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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粟裕的“文革”岁月

李意根

在“文化大革命”中,粟裕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他没有因为中央军委的“一号命令”而被强制离开北京,更没有被监禁或坐牢;他还出席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象征政治待遇的党代会、人代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要职;1967年4月,他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时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

粟裕在“文革”期间的境遇,在开国将帅中是极其罕见的。


毛泽东主动和他握手,周恩来两次请他到中南海西花厅,林彪在中苏边境紧张时派人请他出谋划策

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被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赋闲。到了“文革”中,在某些人看来粟裕不过是一只“死老虎”,斗争的锋芒不该针对他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有赫赫战功。1967年3月,周恩来找他谈话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正是毛泽东的话,才有了粟裕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特殊经历。

但是,在“四人帮”的黑名单上,却列上了粟裕的名字。在军事科学院,有造反派扯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旗帜。在京西宾馆,有人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开始查他的所谓“特嫌”问题……到了1967年,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第二天,在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周恩来连问3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

1970 年1月,当粟裕任职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解散时,周恩来又一次把粟裕召去,个别谈话。他对粟裕说:“部队你已回不去了,就留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 就这样,粟裕继续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再一次得到了保全。

毛泽东也没有忘记立下了“淮海战役第一功”的粟裕。1967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示任命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1972年,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紧紧握着粟裕的手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身处逆境的粟裕感到了莫大的欣慰。正是有了毛泽东对粟裕的一系列关照,“四人帮”才不敢动他。毛泽东逝世后,粟裕参加了悼念毛泽东的大部分活动,每次都眼眶湿润。

粟裕得以保全可能还和林彪对他军事才华的欣赏有关。林彪欣赏粟裕是众所周知的,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区的战况通报林彪基本不看,华野的战报林彪都认真研读。豫东战役胜利后,林彪曾感慨地对刘亚楼说:“粟裕尽打神仙仗。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林彪从不夸赞其他人,唯独对粟裕是个例外。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粟裕时,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主要是四野的将领。1965 年10月,当时主持军委会议的林彪特意找到在上海养病的粟裕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好好养病,病好了后要多到军队走走看看,了解军队的现状,有什么建议就对我讲。”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在林彪的同意下,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出面把粟裕请出来,由其出谋划策。粟裕果然不辞劳苦,带了几个军事参谋跑到中苏、中蒙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搞出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可能是这个原因,林彪集团在“文革”中没有猛烈地打击迫害粟裕。


粟裕对林彪、“四人帮”的基本态度是“不迎合、不苟同、不追风”。经历两次交锋后粟裕与他们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文革”开始的时候,粟裕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但他不跟风,而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对党的忠诚判断是非。

在“文革”期间,一些受难的老同志托粟裕转信。粟裕处理的原则是,凡是托他呈送周恩来的,他都转上去;凡是托他向林彪及其死党转呈的,他都一律拒绝。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并不能直言,推脱说:“我很难得见到他们,要相信党,问题总会解决的!”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粟裕带着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上山参加了这次会议,被编在西北组。会上,林彪作了一个很有火药味的发言。他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

粟裕听了林彪的讲话以后,也像许多来开会的一样,以为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开幕词,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但他隐约感到这里面有点什么潜台词。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串联了,吴法宪要求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8月24日下午,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人。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名堂,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他对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怀有高度警惕。25日,华北组的发言作为全会的六号简报发到了粟裕手上。他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这绝不是个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有人对粟裕说:“粟老总,咱们也该表态了吧。”粟裕说:“别急,再等一等。”又有人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被动了。”粟裕还是不说话。

按说他是军队的代表,应该表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他就是不吭声。他觉得这背后有名堂。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他出席了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大为光火,点名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他说:“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有些话提起来有千斤重,放下来只四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这时候,大家领悟到了粟裕的深思熟虑。原来主张要表态的同志找到粟裕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犯错误了。”

1975年,四届人大要开幕了。军队代表团组成以后,粟裕被推举担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那时正是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粟裕一面邀请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全体代表,一面高度警惕“四人帮”一伙插手军队,拉拢部队代表。

