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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畔“谭老板”

李万青

“谭老板”是谭震林的美称。1940年,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调谭震林到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化装成一个绸布店的老板,身穿长衫、西裤,头戴呢帽,脚蹬皮鞋,手持“通行证”,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穿过日伪军封锁线,平安到达常熟阳澄湖地区开展工作。于是,“谭老板”的称呼便在党内、军内传开来。

1949年5月至1951年11月,谭震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他呕心沥血,勇于开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浙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挥师南下 主政浙江


谭震林,1902年4月24日出生于湖南攸县城关镇一个贫困家庭。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茶陵县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上井冈山,曾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中共湘赣特委书记、红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部长、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华中野战军政委、华东野战军副政委、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委等职。

194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吹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的进军号角。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参加淮海战役的各部队于1月11日撤出战场,进行休整。15日,谭震林率山东兵团移驻徐州东北的贾汪煤矿区。随后,华东野战军在这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编制,宣布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为第一副政委。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了。谭震林奉命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4月20日晚,谭震林指挥7个军30万人从芜湖对岸强渡长江天堑,使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从而为东西两个集团军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中央任命谭震林为省委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7月,又成立了以谭震林为首的浙江省人民政府。从此,谭震林脱下戎装,全面主持浙江党政工作。

毛泽东和谭震林通电话时笑道:“浙江有你谭老板操心,我毛泽东可以睡个好觉 !”

毛泽东的话,既是戏言,也是实语。谭震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善于学习,勇于开拓,敢挑重担;并且早在领导建设皖南根据地时就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谭震林知道,浙江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长期而尖锐的斗争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从1927年建立的中共浙江省委到解放时止,历任11位书记中先后有9位书记献出了生命。刚刚获得解放的浙江人民,由衷地把中国共产党看作自己的救星,欢欣鼓舞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但是,眼前的浙江,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匪患严重,物价飞涨,交通中断,谣言四起,投机商活跃,群众生活困难。

为了迅速从困难中打开局面,5月7日 ,谭震林率部进入杭州的第三天就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果断决定:各路干部迅速会师,集中力量接管城市。

5月10日,杭州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各路干部会师大会,谭震林在讲话中阐明了浙江省的形势,指出了当前的任务,要求南下干部、原在地方坚持斗争的干部和野战军派出的干部紧密团结起来,为圆满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而斗争。

接管城市涉及的面很广,各地普遍感到干部严重不足。于是,谭震林提出了培养十万干部的宏大计划,大胆选拔积极分子,通过党校、干校和实际斗争来培养干部。浙江省委党校每期举行开学典礼时,他都要出席并勉励学员努力学习,使自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各行各业的“管理专家”。到1950年,全省仅脱产干部就达到8.1万多人,连同不脱产的干部在内,总数大大超过了10万。

在接管过程中,谭震林反复教育干部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他说“我们今天是接管杭州,而不是钻进杭州”,“我们同旧人员接近,要向他们学习的是技术,而不是腐化生活”。他还要求大家虚心学习,善于学习,说:“我们过去是赶牛的,拿锄头的,现在放下了锄头,放掉了牛,来领导城市,领导工厂,就要努力学习,不要再当‘阿木林(很呆的人)。”

由于党员、干部思想端正,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所以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浙江全省前后只有个把月时间,除了温州、丽水以外,其它地区都胜利完成了接管任务。

接着,谭震林雄心勃勃,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新浙江”的口号。他的具体战略设想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发展农业,建设工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从轻工业抓起,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持建成了浙江第一个麻纺厂。为了解决麻纺厂的原材料问题,他提出兴办钱塘江乔司农场和绍兴东湖农场。接着,他又视察新安江,着手规划修建新安江水电站。

谭震林狠抓经济的同时,还非常注意保护历史文化。

杭州有着2200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湖光山色、风景旖旎,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古往今来,人们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表达对这座美丽城市的由衷赞美。一天,谭震林把杭州市工务局(后改为建设局)局长余森文找到办公室谈话。

“余局长,听说你留过洋,到过瑞士的日内瓦。人们都说日内瓦非常美丽,你说它美在哪里?”

“日内瓦空气清新,树木常青,湖水清澈见底,环境幽静。”余森文不假思索,很快总结出了几点。

“好啊,你说的这几点,杭州的西湖也应该具备。我们一定把西湖建设好,让它成为东方的日内瓦。”

第二天,谭震林亲自到西湖周边考察,现场办公。为了规范西湖的管理,他下令把原属省林业厅的西湖林场划归杭州市,以便统一领导。听说建设西湖资金紧张,他从省里拨出专款。看到西湖周边光秃秃的小山,他布置工务局开辟苗圃,广种树苗,尽快完成西湖周边的绿化工作。他对余森文说:“对西湖周边的绿化,一定要管理从严,养护及时,做到种一棵,活一棵,不能掉以轻心。”他还亲临现场指挥,建立西湖大型植物园。在谭震林的关心支持下,不到3年,西湖周边绿树成阴,鸟语花香,周围的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

