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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充满传奇的劳尔:会唱《东方红》

陈久长

2008年2月24日,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2008年2月24日,在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劳尔·卡斯特罗接替菲德尔的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的顺利接班体现了古巴权力中心的平稳过渡,标志着古巴历史发展新时期的开始。

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愈久弥坚的信念毅力,让劳尔·卡斯特罗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劳尔,一位会唱《东方红》的古巴最高领导人。

初次会面


我是1990年9月出任驻古巴大使的。在到任拜会中,我优先安排拜会古巴的第二号领导人物,即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但是,当时正值东欧剧变,美国乘机从各方面对古巴施压,频繁进行颠覆破坏活动。为加强备战工作,劳尔长时间驻守古巴东部战略要地,很少回首都哈瓦那。直到半年之后,我才有幸第一次与他见面。

那是1991年4月17日下午,我按约定时间,带着译员来到位于哈瓦那市中心的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劳尔办公室。劳尔快步迎上前来,伸出双臂与我热烈拥抱。出乎意料的是,他还特意请了古巴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罗瓦依那作陪。我与他在沙发上相对而坐,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

劳尔简要地介绍了当年古巴面临美国军事入侵的危险和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工作情况。他最后说:“你要了解古巴,只在哈瓦那是不够的,要多去各省市走一走、看一看,不去外地是不能真正全面了解古巴的。”最后,他主动提出:“在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去古巴东部地区参观访问一次。”

这就是同年6月初我第一次去关塔那摩和圣地亚哥参观访问的由来。那次访问,我们主要参观了可俯视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的哨所、当年劳尔开辟第二阵线的指挥部和纪念游击战中牺牲烈士的陵园。通过这次古巴东部地区之行,我意识到,劳尔邀请我去那里走走看看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东部地区既是19世纪下半叶古巴起义军发动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的策源地,又是20世纪50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的起点和根据地,还是菲德尔和劳尔的出生地和他们少年时代生活学习过的家园。

“小跳蚤”变成共青团员

劳尔·卡斯特罗1931年6月3日出生在东部奥连特省马亚里市比兰村。他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原是西班牙的一个贫苦农民,1895年古巴爆发第二次独立战争后,被派到古巴作战,战后返回家乡。20世纪初,他再次来古巴谋生。几年后,他发迹成为当地一个甘蔗种植园主和木材经销商。安赫尔结过两次婚。劳尔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丽娜·鲁斯所生。丽娜共生有五个子女,劳尔排行老末,为菲德尔的弟弟。

劳尔个子瘦小,长相像个中国小孩,人们都称他“中国人”。在这个富裕的大家庭里,他成天与哥哥姐姐尽情玩耍嬉戏,特别喜爱骑马、游泳、登山。他受到父母的格外抚爱和关照。在父母的眼里,他是几个子女中最淘气的一个。

劳尔是在比兰村公立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他同母亲一起去圣地亚哥城看望在拉萨列学校读书的哥哥拉蒙和菲德尔时,不到5岁的劳尔又哭又闹,吵着要同哥哥一起住校读书。母亲出于无奈只好同意。

在学校里,劳尔常常不听话,菲德尔有时责备他,但拉蒙总是替他辩护。由于他恶作剧不断,两个哥哥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小跳蚤”。同学们跟着这样称呼他,他也高兴地接受了。

后来,劳尔转学到另一所教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由于神甫说话时唾沫横飞,劳尔反感极了。最后,他宣布罢课,以便使学校把他赶走,他的诡计奏效了。为此,父亲安赫尔对他进行了惩罚,令他回农场干活两年,还不付报酬。

后来,由于菲德尔的推动,父亲才送劳尔进了哈瓦那教会举办的著名的贝伦学校。

1949年,劳尔也进了哈瓦那大学法律系,与在那里攻读法律专业的哥哥菲德尔同住一起。劳尔开始参加进步学生的一些活动。

1953年2月,劳尔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期间,他与中国代表团接触较多,渴望了解毛泽东和新中国的情况,并学会了用中文唱《东方红》。

