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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访华始末

李景贤

1989年5月15日中午,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双重身份,开始对我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活动以后,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次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见。“山重水复”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举行中苏高级会见水到渠成

从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的历程相对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钱其琛外长把这段历史概括为“四个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对话。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党、两国经历过一个将近10年的友好合作时期。但是,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不测事件,使得中苏两党出现了裂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到了1969年,两国更是在边界上多次兵戒相见,双方的伤亡都相当惨重。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的领导层都深切感到,两国如果还不遏制住关系的恶化,这将进一步严重损害各自的根本利益。因此,双方都在酝酿调整政策。

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两国长期对抗,早已名存实亡。1979年秋天,中苏两国政府的特派代表就废约后制订新的国家关系准则进行谈判。这次谈判虽然没有取得成果,但它标志着两国从对抗转入对话。

苏方真正向我方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所发表的讲话。邓小平立即抓住了这一重要信息。当时,中美“八·一七”公报签署在即,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大体上已经确立,可以着手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

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及时作出了比较正面的回应。1982年秋天,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中方与苏方商定,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1982年10月5日,中苏政治磋商开始举行。我国政府特使钱其琛紧紧抓住苏联对我国的威胁不放,提出:改善两国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联政府特使伊利切夫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发展经贸关系、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来改善两国关系。双方互不相让,“聋子对话”了整整3年时间。我们这些跟随钱其琛副外长谈判的人,往往对这种“马拉松式扯皮”感到很烦,有时难免发几句牢骚“扯皮”没个完,你再有能耐,又能变出什么花样来!儒雅的钱其琛听到我们的议论后不气不恼,总是半开玩笑地进行“开导”:“谈判本身就是一种牵制,可以遏制住两国关系的恶化。“扯”了两三年,不是“扯”出了一点名堂来吗?”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邓小平于1985年10月9日请人给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带口信,后来还通过媒体发表谈话,强调苏方如能在柬埔寨问题上迈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愿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到了1988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终于决定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借此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实现与邓小平的会晤。

准备中苏高级会晤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将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此前几年,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见过几次面。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邓小平曾特意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邓小平是用“不拥抱”这种形象说法来告诫我们:应致力于与苏方发展一种新型关系,再也不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种结盟中去,否则,将有损我国的根本利益,也会震动世界。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与苏方交换意见,争取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项内部谅解。

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继1985年春、冬两次在莫斯科会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以后,又一次会见重要的中国官方人士。此时,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已快4年,而且还提出了自认为能够使苏联摆脱“停滞”困局的“新思维”。他会见钱其琛时,显得有点“春风得意”,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见时间之长,交谈气氛之轻松,这位“新思维”创始人话语之多,出乎我们的意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中方承认有过错,在中苏关系史上,以前只有斯大林一人。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共最高权力阶梯上,占着第三四级的位置,得到戈尔巴乔夫所赋予的很大权力。

邓小平会见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8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告诉谢瓦尔德纳泽,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过去的事情只是作为一种回忆讲一讲,不作为问题提出。他还强调,两国应把注意力放在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上。

中苏两国外长互访期间,主要是谈柬埔寨问题,谈得相当艰难。从史学家写的涉外谈判文章、书籍中,读者一般只能看到谈判的结果,很难窥见谈判的幕后。其实,隐藏在这个结果后面的谈判过程往往为局外人所难以想象。

邓小平曾指出,中苏外长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这表明双方在改善关系方面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双方都期待着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以实现中苏关系完全正常化。

中苏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千方百计保证访问顺利

1989年的春天,北京不太平静。在一些大街上,常常可以见到游行的人群。在这种环境中,戈尔巴乔夫访华能否如期举行,便成了中苏双方以及有些国家所关注的问题。时任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名为《穿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由于北京的局势有点令人担忧,有人就提出,可考虑推迟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不过,中苏双方都没有提出推迟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问题。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将如期在北京举行。

为保障戈尔巴乔夫访华顺利进行,我国有关主管部门做了大量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欢迎仪式原定于5月15日16时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但是,广场当时也被人群占着。欢迎仪式究竟在何处举行,这已成了接待工作遇到的第一个大难

题。由于迎宾官员的正式名单上有我,14日晚上、夜里,我一直在钓鱼台国宾馆耐心地等着消息。15日清晨3时左右,主管同志对我说,上级刚决定,欢迎仪式中午12时改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举行。

根据我国礼宾改革的方案,国宾欢迎仪式从1980年9月1日起,就已经从机场停机坪改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或人民大会堂内举行。由于这次欢迎仪式改回到停机坪上举行,时间又很仓促,三军仪仗队、军乐团和献花的儿童都是匆匆过去的。

