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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文物的故事(廉政奉献篇)

李桂芳

(续第五期)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但他功高不骄,位尊不傲,权重不乱,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曾说过:“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由衷敬仰和称颂。

常穿的一件羊毛衣

这是刘少奇在1952年到1968年间常穿的一件蓝灰两色羊毛衣。衣长57厘米,肩宽44.5厘米,重350克。整件衣穿得破旧了,衣的里外两面共有20多个小洞,袖口和扣眼已破烂。1983年12月,王光美托当时在北京开会的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秋月带回湖南省委办公厅,后转交刘少奇同志故居。现珍藏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库房。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刘少奇的穿戴一向朴素简单。在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刘少奇生前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大部分都已经磨破了袖口和领子,或者洗得褪去了原来的颜色。

王光美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刘少奇身居高位,但他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吃穿用上注意节省,从不浪费。

平常在家,刘少奇最爱穿布衣布鞋。他的衣服、袜子穿破了,总要由王光美给补一补。一件衬衣常常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有的手帕磨出了洞也不让工作人员扔掉。洗脸毛巾中间破了,他就让人从中间剪断,把边上的两头接起来再用。

据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郭晨回忆,刘少奇生前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在家常穿一件深黑色或深灰色外衣。他有一套礼服,穿了一二十年,接见外宾或出席重要会议时穿一下,回来就脱下叠起来。一件毛哔叽大衣,也穿了10多年。工作人员考虑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见他的衣服太旧了,准备给他添置一件新的,但他坚决不同意。

刘少奇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他有一条咖啡底夹有素花的毛围巾,年年冬天都用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常戴的一顶草帽,用了多年,变成了黄色,还长了许多褐色的斑点,边上的线也断了。1958年秋天下乡时,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却被刘少奇拒绝了。

1963年4月,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四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做出国服装”。秘书报告他后,刘少奇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后,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到刘少奇家,要求看看刘少奇的衣服是否能行。他们打开衣柜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衣服一件件地认真检查了一遍,不无遗憾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和主席夫人出国访问要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办”。

俞沛文说明情况后,刘少奇虽然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俭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这件羊毛衣,是刘少奇俭朴生活的一个缩影。

临终前穿的破毛裤

这是刘少奇生前穿过的最后一条羊毛裤。羊毛裤裤长106.6厘米,腰围96厘米,重290克,呈灰色。这条毛裤刘少奇生前十分钟爱,经常穿在身上。它曾干洗过两次,现在裤头上还留有当年干洗的编号布条。经鉴定为国家~级文物。1985年,王光美向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捐赠了这条羊毛裤。

刘少奇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从来都没有因为是国家领导人而有丝毫特殊。据王光美生前回忆,刘少奇平常很少买衣服和做新衣服,他的几件好一点的毛料衣服都是在出国访问前由国家给做的,出国回来以后,就马上收藏起来了,只是在参加重要国事活动或接见外宾的时候才拿出来穿,平时是舍不得穿的。所以至今保存在纪念馆的几件毛料中山服还是比较好的。

刘少奇常对家里的保育人员说,穿的衣服,能缝就缝,能补就补,能利用就利用,不要轻易扔掉。有时保育人员把他们家那些补了又补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洗,别人竟不相信这是刘少奇和他的孩子们穿的衣服。

1960年冬天,刘少奇去苏联出席国际会议之前,工作人员提出莫斯科天气寒冷,要用组织上按规定发给的置装费给刘少奇做一件大衣,可刘少奇坚持不让做新的。后来大家只好从旧大衣上拆下一条水獭皮领子,加到另一件厚一点的旧大衣上,对此刘少奇很满意。他就穿着这件旧大衣去了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并与欢送群众告别留影。

工作时不知疲倦,生活上不讲条件,这是刘少奇几十年如一日的作风。

刘少奇生前穿的羊毛裤子,已经破烂不堪,并且连裤裆都烂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导致疾病缠身,大小便失禁,自己不能行动,加上无人护理,致使裤子

脏烂不堪,目不忍睹。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穿着这条羊毛裤走完了他一生最后的历程。