溪口是蒋介石的故乡。蒋介石于1949年4月25日最后辞别桑梓,退走台湾。谭震林率领人民解放军挺进浙江之际,毛泽东专门电示他要保护蒋氏故迹。谭震林心领神会,当即约法三章,命令所部:溪口所有房舍、山林、坟墓、古迹等,均应切实保护,不得毁坏,违者从严处置。于是,武山庙、摩诃殿、蒋氏宗祠等毫发无损,使这座被国民党赞为“地灵人杰”的小镇,尔后成为浙江一大名胜。

实事求是把握重心

在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之后,谭震林及时提出把全省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当时有的干部机械地理解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不赞成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不愿意到农村去工作。谭震林针对这种思想,耐心地做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他指出: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依靠城市领导农村建设中国,这是今后的总方针、总任务。目前我们把工作重心暂时放到农村,与这个总方针、总任务并不矛盾。把工作重心和主要力量放到农村,并不是忽视城市,而是为了更好地克服当前城市遇到的困难,这正是有力地工作。

于是,浙江省委从城市机关、学校抽调3万干部和青年学生下乡,协助基层党组织工作。接着,浙江省委于7月8日至9日,连续发出指示,规定驻浙第三十五军全军“工作队化”。其他野战军部队,每个党支部都要抽调连、排、班和老战士共5人,与地方干部一起组成农村工作队,并规定营、团、师各派一名干部,兼任相应一级的地方党委书记,以实行对工作队的一元化领导。总计野战军派出工作队达1万人之多,成为开展浙江农村工作的主力军。

谭震林参加了6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局工作会议。会上,谭震林获悉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中局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的建议。于是,谭震林与浙江省委其他领导人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三个重大步骤。

一是消灭残余股匪。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时至7月份,有些岛屿还被敌人占据,敌情严重,匪患猖獗。当时共有各类武装股匪300余股、约3万余人,8月份,发展至5万余人。这些匪徒以国民党特务为核心,以待解放的舟山群岛为主要巢穴,从农村向城市进行骚扰破坏,有的袭击解放军的军事设施,破坏交通运输;有的偷袭县、区、乡人民政府,甚至攻入临安地区的于潜县,金华地区的开化县,丽水地区的宣平县三座县城,杀害党的军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在东阳县境,过境的第三野战军后勤副司令李后坤遭匪袭击牺牲。在匪患严重的地方,匪徒还公然挂出“县政府”、“专员公署”、“行政公署”等伪政权招牌,委任了“县长”、“专员”、“行署主任”等伪官吏,一时被搞得民不安生,人心浮动。


对于这种形势,谭震林尖锐地指出,这些武装股匪不肃清,革命秩序就不能确立,群众就不敢起来,我们的一切工作都难以正常开展。因此,必须坚决地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浙江省委决定:7、8、9三个月的农村工作,以剿匪反霸斗争为中心,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依靠主力,整顿地方武装,清剿股匪,肃清散匪,并结合剿匪,有重点地开展反霸斗争,以巩固新建立的革命政权。

为了孤立进而消灭敌人,谭震林及时总结剿匪斗争经验,提出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结合”的方针,指导全省肃清匪特。到1951年底,浙江全省大股武装匪特已经基本肃清,累计消灭匪特9万多人,城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二是开展减租运动。

9月10日,浙江省委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谭震林代表省委作了报告,提出农村工作由原来的剿匪、反霸、生产、征粮四大任务,扩展到减租、组织群众等六大任务。本来,在渡江以前,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中都指出,新区大约要在一两年以后才能实行减租。但是,随着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进行,农民提出了减租的迫切要求。谭震林与省委其他领导人检查和研究了杭县、临安、建德、衢州等地区的农村情况,从浙江实际出发,报请华东局批准,决定在全省开展减租运动。

接着,浙江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于9月12日在杭州隆重召开。谭震林参加大会并作了报告,详尽地讲述了省委确定的六大任务。到会的农民代表对党和政府顺应民心,把减租和组织群众列入六大任务之内,深受鼓舞,极大地提高了翻身作主的自觉性,增强了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嵊县有一户大恶霸,人称“六老虎”,群众自动起来同他斗争。开斗争会那天,四乡八镇的群众敲锣打鼓,鸣放土铳,川流不息地赶到会场,上台诉苦。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谭震林又及时提醒工作队和各地(市)、县同志,反霸中要掌握政策、时机,打击面不宜过宽,时间不宜拖得太长,应集中力量打击少数勾结匪特,进行武装破坏,有血债、罪恶大的反动分子,以便广泛地团结群众,孤立敌人。

10月27日,浙江省委向华东局并毛泽东作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报告》,就反霸、减租斗争中8个政策性问题提出了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2日转发各地,毛泽东认为“浙江省委的这些报告都是写得好和很有用的”。

