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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两弹一星”

顾保孜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于1955年1月 、1956年5月先后作出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1958年5月,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从此,研制“两弹一星”工程拉开序幕。

研制“两弹一星”是20世纪50年代作出的重大决策。追踪历史的足迹,我们发现决策并不轻松,更不简单……


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

毛泽东开始有造原子弹的念头,还要从1950年抗美援朝说起。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叫嚣:“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同时,美国还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务条约》,提出假如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扔原子弹,美国已经创造了可怕的先例。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顷刻间,两座城市化为废墟,数十万人丧生。

就这样,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时时刻刻处于美国核讹诈之中,这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

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后人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为证明这一点,约里奥·居里特意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毛泽东天生不信邪,最反感被人要挟。他说:我们不怕原子弹,原子弹是个“纸老虎”。严峻的现实使他也看到中国人不能没有原子弹。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开始着手论证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钱三强。周恩来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与核科学技术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必备的条件。

当时,李四光66岁,钱三强42岁。他们对周恩来所提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谈话后,周恩来对中国自己发展原子能事业心里有了底。他心情迫切,向毛泽东写了这次谈话的汇报,建议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请李四光、钱三强来谈中国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有关情况,还建议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参加。

1月15日,一次关系中国核原子命运的绝密会议在紫光阁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这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因为会议高度机密,会议期间任何人不能记笔记,也没有秘书进行文字记录,更没有摄影记者拍照。

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勘探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详细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形成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接着,刘杰作了些补充,主要讲了在广西发现铀矿的经过,并带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现场演示给大家看。

到会领导人听到矿石标本在测放射性的仪器前发出“嘎嘎”的响声时,都十分欣喜和兴奋。

毛泽东甚至不顾矿石有放射线的危险,走到仪器跟前,仔细倾听,喜悦神情荡漾在他的脸上。显然,他对中国原子工业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毛泽东请与会各位领导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毛泽东总结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抓起来。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这次会议果断做出了对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中国也要搞原子弹。

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从这次绝密会议后正式拉开。

这以后,国务院的日程表上,原子能工业项目与研究机构不断加码。

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事业的发展。

5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又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

10月,成立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局宣布正式成立。李觉任局长,郭会英、吴际霖任副局长。这实际就是一个新中国核事业的领导班子。在这个领导班子的周围凝聚起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这其中包括许多在国外已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

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陈毅说:“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在国际讲台上说话,腰杆子硬!”

张爱萍说:“再穷,我们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央高层很快统一了意见。

苏联由支持到反对直到最后全部撕毁合作条约。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也为我国的核事业添了一把柴。

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方同意在核技术方面给予中国援助。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将从苏联得到一枚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苏方还将为中国提供核试验研究基地的全套技术图纸。

正当中国人为这把“柴”而高兴时,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对华态度陡然发生变化。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他一来就否定了中国的核计划。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目前没有必要把大量的资金浪费在核弹的研制上。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宣扬起了“老大哥”设计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美好”蓝图,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适合种水稻和小麦,生产粮食作物的潜力很大,社会主义阵营携手联合,分工合作,这是我们对付西方世界的最佳方案。”

“至于防务方面,我已同意在贵国的旅顺建立一支苏中联合舰队,使苏联军舰可以直下太平洋,以消除美国第七舰队对中国的威胁。我们还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利我们的共同防御需要……”

听了赫鲁晓夫这番话,毛泽东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那么,中国的原子弹还搞不搞了呢?”毛泽东严肃地问赫鲁晓夫。

“不必再搞了,”赫鲁晓夫挥了挥手,“苏联的原子弹已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上。中国再搞原子弹意义也不大了。有苏联这把核保护伞就行了嘛。”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愤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大声地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脸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只能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苏联政府终于在1960年6月20日单方撕毁了核技术援助协定,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他们讥讽地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压抑住沉重的心情,以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对在场的人员说:“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苏联背信弃义的行为,反而让中国人憋足了一口气。二机部决定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毛泽东再次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来,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又在二机部提出的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计划”报告上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一天,莫斯科的电波送来一条新闻——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独立自主造原子弹的重任落在了中国科学家的身上。

科学家们全力投入到制造原子弹的庞大系统工程中,他们面临大量的物理、化学、动力学等理论课题和关键技术需要攻克,需要许多新型材料和精密仪器仪表。有些急需的高精尖的仪器要从西欧秘密买进,需要大量的外汇,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怎么办?

