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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与习仲勋的厄运

霞 飞

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经两次遭受打击迫害。其中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因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和出版,被康生一伙栽赃为“反党分子”。在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年代,习仲勋一方面对强加在头上的不实之词坚决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忍辱负重,继续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他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同遭厄运 战友情深


1953年9月,主政西北的习仲勋受命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大量国家事务。周恩来对习仲勋十分信任和赏识,许多重大问题直接交给他处理。

正当习仲勋呕心沥血为党工作的时候,不料一场横祸降临到他的头上。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刘志丹说起。

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是刘志丹的老战友。他在1926年投身革命后不久,就在刘志丹领导下工作。1935年,刘志丹和习仲勋同遭极“左”分子的迫害,两人也被关押在一起。毛泽东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解救出来后,1936年4月,刘志丹在率部东征作战时牺牲。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对他的一生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曾满怀深情地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牺牲后,他的威望,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人民军队里,尤其是在参加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中,一直很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在看了刘景范、李建彤发表的回忆刘志丹的短文后,于1956年主动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

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有关刘志丹的一些材料。新中国成立后,她以刘志丹亲属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进一步收集了许多关于刘志丹事迹的材料。但她因为工作忙等原因,对于出版社请她写长篇小说,不肯答应。后来出版社表示:作者忙,时间紧,我们可以派人协助作者整理文稿,李建彤才答应写作,并于1958年初动笔。同年冬,她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

考虑到记述刘志丹的事迹必须真实可靠,分寸把握也应该更慎重些,李建彤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遭受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对于写小说《刘志丹》一直持慎重态度。习仲勋后来回忆道:

李建彤同志要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我是知道的。我对刘景范同志劝说过多次,希望不要写《刘志丹》小说,我对李建彤同志也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后来,我听到中央宣传部有位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志丹同志的老战友马锡五同志也多次劝我支持写小说《刘志丹》,刘景范同志还对我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我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我并没有向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在作者多次催促下,我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小说的初稿,而且还没有看完,后来发表的那些章节,我根本没有看。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后来,在李建彤的再三要求下,习仲勋两次召集作者、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座谈书稿。在谈话中,习仲勋特别强调,写这部书,目的是教育下一代。习仲勋强调,要写整个一个时代,要写毛泽东思想,要把刘志丹经历的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要写毛主席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习仲勋特别强调要写毛泽东,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来了,就全完了。由于书中提到高岗,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习仲勋对此十分注意。因此,习仲勋特别提出:不要写高岗。

习仲勋提出意见后,作者又着手对作品进行修改,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后,送给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分别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

虽然有了这样一些前提,但作者出于慎重,仍然没有马上出版这部小说,而是向工人出版社提出将书稿印出少量样书,以便于送给一些当时在陕北和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同志,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下一步把书改得更好。工人出版社采纳了作者的意见,只印出几百本样书。

飞来横祸 蒙受冤屈

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横祸不期而至,《刘志丹》一书被定为“反党”小说,习仲勋被卷入其中,蒙受了极大的冤屈。

原来,作者在送样书时,也送给了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当时在某省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而这位领导恰恰对这部作品有不同看法。1956年,李建彤向他采访时,他虽然接待了李建彤,却对李建彤的思路有不同意见,甚至认为干脆不要写这部小说。两人在讨论中,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李建彤是个直来直去的人,而这位领导也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说什么。两人性格如此,争论的时间很长,也很激烈。最后两人都拍了桌子。争论之后,这位领导并没有说服作者,之后,李建彤也没有采纳这位领导的意见。但李建彤和这位领导在争论之后也没有多想,都认为是同志之间正常的意见分歧,李建彤更没有将这次争论挂在心上。两人之间仍然有同志之谊。1962年,样书印出后,李建彤也送给这位领导一本,意思仍然是征求意见,以便把书改得更好。这位领导看过样书后,立即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对一些写法提出不同意见外,还写了这样的意思: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你只是一个作者,如果在这些历史问题上搞错了,你就负不了责任,现在最好不要出版这部小说。但李建彤仍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部分内容。《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仅仅发表作品的部分内容,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许多读者深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所感奋,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许多人提出,要将作品的全部内容公开发表。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那位对小说《刘志丹》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就在会议期间,他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部分内容。对此,他很不满意。他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