会议刚开始不久,江青就让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给解放军代表团打电话:“江青同志要见见解放军代表团。”代表团工作人员给粟裕报告后,粟裕未予理会。江青不甘心,便自己闯到解放军代表团住地,粟裕只好虚与委蛇。谈话间,一位代表团的副团长慑于江青的“威势”,当着江青的面提醒粟裕说:“咱们召集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粟裕赶快和旁边的一个人说话,装作没听见,他希望江青也没听见。谁知那位副团长不理解粟裕的意思,真的以为他没听见,又说了一遍:“粟裕同志,咱们集合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在别人看来,粟裕这回是听清楚了,可他依然和那位说话,没理这个茬儿。江青这时已经完全明白了粟裕的意思,便站起身,忿忿地离开了。


当晚,粟裕回到家里,把夫人楚青和孩子们叫到身边,很严肃地说:“我今天给了江青一个软钉子……”接着又说:“江青这个人,你们是知道的,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事后,有的老同志对粟裕说:“装作听不见,也是你对付江青的一招呀!”粟裕只是笑,不作回答。

周恩来说:“你们现在也不向我反映情况了。只有粟裕胆子大,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

1967 年3 月27日,正是林彪、江青把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策推向狂热的时候,周恩来召见粟裕说:“现在的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粟裕随即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被推举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5月8日,粟裕即率军事科学院干部500余人进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开始实行军管。

尽管有周恩来直接领导,但粟裕就任新职后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一是国防工业系统是林彪、江青阴谋篡党夺权所垂涎的重要阵地,由周恩来组成的“军管小组”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二是部队参加军管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情况异常复杂。当时“军管小组”不断地遇到来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斥责,来自各派群众组织的进攻,来自军管人员内部的干扰。这时的粟裕一反他平日沉默寡言的性格,显得格外坚毅刚强,敢于把自己思考成熟的想法直接大胆地,但又不得不巧妙小心地付诸于实践。


“国防工业是周总理直接管的,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在整个军管期间,粟裕始终抱定这个主意,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粟裕对周恩来的指示,不管大事、小事,都详细认真传达,并亲自抓贯彻落实工作。他及时地如实地向周恩来反映情况,遇到自己没有把握决定的问题,都及时请示周恩来解决。在两个反革命集团猖狂进攻的日子里,有些人恐慌了,徘徊了。有一次,周恩来在国务院系统军管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批评说:“你们现在也不向我反映情况了。”接着又说:“只有粟裕胆子大,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

两个反革命集团各自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粟裕对这种做法甚为反感。在军管命令刚刚公布、尚未进点时,一个研究院的群众组织便拉了几卡车人作为代表开到军事科学院,要求粟裕接见表态。粟裕即与王树声、向仲华计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确定政策,坚决不搞极“左”的一套东西。有的好心的同志悄悄来劝说粟裕:某派“是中央文革表过态的,你支持这派吧”;某派“是副统帅支持的,你表态吧”。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总理要求搞大联合,应按总理的指示办。”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1968年3月22日,军事科学院干部大部撤出国防工业口军管。粟裕尽管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但是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了。1970年1月4日,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告解散。

粟裕顶住“四人帮”的严重干扰,领导指挥交通部门的干部职工创造出了我国水运史上的“黄金时代”

1970年初一个夜晚,在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解散后,周恩来再一次把粟裕召去中南海西花厅,让他继续留在国务院,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分管铁路、交通、邮电部门工作。

原来1969年九大之后,军管中的邮电部被撤销,邮、电分家,邮政总局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当时的交通部门受“四人帮”破坏十分严重,铁路运输不畅,既不安全,又不准点;港口压船压货严重,处处告急。

粟裕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以犀利的目光冷静地寻找着症结。他视察青岛,调查秦皇岛,走访大连。1972年春节前,天津港发生压船压货的严重问题。粟裕受周恩来指派,立即赶到天津,冒着严寒,视察码头,看望船员,之后,组织召开了干部工人座谈会。他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代表总理看望大家来了。快过年了,我们这里出现了压船压货的问题,我们应该共同商讨一个解决的办法,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天津港干部工人在粟裕的引导和鼓舞下,实干加巧干,不几天,压船压货问题便得到妥善的解决。

为根本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1973年夏,粟裕冒着酷暑,深入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作全面的实地调查,最后提出《关于加强港口航道建设和疏运问题的建议》。《建议》从战略角度提出增建深水泊位300个;改进铁路和公路线路,大力疏港;抓紧勘察设计;组织施工力量。为使这一方案得以落实,周恩来委托粟裕担任建港领导小组组长。重任在肩,粟裕又从南到北,跑遍了沿海主要港口,尔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3年大建港。

1974年,粟裕因病做大手术后到广州休养,仍不顾身体的虚弱,经常找人了解黄埔港修建情况。在当时正狠批“物质刺激”的狂风恶浪之下,粟裕批准给远洋船员增加生活补贴,重新确定船员出国费用,建立船员制服发放制度,还坚持按周恩来指示在黄埔港试行计件工资制。

当“四人帮”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粟裕鼓励三野老部下、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说:“这些人又在干坏事了!不要怕,为革命工作就要大胆好好干。要打倒,我们一起打倒!”