三是实行土地改革。

10月,浙江省委拟定了全省土地改革方案,并召开全省第一次土地改革试点乡会议。谭震林亲自起草了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总结,指出在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进行土地改革,这就要求全党同志既要继承和发扬过去农村斗争中积累的好经验、好传统,又要克服经验主义,不能照搬过去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代表省委,提出了浙江实行土改的方针是:“小心谨慎,逐步展开,大胆前进。”

随后,浙江省委召开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试点会议。谭震林在11月23日全体会议上再次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代表浙江省委提出了对土地改革的具体要求是“既快又好”,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他要求各级党委在领导这场斗争中,既要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摧毁地主阶级统治的“和平土地改革”;又要在划分阶级、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以及进行土地分配等各项工作中,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12月,浙江全省土地改革由点到面,全面展开。至1951年3月中旬,基本完成了分配土地的任务。

尊重人才广交朋友

在建设新浙江的过程中,谭震林很注意爱护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建设新浙江的宝贵财富。1949年9月,他在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对于技术专家、学者,我们必须大胆而诚恳地、虚心地与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放手让他们工作。必须认识,这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很大的一批财产,是很有用的财产,是新中国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他还提出要把技术人员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有一位解放前曾在国外学习过蚕丝技术的女技术员,回国后看到祖国的蚕丝业很落后,立志为改变这种状况贡献力量。她发誓不结婚,一心一意搞蚕丝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她办的厂子里生产出来的丝织品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可以不经检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杭州解放后,有人向谭震林谈起这件事,他说,为了事业不结婚的很少,尤其是女同志更难能可贵,这样的人才要好好保护。谭震林主张把她作为蚕丝方面的代表树起来。在一次运动中,有人说这位女技术员是资方代理人,主张进行批斗,撤销领导职务。谭震林知道后,坚决制止了这种错误的做法。

谭震林还交了许多知识分子朋友。上任伊始,他先后上门拜访马寅初、周建人、包达三、沈兹九、黄宾虹、刘开渠等浙江省的知名人士,并提议周建人、包达三任省政府委员会副主席,推荐何燮侯、沈兹九任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延请马寅初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谭震林对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学者章太炎生前意欲傍刘伯温和张苍水墓而葬的遗愿,表示尊重。1951年1月,他收到沈钧儒、马叙伦关于太炎先生遗体自苏州迁葬杭州,要求免征墓地地价税一事的来函,即予复信:“已转饬杭州市府酌情予以照顾。”他还多次接见过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后来,谭震林代表浙江省委总结这个阶段的统战工作时,说:“在反帝、反封建、拥护共同纲领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应当团结的人们: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带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当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马寅初在美国读书时养成了一种嗜好,爱喝可口可乐。以后,不论在家,还是大会作报告,马寅初都离不开这“洋”饮料。他成为浙江大学校长后,仍然保持着这一习惯。

解放之初,有的人就议论纷纷:“马教授崇洋媚外,水都要喝外国的。”“他吃了洋面包,喝了洋墨水还不够,还要喝可口可乐!”这些论长道短全部传到了谭震林的耳朵里,他神情严肃地说:“这简直是飞短流长,少见多怪,人家喝点饮料,全凭个人的生活习惯,怎么叫‘崇洋呢?真是‘乱弹琴!”

不久,谭震林来到浙江大学,为全校教职员工作了一场报告。

谭震林搞过工人运动,会带兵打仗,演讲也很有名。那天到浙江大学作报告,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出身工人,读书不多,非常羡慕在座的每位老师、同学,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读书呢,因为家里穷,没饭吃。现在,全国解放了,生活安定了,大家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学习环境。我想,各位老师、同学都一定非常珍惜。”

谭震林扫视了一下会场,稍作停顿,接着说道:“过去,我们是马上天子,依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是马下治天下,这就需要依靠广大工人、农民还有知识分子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现在非常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建设者,特别是像在座的各位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接下来,谭震林着重讲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政策一直强调要尊重知识和人才,这也包括尊重个人的生活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和爱好。比如,山东人喜欢吃大葱煎饼,南方人喜欢吃大米,我这个湖南人喜欢吃辣椒,这是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不可能强求每个人都一致。如果要一个山东人天天吃大米,他就会有意见。我喜欢吃辣椒,别人叫我不吃,我就会不高兴。”说到这里,师生们都笑了。


接着,谭震林话锋一转,说道:“我听说马寅初教授喜欢喝那种怪味的东西,这是他在美国养成的习惯,只要他能买到,又有钱买,那就听其自然。不要以为你喜欢吃茶叶,大家就都跟着你吃茶叶。你不喜欢可口可乐的那种怪味道,人家就不喜欢。其实,可口可乐就像喝‘十滴水一样,不习惯还真不好喝呢。马寅初教授的一种习惯,用我们湖南人讲的一句俗话,就是‘茶油炒菜,各有所爱。何必要干涉别人呢?总有一天,可口可乐多的是,你愿意喝多少就喝多少,谁来管你这些闲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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