国第一个最高红色政权的筹备会议,就这样在充满封建色彩的掩护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顺利召开了。会议开得十分圆满成功。可惜,后来被“左”倾冒险错误否定了,原来决定的活动被取消,组织机构被解散。“张一萍”与“赵老板”林育南的“夫妻”关系被解除。不久,党内又出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大批立场坚定的革命同志被当成“异端分子”受到无情打击。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等24名党的领导人与杰出的活动家在上海龙华遭到秘密杀害,史称“龙华惨案”。

乔扮归国华侨眷属,与吴照高组建第三个革命“家庭”

1931年,在不到两个月中连续经受了失“夫”又丧夫的张文秋化悲痛为力量,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联络处工作。当她去董秋斯家探望女儿刘思齐时,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当史沫特莱了解张文秋的故事后,很快将她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并在国外发表了。著名情报专家理查德·佐尔格看了史沫特莱写的报告文学后,对张文秋的故事特别感兴趣。

一天,周恩来带着张文秋来到专门搜集各地特别是国民党上层军政动向和社会情况的情报小组佐尔格的办公室,对佐尔格说:“从今天起,张文秋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远东四局,张文秋在你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时,张文秋想起那天在董秋斯家看见坐在一旁的那位外国人,原来他就是佐尔格。

不久,佐尔格指示张文秋乔扮归国华侨眷属,与佐尔格小组另一负责人、德籍华人吴照高扮为“夫妻”,“家”就在上海法租界一处三层小楼里,并置办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还雇了一位老女佣,男女主人的卧室安排在二楼。就这样“夫妻”俩开始了情报收集工作。

情报组有严格的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与原所属党组织切断关系,不准与党内同志相互来往,也不准与亲友熟人私自接触,更不准暴露现在的工作地点和活动情况。张文秋的具体工作是负责搜集和阅读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出版的报纸,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报道,分门别类地摘录整理成文字资料,交给佐尔格审阅后,译成密码并作技术处理发往莫斯科。

一天,适逢法国的一个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悠闲无事的张文秋便悄悄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一会儿,当她回到二楼时,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她的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有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话?”张文秋如实报告后,吴照高仍继续严厉训斥道:“你可不能隐瞒,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万一出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这时,张文秋也不高兴地说:“我没有遇见熟人,刚才我都如实说过了。”吴照高仍不依不饶地说:“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纪律了,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通过这件事后,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和作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经与佐尔格商量,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有一次,张文秋奉命化装成贵妇人,乘坐英国“皇后”豪华客轮去香港传达指示并取回一批秘密情报。由于这一指示极其机密,不能见诸文字,她反复背熟记在脑子里。口头传达了指示,她又把情报制成缩微胶卷,缝在贴身衬裤里带了回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接着,张文秋又连续成功地执行了几次任务,多次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佐尔格打算将她送到国外学习,把她培养成一名高级情报人员。不料,佐尔格奉命调往日本,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搁置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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