说起《东方红》,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1993年8月22日晚,在卡斯特罗兄弟为我离任回国举行的饯行晚宴上,劳尔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今年12月26日,请大使夫妇回古巴。同样的人、同样的地方,共同来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说罢,劳尔便用中文唱起歌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曲终了,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劳尔返回哈瓦那。因为携带了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品”,劳尔遭到当局监禁,经菲德尔出面担保才得以保释。尔后,劳尔申请加入了古巴人民社会党(即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参加武装起义

在加入共青团的同时,劳尔积极支持和参加哥哥菲德尔领导的革命活动。

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国家政权登上总统宝座,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愤怒的菲德尔和一批进步青年秘密串连,购买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发动一次武装起义,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


1953年7月,劳尔正在医院照顾住院的朋友。他接到哥哥菲德尔打来的电话后,对朋友说:“需要离开一下,但很快会回来。”接着,他登上了开往圣地亚哥的火车。劳尔意识到行动就要开始了。

7月26日清晨,参加起义的160人从市郊的西博内庄园开始行动。劳尔参加攻打司法大楼,并为主攻蒙卡达兵营的战友提供火力掩护。

由于力量悬殊,起义失败。战斗中牺牲了5人,另有56人惨遭杀害。菲德尔、劳尔和一些起义战士也不幸先后被捕。后来,菲德尔以“反对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处15年徒刑,劳尔被判刑13年。随即,他们被送入青年岛(原名松树岛)的国家监狱。

劳尔获准在狱中陪伴哥哥。他常常趴在窗台上久久望着小小的外部世界,又把耳朵紧贴在小窗户的铁栏上打听外面的信息。谈到监狱生活时,劳尔在为我举行的饯行晚宴上回忆说:“菲德尔是个好厨师。那时我很瘦,他给我做饭,逼我多吃。还说,虽然身陷囹圄,也要振作精神,以乐观的态度把身体养好,将来才能更好地干革命。”

1955年春,古巴社会各界为营救菲德尔、劳尔等20多名起义者出狱,掀起了一场要求制定和实施大赦法的运动。巴蒂斯塔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于5月15日释放了他们。

上山打游击

劳尔·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不久,被指控参加了一起恐怖爆炸案。劳尔不得不向墨西哥驻古巴使馆申请政治庇护。1955年6月24日,他来到了墨西哥城。

菲德尔出狱后,电话被监听,并收到死亡恐吓电话。1955年7月初,菲德尔也不得不去了墨西哥,在那里组织和训练武装队伍,正式展开“七·二六运动”。

菲德尔与先期抵达的劳尔商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行动计划,并决定任何要见菲德尔的人都得先通过劳尔安排。

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起义者罗佩斯与切·格瓦拉在危地马拉认识后,一起去了墨西哥。格瓦拉要求见菲德尔,罗佩斯便带着格瓦拉先见了劳尔。格瓦拉与劳尔一见如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关于革命理论问题。格瓦拉指出,要革命就要建立一个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劳尔当即表示赞同。两人都表示今后要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菲德尔与格瓦拉的首次会面是1955年7月9日。那天晚上,他们彻夜长谈,话题广泛,从国际政治、美洲大陆到古巴革命,谈得十分投机。同年中期,处于地下状态的古巴共产党正式与“七·二六运动”接触。在墨西哥,劳尔充当地下联络员,为菲德尔与古巴共产党牵针引线,进行情报和意见交流。

1956年11月24日晚,菲德尔和他的同伴共82人登上“格拉玛”号游艇启航。劳尔被任命为上尉排长。经过七天七夜与风浪搏斗,游艇到古巴东部奥连特省南海岸的红滩时遭到政府军射击,远征队伍被打散。直到12月18日,由当地农民引路,劳尔才得以与菲德尔会合。接着向马埃斯特腊山进发。1957年3月,随着游击队员的增加,劳尔被任命为连长。他多次率领队员参加战斗。