当时的康生在党内地位非同一般。自从1956年9月康生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按照中央内部分工,他一直主管文化教育,并且是思想理论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1958年,康生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直接主持领导全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央决定,由他来主持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2年9月,他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听到反映小说《刘志丹》的意见后,如获至宝。他根本不去看这部小说,却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他在寻找目标,想着要借此事整一整人。当他得知李建彤曾拿着小说《刘志丹》的初稿去征求过习仲勋的意见后,就把阴险的眼睛盯住了习仲勋,决定就此事整习仲勋。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写作问题,而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康生还提出:中央书记处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康生自己也承认,他根本没有看过《刘志丹》这部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是写刘志丹的,就断定这本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此时,毛泽东已经重提和强调阶级斗争。在会上,有一些人认为目前有一股“翻案风”,彭德怀写长篇申诉书就是一例。就是在这样的会议气氛下,9月8日,那位对小说《刘志丹》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在西南组会上提出了小说《刘志丹》问题。由于有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的“定论”,这位领导也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为高岗翻案。他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轰动。借此机会,康生在会议期间上下活动,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谈话,给小说《刘志丹》扣上了许多政治大帽子,并且在找许多人谈话中点明:《刘志丹》这部小说是习仲勋支持搞的,习仲勋的目的是想为高岗翻案,是想拉起西北山头。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我是“挂帅人物”,是什么“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康生这样一搞,在会议上搅起了更大的风浪。许多同志不明真相,要求会议讨论一些报刊部分发表小说《刘志丹》这件事。在安排讨论中,康生十分恶毒地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这就是要为高岗翻案!这就是翻案风!他还说,现在是西北山头在闹事,他们想以西北山头的力量来为高岗翻案,现在要打掉西北山头。他发言的部分内容在全会简报上登出,引起议论纷纷。虽然康生在全会简报上登出的讲话中,没有提习仲勋的名字,但他事先找许多人谈话,矛头是直指习仲勋的。简报下发后,与会者相互一传,大家就都知道,康生的矛头所指就是习仲勋。在中央批翻案风的背景下,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在会上也提出,要揪出事件的“后台”,要习仲勋写检讨。

理论权威 蓄意陷害


康生迫害习仲勋,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就继承原来陷害刘志丹等人的极“左”分子的衣钵,搞阴谋,想借机陷害某些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习仲勋对此予以坚决抵制。中央也制止了康生无中生有的陷害。同时,习仲勋对康生当时搞“抢救运动”持有异议,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抵制。对此,康生在心中对习仲勋记下了一笔账。解放战争中,习仲勋对康生在山东地区搞土改时的一些极“左”做法,持有不同意见,并且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采取稳重的方针,受到中央肯定,效果也好。相比之下,康生很失面子,心中又对习仲勋记下了一笔账。而对于这些,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习仲勋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对康生仍然以老同志加以尊重。

习仲勋万万没有想到,康生在这个时候向自己打出恶毒的一棍。据李建彤后来回忆:康生陷害习仲勋的手段也是独出心裁。本来,《刘志丹》已写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经根本没有提高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过高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李建彤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并且把矛头指向习仲勋。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康生觉得这样还不够,他又把习仲勋单独列出来,别有用心地把习仲勋和已经被中央批判的彭德怀、高岗列在一起,说目前党内有一个“彭、高、习反党集团”,而小说《刘志丹》就是这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

康生在会议上搞了这一套后,觉得还不够劲。他要把这件事提到中央最高层,把习仲勋打倒。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一贯搞阴谋的康生,不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趁毛泽东讲话之机,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毛泽东。条子上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泽东当时正把精力集中于自己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没有多想其他事情,康生递来条子,他就在会上念了纸条。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对这件事,后来习仲勋回忆时说:

毛主席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后来,听张仲良同志说,毛主席曾经讲过:“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可是康生对我和小说《刘志丹》一案大肆株连,因此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那就更多了。

可在当时,康生抓住了整习仲勋的机会,趁机大造舆论,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5个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这件事。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周恩来同志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在当时重提阶级斗争,中央全会上也充满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的情况下,康生的阴谋得逞了。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身处逆境 忍辱负重

在审查期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已经无法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审查小组写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报告中写道: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

康生等人将审查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后,在中央政治局尚无定论时,康生却进一步加大了陷害的力度和范围。在专案审查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为了打“西北山头”,康生把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要求他们提高认识。在“学习”中,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接着,康生对《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中宣部进行追查,凡是表态支持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都挨了整。

而康生陷害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习仲勋。突然遭受陷害的习仲勋,既气愤,又痛苦,但是,习仲勋是一个顾全大局的领导干部。在康生已经造成这样一种气氛的情况下,习仲勋想到的是毛泽东1939年送给他的一幅题词。习仲勋后来回忆道:

1939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正是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面镜子面前,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这句话是指,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习仲勋默默地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但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巨大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习仲勋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就在习仲勋内心十分苦恼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关心着他。对于这一点,习仲勋晚年回忆道:

正在我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我妻子齐心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

1963年,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到中央党校学习,并且安排他一个人住在“西宫所”。这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保护习仲勋采取的一项措施。

到“西宫所”的习仲勋并没有消沉。他利用自己独居,环境清静的条件,认真读书。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从家里带来许多书籍,在“西宫所”阅读。他每天早晨起来,洗漱之后,即开始读书。吃过早饭后,活动一会儿,接着读书。他每天读书的时间竟然长达十几个小时。他读的主要是马列、毛泽东著作,他把这当作自觉改造世界观的方法之一。同时,他也读了许多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习仲勋借此机会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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