报告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没有犹豫,决定动用中央黄金储备300万两。他说:只要国家安定,人民幸福,不要说 300万两,就是3000万两,我毛泽东也舍得。

但也有很多关键部件从国外也买不来。

1959年12月18日,新疆罗布泊一个名叫黄羊沟的大戈壁滩上,钉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位置的标桩。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江南北的人才纷纷向西北大漠试验基地聚集。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出发,来到通往罗布泊途中的一棵树下等车时,才发现两人都是为同一个任务而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那棵树却留下了一个甜蜜的名字——夫妻树。

“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张爱萍的诗是对基地生活真实写照。在这里,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最低温度零下40摄氏度。 三年自然灾害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了基地,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浮肿病。他们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都十分困难。虽然创业异常艰难,但始终阻挡不了会战大军前进的脚步。

到1962年底,科研人员基本掌握了以高浓铀为主要核装料的原子弹的物理规律,完成了物理设计和爆轰物理、核弹飞行弹道、引爆控制系统台架等三大关键试验。

1963年秋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方案按预定计划顺利实现,刚刚年满39岁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方案上签字。

1964年5月,黄羊沟试验场,120米高的通天铁塔拔地而起,犹如一把利剑刺向蓝天。

10月16日,黄羊沟试验场的全部仪器安装调试完毕,进入工作状态。

代号为“596”的庞然大物在宁静而神秘的大漠夜幕中,被缓慢地升到100多米的铁塔上。这就是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总指挥一声令下:“起爆!”

顿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腾空而起的橙黑色云团覆盖了人们的视线。大地好像裂开了一样,不断喷射云团,涌动的蘑菇云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不一会,平坦的大漠上便腾升起一座火山。

核爆炸成功了!中国人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的宿愿实现了。

消息传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员。

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笑容满面走到麦克风前,他先用双手向大家作了个停止鼓掌的动作,然后用带着快意的双目环顾一周,才开口说话。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3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开始蹦跳起来,接着更多的人也跳动了起来,后来所有的人像起伏的浪头不断跃动。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中国人,此刻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

蘑菇云冉冉腾升翻动的时候,莫斯科的电波送来一条新闻——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职务。

是巧合?还是天意?这两件事竟碰到了一起!

毛泽东风趣地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给赫鲁晓夫发的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啊!

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三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


周恩来说:中国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

导弹不仅是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也是中国国防力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如果没有能将原子弹送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工具,那么中国核威慑将等于零。

导弹研制几乎与原子能工业同时起步的。

1956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并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领导导弹航空工业工作。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把发展原子能和导弹航空工业作为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两个关键项目,把研制“两弹”放在优先的重要地位。

1956年11月,为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国务院成立了以宋任穷为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964年7月9日,“东风二号” 常规导弹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主持下发射成功。这一步走在了原子弹爆炸之前,也为发展战略核武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周恩来说:中国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常规导弹,但是要发展为战略导弹,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并不是简单的事。

这个艰巨的任务再次落在钱学森的肩上。

既然接受任务,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在钱学森的记忆里,有过一次失败的记录。那是1962年,一枚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射程为10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起飞之后,20秒就开始横飞了,轨道改变太早,结果落在地上。有了这一次的失败教训,周恩来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他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务必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这无疑给钱学森的研制团队下达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军令状。

正当钱学森的团队进入研究制造核导弹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工厂和科研单位都停止了正常工作,这给核导弹工程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周总理亲自命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派部队进驻钱学森家里,24小时保护他的安全,并对核导弹研制单位实行全面军管。

人民共和国的这支特殊的核导弹科研队伍,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沿着一条崎岖坎坷的漫漫征途向前攀登着。

艰辛的耕耘终于换来丰硕成果。1966年10月,就要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了。

也许是前次失败的影响,试验在即,毛泽东对前去督战的聂荣臻说:“你是常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

26日,聂荣臻飞抵导弹试验基地。当晚,他听取了钱学森等人的汇报,确定了导弹具体发射时间。

27日上午9时,核导弹准时点火起飞。9时9分 14秒,核导弹在核试验基地上空的预定落点实施爆炸。

中国的导弹核试验圆满成功!

聂荣臻兴奋地拿起电话向中央汇报:……我们成功了!

苏联卫星上天,对毛泽东触动很大。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只参加过一次国际性会议,那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

毛泽东去莫斯科时,正值苏联卫星上天不久。他一下飞机,便在莫斯科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苏联第二颗卫星上天时,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地对赫鲁晓夫说:好,你们又一颗卫星上天了,真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卫星上天,深深震撼了毛泽东。他回国之后,就将中国人的“飞天梦”反映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会上,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认真听着代表们的发言。卫星问题一直在他脑海里缠绕不散。此刻,当听到代表们又一次谈到中国的卫星时,他有些坐不住了。毛泽东扫视了一眼会场,对大家说:近一段时间来,人造卫星问题一直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的心情当然也和大家一样。苏联在去年就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下来,狠狠灭掉手中长长的烟头,然后将大手一挥,朗声说道:“我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是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立下的誓言,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和决心。

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接着风趣地说:“当然啰,卫星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两万公斤的!”

毛泽东话音刚落,所有与会者全站了起来,热烈的掌声长达好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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