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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十月造福一方

吴 珏

1937年,红六军团领导干部南进时在陕西富平县。左起:张子意、刘道生、王震、张启龙、彭绍辉、陈伯钧


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黑龙江省与嫩江省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张启龙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虽然张启龙在黑龙江工作的时间不长,仅10个月,却向党和黑龙江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秀才造反 屡遭挫折

1900年4月8日,张启龙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永和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冬加入共青团。1926年春转为中共党员,任浏阳永和区委书记、浏阳县委工运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张启龙家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亲人离去的痛苦并没有挡住张启龙革命的步伐。

张启龙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因身患重病不得不返回浏阳,不久即担任县游击队党代表兼浏阳县委书记。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冬起,张启龙先后担任红五军二纵队党代表、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湘东特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委办事处组织部长、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和党团书记及湘赣边军区总指挥,为湘赣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革命的道路总是充满坎坷与曲折。当身兼多职的张启龙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地投入根据地建设之际,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在苏区蔓延之时。张启龙被撤销一切职务、大会批判并被开除党籍,还差一点被枪决。虽经任弼时的干预免遭陷害,但仍被判了一年两个月徒刑,关押在保卫局。

政治生活的不幸也给张启龙的家庭生活带来不幸,心爱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

在蒙受不白之冤和遭受婚姻破裂的双重打击下,张启龙没有倒下。他背着处分参加了长征。

由于长期关押在黑暗的小屋里,突然出来,张启龙的身体很不适应。行军时,他除了背自己的行装和米袋外,还要扛保卫局的文件箱。沉重的负荷,恶劣的气候,频繁的作战,使他很快患上了肠胃病。拉痢疾,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痛苦难当。但必胜的信念使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部队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为张启龙平了反,恢复了党籍,并任命他为六军团统战部长。这年春节,毛泽东特地邀请他和王首道等到自己的窑洞里吃团圆饭,对他们坚持斗争,敢讲真话,不怕牺牲,顾全大局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还特别称赞张启龙遭受打击仍走完了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启龙到中央党校学习,任总支书记和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调马列学院继续学习,并任党总支书记。

1945年4月,张启龙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七大。会后即率领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准备去湖南、广东创建根据地。部队到达河南境内时,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告知日本已经投降,命令他率先遣队转向东北挺进。张启龙立即率领一个30人的先遣队日夜兼程,于10月1日由山海关进入东北。

11月10日,根据中共东北局的决定,成立中共吉林省工作委员会,以张启龙为书记,并成立吉林省军区,张启龙为政治委员。张启龙在主持全局工作的同时,用很大精力抓了扩军备战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全省形成了“背靠延吉,坐稳蛟河敦化,打出桦甸、磐石和榆树、野兰两个拳头的有利态势,为夺取长春创造了条件。


1946年1月23日,吉辽省委成立,张启龙为副书记和副政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6月,吉辽省委改为吉林省委,张启龙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1947年5月,张启龙到佳木斯担任中共合江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1948年5月,接任合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张启龙主持合江省委工作后,重点抓了大生产运动。经过半年多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把合江建设成东北的一个巩固的后方,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供应前线,为全东北的解放、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多次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赞扬,佳木斯也被称为“东北的延安”。

实事求是 大展宏图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党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9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重新划省(市)及配备各省主要干部的决定》,黑龙江省与嫩江省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

谁来主政黑龙江?中央认为,有着丰富工作经验且在东北工作了4年、非常熟悉东北的张启龙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5月15日,新的黑龙江省委宣布成立,省会设在齐齐哈尔市。张启龙为首任省委书记,赵德尊为副书记。

张启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省委一班人确定黑龙江省今后的工作方针。

此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

5月20日,黑龙江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确定黑龙江省今后的工作方针。张启龙认为,黑龙江省是农业区域,素称东北粮仓,在很少的工业中又以小规模的轻工业为多,比较像样的城市,只有齐齐哈尔。在这样的地区,工作方针应该是“城乡兼顾,农业为主”,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积极发展本省工业,切实整顿与发展合作社;大力提高农业生产以支援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他分析指出,如果我们离开本省的实际情形而机械地确定以城市为主、以工业为主,那便会犯严重错误。至于积极发展本省工业,也必须在东北局总的计划下,根据本省农副业生产需要与财力、人力上的可能,积极整理与发展全省的工业。他还提醒大家,经济建设目前要以“城乡兼顾,农业为主”的方针,但绝不能误解为满足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不是“农业唯一”,绝不是不要城市或放弃城市工作。在农村,还必须把合作社搞好;在城市,必须把城市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不要以为“城乡兼顾”只须“用眼睛顺便看看城市工作”就行了,而必须切实做好工人工作;坚决依靠工人阶级把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做好,并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做好城市文化建设和治安保卫等工作。