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时候,从国宾馆到人民大会堂之间,从早到晚,到处都是游行的人群,车辆行驶严重被堵。对于外宾车队的行驶路线和办法,主管部门设计出多种方案。关于车队从机场到国宾馆的走法,主管官员绞尽了脑汁,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结果,戈尔巴乔夫一行的车队在开往国宾馆途中,既不走途经天安门的传统路线,也不走通畅便捷的二环路,而是走那条开通才不久的东南西三环。我所乘坐的车子从机场跟着主车队往回返时,到三元桥处被“甩”掉后,只好走近路开到建国门桥,然后往右拐入东二环,很快就回到了国宾馆。守候在国宾馆的人惊奇地问:戈尔巴乔夫人呢?你怎么先回来啦!?大约过了一刻钟,贵宾车队才开进钓鱼台。到达国宾馆后,苏联驻华大使半开玩笑地说,真没想到,这次访问是从参观北京南城开始的,三环内侧一片片高层住宅小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访问期间,车队往返于国宾馆与人民大会堂之间时,路线也不断在变,有时绕到前门,再转到复兴门西南处的白云观;有时大车队分成几个小车队从不同方向走。总之,不让局外人摸到行车的规律。

除了欢迎仪式外,还有两项活动也易地举行:戈尔巴乔夫的记者会从人民大会堂改到钓鱼台国宾馆,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李鹏总理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也从人民大会堂改到国宾馆。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京剧《盗仙草》和《秋江》等两项活动被取消了。

此外,苏方临时提出要取消参观故宫这个项目,称当天的日程安排得实在太满。我方也只好主随客便。

由于中方有关主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及时、得当,戈尔巴乔夫的中国之行进行得相当顺利。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重头戏是与邓小平的会晤。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定于5月1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9时10分至9时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等中央党政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东大厅,彼此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着,恭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晤的主角邓小平的到来。

9时35分,邓小平在女儿萧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邓小平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

邓小平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3年多时间里,国内外一般的事情很少过问了,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钱其琛指定我给邓小平做记录,记下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以及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此刻,我第一次“零距离”地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内心的兴奋、自豪真是难以言表。

10点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照相机的镁光灯顿时乱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宾主入座后,邓小平就指出,这次会晤的目的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随后,他就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邓小平提及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讲得很深,一针见血,字字掷地有声。他主要讲了六层意思:

一、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二、谈及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三、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

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曾帮助中国“搞了一个工业基础”,对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五、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讲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六、把重点放在未来,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在发展双边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还特意谈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他指出: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搞社会主义建设,“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显然,邓小平是以总结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方式,点明了中苏两国在体制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共同弊端。

中午12时,会见已进行了整整2个小时。邓小平此时谈兴正浓。萧榕两次递上了条子。我坐在邓小平后面的椅子上,条子上写的几个字看得一清二楚。萧榕这是在提醒邓小平:会见的时间已过。但邓小平并没有看条子一眼,继续兴奋地谈着。过了好一阵,邓小平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晤结束,历时2小时30分钟,比原定的会晤时间超出了半个小时。这次历史性会见向全世界表明,恶化了已经20多年的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此时,正好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10年,它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主要应归功于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与不懈努力。

下午将近1点钟,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双方参加宴会的人都很少,气氛显得特别庄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

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上辞去了党中央和中顾委的领导职务,这次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9月4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不久,邓小平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现任职务”。邓小平保留了上述两个职务到与戈尔乔巴夫会见,这表明他对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见,共同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热切期盼与高度重视。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一结束,我就把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整理了

出来。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这不仅由于邓小平的记忆力惊人,而且也因为他为这次会见准备了足足3年多时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这篇谈话之所以成为我党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载入史册,首先是因为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

拜见长辈毕恭毕敬

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讲过,到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看一看,这是戈尔巴乔夫平生的一大夙愿。他十分敬佩邓小平,说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

5月15日中午,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后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书面谈话。他说: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中国的改革,真可谓已经是“百闻”了。今天,他正是为这个“一见”而来的。

5月16日10时过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落座,就庄重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考虑到邓小平的左耳听力比较好,礼宾官像通常那样,安排戈尔巴乔夫坐在他的左侧。坐在这位曾经震撼过世界的85岁高龄传奇人物身旁,年仅58岁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毕恭毕敬,一直聚精会神地听邓小平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着重讲了三层意思,对邓小平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面对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他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上海访问期间,在行车途中,曾两次临时下车与街道旁边的人群进行简短的友好交谈,都没有涉及中国国内当时的政治局势。

忆及这次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上述回忆录中提到,戈尔巴乔夫在前往会见邓小平之前,在内部曾经说过,他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他将认真地听邓小平讲,他看重的是对方谈话中的积极面,对别的东西不会太在意,有不同意见也不进行争论。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中苏间长达20多年不堪回首的过去,开辟了前景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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