一段时间,交通部的水运工作反复摇摆于修船还是造船之间,以致发展缓慢,修、造船能力只能达到需要的60%,远洋船80%要到香港或国外去维修。粟裕以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水运工业是发展水路运输的物质基础。”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水运工业“修造并举,以修为主;造船则大中小结合,以中为主,同时狠抓配套配件生产”的方针,得到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干部、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们的积极支持。这样,硬是从“四人帮”的干扰当中,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亿多元,新建了10个3000吨级以上的船坞,扩建、新建了修造船厂、船舶配套厂14个。这期间被称为水运部门的“黄金时代”。当然,这离不开粟裕对水运事业倾注的心血。

粟裕说:“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看到了,但我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把看到的问题讲出来,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有天,粟裕向周恩来提出:“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求重上前线。”周恩来立即回答:“那当然。要打仗,少不了你粟裕司令员!”

1970年3月7日,粟裕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力争在二三年内把大小三线地区的中小型水电站建设起来。3月下旬,周恩来找粟裕谈话:“你关心国防,我给你创造个条件,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

粟裕喜出望外,随后于4月5日到5月23日,前往西北、华北地区(主要是大西北地区)进行了近50天的考察,行程近万公里,先后调查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河北5个省区的50多个单位70多个基层点(包括驻军部队、边防哨所、国防工事、国防工厂、大中型工矿企业、农业大队等)。他每到一个基层点,都同干部、战士、技术人员、工人、农民一一亲切交谈,勉励他们抵制派性,排斥干扰,联合起来搞好生产,搞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

考察中,粟裕保持了在战争年代指挥员亲临第一线的传统作风。一次,他乘吉普车去某地边防,那里离外军的设防阵地不到20公里,外军居高临下,很容易被发现,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劝他不要去。粟裕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还是冒着危险去察看了边界的实际地形和设防情况。边防战士和基层干部都十分感动地说:“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呢!”

这次考察,粟裕对某项边防建设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感到非常吃惊。回到北京后,粟裕如实地向中央军委写了书面汇报,并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周恩来听了粟裕的汇报后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粟裕这次考察还带着一个重大课题——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问题。自从全国解放后,他就一直在探讨着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问题:诸如如何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如何建成我国的积极防御体系,以及采用什么样的作战方法等。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他一直没有机会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九·一三”事件后,粟裕急切地想把自己的考虑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但由于他所谈的问题,同当时“文革”的大气候不相符合,甚至是对立的,所以帮助他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都不敢动笔。粟裕得知后,就在一个夜晚关起门自己动手写。他的夫人楚青劝他说:“你何必担这样大的风险。”粟裕激动地说:“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看到了,但我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把看到的问题讲出来,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就这样由他口述,楚青记录,写成了向中央的报告。

以后他又几次向中央写了有关未来战争问题的报告。从1965年到他去世前几年,他先后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了20多个重要报告,内容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建设,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以至坑道内炮兵战士的防震、排烟措施等,篇篇报告凝结着粟裕调查研究的汗水和深思熟虑的心血,体现着一个老战士的高度责任感和求实精神。

粟裕说:“现在周总理病重,我们要坚定地按小平的指示去做!”他协助邓小平、叶剑英为整顿部队做了大量工作

1975 年4 月,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叶剑英交给粟裕一项特殊使命——南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是粟裕的一次特别行动,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军队打招呼,警惕“四人帮”搞乱军队。

接到命令后,粟裕决定先去华东,这是很有用意的。此时,王洪文、张春桥已在军队窃取高位,而上海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势力很猖獗的地区。

粟裕先到了南京军区驻皖部队和安徽省军区。一次,在安徽合肥。会议室里坐了不少的军政要员,还有来参加安徽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的同志。他们想听听军委来的老将军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比如“民兵指挥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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