会上有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是针对全国的,黑龙江省不能例外,因此,省委县委领导的重点都应放到城市与工业上面,不应“城乡兼顾,农业为主”。对于不同意见,张启龙十分尊重,他把争论双方的意见,亲自写了一个报告给东北局。东北局立即作了批复,同意黑龙江省“城乡兼顾,农业为主”的工作方针。

在接下来召开的黑龙江省首届党代表大会上,张启龙正式提出下半年的工作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乡兼顾,农业为主,积极发展全省工业,切实整顿与发展合作社。根据这一方针,在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手工业工作、私营企业、财政金融、干部教育、政权建设和武装组织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指导思想和措施。

对人对己 严格要求

进城伊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张启龙认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我们党员干部有过硬的工作作风,就没有什么难事,所以,他非常重视干部作风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党员干部在胜利面前自高自大,自我满足,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张启龙对这些问题十分重视。

1950年初,他选择许多典型材料加以研究,写了一篇文章予以通报。文章指出目前工作中亟待克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强迫命令的典型如:有的在组织互助组中强迫群众一个晚上就要组织起来,命令群众按手印,或开会熬夜,不同意入互助组就不散会;有的规定生产任务完不成就给群众打花脸、挂王八牌、浇凉水,甚至动手打人;有的强迫群众春天过早下种种地,秋天过早割地秋收,严重影响收获,有的干部在秋收时要群众三天三夜不睡觉,干部到处催促检查,弄得鸡犬不宁,人困马乏,甚至出车祸砸死人等等。张启龙严肃指出,这种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地影响党群关系,造成了上下互不信任,干部孤立,三头受气,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结果坑害了人民的利益,损害了党的形象。

张启龙还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强迫命令在客观上是旧社会遗毒的反映;在主观上有不从实际出发、个人英雄主义、出风头的思想;有的是单纯任务观点,工作简单图痛快。他提出各县领导应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对强迫命令危害的认识,认真克服这一坏的作风。他还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发扬民主,揭露矛盾;分析危害,制订措施,切实解决问题。

张启龙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既毫不留情,又实事求是,既不护短,又热情帮助。1949年11月,望奎县委在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时违反了政策。张启龙发现后给望奎县委写信,给予严厉的批评,并以省委名义将信发到各县市,防止类似错误蔓延滋长。

对受了批评处分之后有所觉悟的干部,张启龙总是及时予以鼓励。克山县北兴区委犯了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张启龙予以严厉批评后,区委书记高玉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并和其他区委同志一道研究了具体克服办法采取了相应的改正措施。张启龙立刻予以鼓励,并亲自给区委书记、区委写信,肯定他们的进步,说:“你们已认识到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及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缺点,并提出了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对此“我很高兴”。为了使他们更有勇气地改正自己的缺点,他在信中还肯定了“北兴区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你们的功劳”,鼓励他们保持光荣,发扬光荣,虚心吸收人家的好经验,并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人做好工作是应该的,出现缺点是不应该的,不能因为有成绩而原谅缺点。”

张启龙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

1950年2月9日,东北日报社编辑部给黑龙江分社并转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来信,询问:“按9日来电及省报载县级干部联席会议确定今年方针任务一稿,望能告以下列问题,以便转载:

“(1)县级干部会是由谁召集的?是由省政府还是省委或两者合并召开的?按会议内容来看,都是政府职权范围的事情,似是省府召集的(因党不能代替行政确定方针任务,只能是以建议、提议等方式向政府提出,由政府考虑是否采纳),文中未说明,不敢断定。(2)以上决定是否经政府委员会通过或批准了?如不补明这一条刊载了也不恰当,因县级干部会总不是最高权力和执行机关。(3)以上决定是否已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亦请注明。从发报和报纸刊载中来看,方针任务是确定无疑了。但为了表达人民共和国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及共同纲领制定后的新局面下的法制精神,一个有关政府权限内的方针任务的制定和宣布实际上不管是怎么样做的,在对外公开宣传上补加必要的手续都是必要的,不知然否?急盼复。”

张启龙接到这封信后,立刻意识到自己工作的疏忽,认识到这是一种党政不分、党包办一切的思想所造成的结果。他除了在省委会上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外,于2月22日亲自起草给东北局的报告中再次作了检讨,并提出了弥补的办法。

在张启龙的带动下,全省上下很快就形成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好作风,涌现出一批会做群众工作,会领导农业生产的好干部。

调查研究 关注民生

如何搞好城市工作?对进城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对张启龙这样的老革命也是个新问题。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敏感的思维触觉使张启龙本能地认识到,要在城市站稳脚跟并逐步以城市领导农村,就必须把生产搞好,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为此,要做的第一步则是调查研究,因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张启龙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共同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如筹集生产资金问题,私营工商业政策问题,国营工作问题,供销社、信用社和私人借贷问题,小城镇工作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城乡互助问题等等,在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方案,并在1949年11月主持召开专门的城市工作会议上研究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张启龙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明确了公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如何互相协调搞好生产和劳动力的合理组合以及如何搞好产供销等问题。