1958年3月,劳尔被任命为第六纵队队长(少校军衔)。劳尔率领50名队员从图尔基诺山出发,横穿马埃斯特腊山,去圣地亚哥东部和奥连特省东北部地区开辟第二阵线。劳尔很快和一些革命组织取得联系。他及时整顿组织,建立了纵队总部。同时,先后创办了炸弹制造厂和卫生站,组建了一个公共工程队,用拖拉机修筑道路。

1958年4月中旬,关塔那摩市爆发了一场大罢工。为配合城市斗争,劳尔率领他的纵队向牙买加兵营、索莱达德糖厂兵营、凯马内拉海军兵营发动一连串袭击。起义军逐渐靠近了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军事基地。

到4月底,第六纵队已经扩展成5个中队,还建立了自己的空军。劳尔的总部迁至距离关塔那摩市不远的鲁斯山。

在第二阵线根据地内,劳尔的政权建设工作颇具特色。他在司令部下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政权系统,其中包括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等。此外,还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并召开大会,进行土地改革。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显示了劳尔的智慧和才能。

1958年6月,劳尔的第二阵线遭到政府军的猛烈进攻。美国不仅给政府军提供大量武器和燃料,还派飞机向劳尔部队施压。面对压力,劳尔抓获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等共49人,以迫使巴蒂斯塔停止进攻并引起舆论关注。

劳尔为此写信给美国驻古巴大使,提出释放人员的条件是美国停止向古巴政府军提供武器和燃料,保证政府军不用美国武器进攻游击队。美国国务院被迫同意与起义军谈判。

此时,劳尔创建的第二阵线与菲德尔的第一阵线和阿尔梅达的第三阵线完成了对圣地亚哥市的包围,随时准备发起最后的总攻。

1959年1月1日,起义军攻入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993年8月,在为我离任举行的饯行晚宴上,劳尔谈及革命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古巴革命初期,最惨时只剩下12个人加7条步枪。但是,我们对革命有坚定的信念,不怕流血牺牲,百折不挠,终于胜利了。”

就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劳尔与他的战友比尔玛·埃斯平喜结连理,一个革命新家庭从此诞生。

新政权的卫士


1959年1月22日,“七·二六运动”和各武装力量组织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讲话时说:“我建议‘七·二六运动的领导者们指定劳尔为该运动的第二领导人。这并非因为他是我的弟弟,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多么憎恶任人唯亲。这是因为,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他有足够的品德成为我的接班人。”

1959年2月,菲德尔出任政府总理后不久,劳尔·卡斯特罗被任命为武装部队司令。同年10月起,他又被任命为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对防务和安全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革命政府成立后,最先颁布的法律之一是《土地改革法》。该法对美国公司和大庄园主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劳尔家族的全部土地也第一批收归国有。劳尔回到比兰村老家时,母亲问他,你们拿庄园搞什么鬼把戏?劳尔回答说:“这是社会主义。”

没收美国公司的土地立即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愤怒。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对古巴新政权进行破坏颠覆活动,并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劳尔根据部署,一方面强化正规军的建设;另一方面大力组建和训练民兵队伍,以抗击美国可能的入侵。

一个时期,劳尔每天早上同菲德尔一起检阅接受训练的民兵。大学是组建民兵第一批单位。在“人民拿起武器”的口号下,民兵营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建立了起来。

1960年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项命令,批准政府颠覆古巴革命政权的秘密行动纲领。

面对美国军事入侵的严重威胁,刚刚建立的古巴新政权不得不紧急向外寻求援助。劳尔亲自赴苏联和东欧国家洽购武器弹药,并派出飞行员去捷克接受训练,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各项准备。

1961年4月17日,即在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后不久,便发生了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严重事件。当时,劳尔按分工驻守在古巴东部地区,准备随时抗击美军发动的进攻。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加勒比海上空战云密布,核大战一触即发。菲德尔亦向全国发出紧急动员令,27万战士和15万民兵迅速奔赴战斗第一线。劳尔坐镇古巴东部地区,负责监视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和沿海一带的动静,随时准备抗击来犯之敌。