一方面,对国营和省营企业,张启龙提出要反对浪费,组织群众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搞好经济核算,提高生产;职工要以主人翁的姿态,爱护国家财富,努力生产;各级领导要注意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做好劳保和福利事业,把工人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他指出,那种所谓“依靠工人只有搞好福利事业”和不注意工人劳保福利事业的两种倾向都是不对的,都要克服。

另一方面,要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解放初期,私营工商业者思想顾虑较多,一些干部的政策观念也比较淡薄,“左”的情绪仍很突出。为此,张启龙严肃地指出:目前,对私人资本“左”的倾向仍然是主要的,所以要防止和反对党内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但不可忘记或忽视限制其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等,我们允许私人资本发展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是允许它向有利的方面发展,限制其破坏的方面。他还强调,私营企业要搞好劳资关系,要改善对工人的待遇,反对过分剥削压迫工人,要解决工人的正当要求。同时,私营企业中的工会、青年团的工作都是为了帮助企业正当发展,而不是拆台,做到劳资两利,共同发展生产。

张启龙还告诫大家,要按照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项很复杂的工作,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其中,产供销衔接是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实际出发,无论哪个行业,都要根据原材料的来源、产品质量的优劣和是否有销路等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经营方针,做到面向农村,就地取材,为当地服务。外销产品不仅注意是否有自己的特色,还要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副业生产也须有计划,有销路,事先要作调查研究。

在张启龙的这些思想指导下,黑龙江省委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对黑龙江省城市改造工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起到了很大作用。

正当张启龙带领黑龙江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并取得初步成绩时,1949年夏,黑龙江省发生了20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祸不单行,伴随而来的还有冰雹灾害、水灾、虫灾,灾情遍及30个县。苞米、高粱、大豆、稻子全都遭灾,几百万人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威胁。面对严重自然灾害,有些干部悲观失望,一个劲地叫糟了、完了;有些老百姓则急得拜菩萨。

看到这么多老百姓遭了灾,张启龙十分心疼,但在困难面前,他并没有慌张,而是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一方面,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及时发出抗旱防涝备荒的紧急指示,动员各级党委、党员干部和劳动模范带头投入抗灾斗争,带头采取补苗、扶苗培土等措施。另一方面,召开省市直属机关干部抗旱备荒动员大会。张启龙亲自作动员报告说:“今天我们开斗争大会。斗谁呢?斗天。我们抗旱、抗灾,就是救庄稼,救农民,救我们自己。我们是甘愿挨饿、拉饥荒,还是吃饱饭,做工作呢?当然都不愿意挨饿。不挨饿就得斗。”他说,自然灾害使几百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这是天大的事。这是对我们领导机关、领导者的考验。为人民服务不是空喊。我们绝不能忘记农民,他们对中国革命尽了极大的责任,作了极大的贡献。

在讲到抗灾的具体措施时,张启龙说,现在没有别的科学办法,只有动员农民挖井、淘井,挑水浇地。这虽是个笨办法,但靠得住:今天浇,明天转青,两碗水救一棵苗;女的一天浇二亩,男的浇三亩,二亩打一石粮,比种晚庄稼、搞副业要好。他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党员带头,不能指手画脚,高谈阔论。我们要日夜不停,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组织动员群众,男女老少一齐干。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打响了。

经过一番艰苦奋战,终于赢得了抗灾斗争的胜利,使大灾之年没有减产。更重要的是,通过抗旱救灾斗争,锻炼和教育了群众: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战胜困难、创造财富,过上幸福生活。

生产自救获得胜利之后,张启龙并没有沾沾自喜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带领省委一班人因势利导,领导群众开展冬季副业生产运动,打破东北农村过去“猫冬”的习惯。他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副业收入要占农业生产15~30%的计划。奋斗目标定下来之后,张启龙立即带领省县领导干部下去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在党员、干部、劳模带动下,黑龙江冬季副业生产全面展开了。打猎、打柴、编织和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家庭的、小组的、个人的、互助的,一齐上。副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为1950年春耕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3月,中共中央调张启龙担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在黑龙江工作时间虽然只有10个月,但他为黑龙江省委打造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留下的艰苦创业的精神财富永远留在广大干群的心中。

在“文革”中,张启龙历尽磨难。江青、康生一伙,把张启龙的所谓“老账”、“新账”统统翻出来,重新清算,将他打成“老反党分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等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将他投进了监狱,妻子也被折磨致死。老年丧妻,政治上又遭受沉重打击的张启龙,却冷静地对前来劝慰他的老战友说:“我挺得住!只要党好,人民好,个人受点损伤算不了什么!”“我坚信党,坚信人民群众。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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