1962年,劳尔出任古巴统一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政府副总理。1965年起,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1976年起,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并被授予大将军衔。1975年至1977年,劳尔还配合菲德尔负责指挥派往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古巴军队,支援那里的革命斗争。

军队改革开放

从1990年起,古巴形势急剧恶化,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全面紧张。而美国则乘人之危,立即把打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指向古巴,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加大对古巴的压力,特别是加剧持续近30年的经济封锁,“以压促变”。

为了渡过危机,劳尔认为,古巴必须从改革中找出路。他说:“古巴共产党不是教条主义者。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我们准备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情。古巴党和政府面临着革命崩溃的危险,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险改革。”他还指出,要更新观念,不应把当前的困难和问题统统归咎于客观因素,应多从主观方面找原因,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

古巴自1993年开始改革。当年,宣布实施私人持有外币合法化,放宽对个体经营的限制。1994年,陆续采取建立税收制度、改革价格体系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1995年,又颁布了新的投资法,着手进行国营企业和银行体制的改革,还宣布建立自由区和工业开发区,以进一步吸引外资。

在军事工作方面,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劳尔在菲德尔的支持下,对军事工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

从备战需要出发,更加突出人民战争的思想。为增强军队战斗力,古巴进一步精简整编、裁减兵员。同时,加强国防工程建设。

在经济建设方面,劳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发动部队开展生产自救和多种经济活动。

1992年,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华裔将军邵黄将办公楼旁的一块空地包给几个职工种菜,以缓解职工和附近居民的副食品供应问题。由于蔬菜长势好、承包人收入较高,曾引起了非议。劳尔得知此事后,便说:“他们是劳动所得,有什么不可以?”在劳尔的支持下,后来“城市菜园”、“家庭菜园”逐渐从军队推广到首都哈瓦那和其他城市。

劳尔指出:“一个党委书记最好的思想工作就是使自己的人民有饭吃。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大的意识形态问题。”

通过调整,古巴军队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果。军队的粮食生产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为国家上缴一部分粮食。近几年,古巴粮食产量的1/3左右来自军队农场。

军队企业正成为古巴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军队创办的海鸥旅行社现已发展成为古巴最大的涉外旅行社之一。军队的建筑公司还承接了相当一部分旅游建设项目和一些工业及公共事业建设项目。

劳尔在工作中讲实际,求实效。在劳尔的领导下,军队企业在管理上率先实行完善企业机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一些军队企业的军官有组织地转业到地方,成为管理合资公司的领导者。古巴军队在全国经济改革中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

积极推进古中友谊

劳尔·卡斯特罗对新中国一向怀有友好感情。1959年4月,新华社派出记者孔迈和庞炳庵常驻哈瓦那。几个月后,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臻为团长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古巴。时任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的劳尔会见了该团。

1960年9月28日,古巴在西半球率先与新中国建交。1961年3月,中国在哈瓦那举办大型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菲德尔和劳尔等古巴领导人一起前往参观。1966年10月,劳尔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在机场受到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热情接待,两人进行了友好交谈。多年来,一些中国代表团访古时,劳尔也给予了热情接待或亲切友好的会见。

劳尔还是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的老朋友,与历任大使都有友好交往。我在古巴任期内,除了在一些外交场合和武官到离任活动与他有接触外,每年请他夫妇来中国使馆做客时,他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1991年5月10日,我在使馆宴请劳尔夫妇。席间,劳尔称赞中国首批援古针灸小组,说他们医术好,工作很出色。古巴医生接受近一年的培训后,已掌握了针灸技术并开始临床运用,效果不错。

针灸专家赴古工作是中古两国军方交流项目之一。应劳尔的要求,中方不仅同意延长了这批专家的工作期限,还几次派出新的专家去接替。199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副主任医师黄丽春、上海长征医院医师孙作露等 3人组成的中国军医小组在古巴工作一年,对1.6万名官兵和老百姓进行了治疗,并为古军培养了13名针灸医生。他们回国前,由劳尔提议,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举行仪式,表彰他们在针灸治疗和教学上所做出的贡献,授予他们“战斗友谊”证书和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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