这是刘少奇在开封最后27天里为数不多的生活用品。刘少奇逝世后,卫士长李太和将羊毛裤带回北京,交给了中央警卫局。后来刘少奇平反后被退还给王光美。

由于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这条羊毛裤已经被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当后人看到这些烙着历史印记的逝者遗物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艰苦朴素的作风肃然起敬……一条褪了色的毛巾被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厅里,你会看到一幅刘少奇逝世时襄在身上的旧毛巾被的照片。毛巾被是刘少奇生前使用过多年的床上用品。长208厘米,宽156.5厘米,重1010克,它是一床有着白、绿、蓝三色相间的粗条花纹的毛巾被,在被单一端边缘印有“川沙县公私合营川棉工厂”的字样。

1969年10月,由于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中共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

10月17日晚上7点多钟,专案组把生病的刘少奇用担架抬上伊尔-14军用飞机,转移到河南开封,监护起来,当时刘少奇就是盖着这条毛巾被。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也是盖着这条毛巾被走完了他一生最苦难的历程。刘少奇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没有鲜花,没有党旗,只有这床毛巾被始终如一地陪伴着他。

这是刘少奇在开封最后27天里为数不多的生活用品。刘少奇逝世后,卫士长李太和将这条毛巾被带回北京,交给了中央警卫局。后来被退还给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1987年l。月,王光美把这条毛巾被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

1994年,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特殊的地铺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中南海故居复原陈列室里,有一套没有床架的睡铺引起了前来瞻仰的观众的特别注意。

眼前的睡铺,两个单人橡胶海绵床垫并排摆在地板上,上面铺着白色床单,

同样是橡胶海绵的枕心,套着洁白的枕套。床头的茶几上摆着一盏台灯。这就是刘少奇从1963年至1968年睡了近6个年头的地铺。

地铺所用的海绵床垫和枕心,来自于东南亚的友好邻邦柬埔寨,是1963年5月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的珍贵礼品。

床垫长192厘米,宽105厘米,厚10厘米。枕头长56厘米,宽38厘米,厚8厘米。海绵由橡胶加工而成,当时很少见,不像现在到处有,不稀奇。这套海绵床垫和枕头是王光美于1985年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的。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提起刘少奇睡地铺的事,还得从他忘我的精神说起。据在刘少奇身边担任过多年警卫工作的贾兰勋回忆:刘少奇长期超负荷不分昼夜地工作,一般情况下,他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七八个小时以上,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如果遇到紧急任务,则一连几天通宵不睡。刘少奇一心想的是党的工作,个人的一切都已经置之度外。就是这每天三四个小时的睡眠也是靠服安眠药强迫休息一下,以便接连工作。有时晚上就寝时要连服几次安眠药,当药效发生作用后,人便不由自主地睡倒下来。为了防止发生摔伤等意外,王光美和身边值班警卫人员必须随时注意。

1963年,王光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须下乡工作一段。为了使王光美安心下乡工作,也为了解除身边工作人员的顾虑和不增加他们的工作负担,刘少奇决定改睡地铺。于是,就在王光美临走的前一天,他亲自指挥卫士把床架撤了,将海绵床垫直接搁在地板上。这样他便可以安心地盘坐在床垫上工作,直到药物起作用,听其自然倒下睡觉,大家不用再担心他摔伤或碰伤了。王光美下乡工作结束后,虽然已经回家居住,但睡地铺的习惯一直沿用了下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接着便失去了自由。1967年7月,刘少奇与王光美被分别监禁后,唯有那记录着刘少奇无数个难眠之夜的地铺日夜陪伴着他。在刘少奇逝世后,那对带到开封去的海绵枕头,由警卫员带回北京,交给了中央警卫局。

1980年2月,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刘少奇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如今,这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海绵垫子连同其他珍贵的遗物已成为刘少奇生活的缩影和历史的见证。

用过的藤躺椅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复原的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把破旧的藤躺椅。纵120厘米,横78厘米,座高98厘米。这是一把在当时的普通家庭里都可见到的藤椅,由灰白色藤条编织而成,由于年代已久,有的藤条已断,更显破旧不堪。

然而,就是这把平常的藤躺椅,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一直放在中南海刘少奇那间办公室里,伴随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刘少奇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内一幢两层楼的上层。室内很简单,除了办公桌、书架、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躺椅外,没有地毯,更没有什么可供欣赏之类的摆设。

一年中,刘少奇除了外出开会、调查、接见外宾,或和中央其他同志一起去看看节目外,很少出去玩,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和批阅各种文件和报告。每天早饭后,刘少奇总是先靠在这把藤躺椅上,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白天工作人员只要给他送进两瓶白开水,就不必做其它事,也不要去打扰他。每天晚上,他总要工作到午夜时分。如果有特殊任务,比如起草紧急的文件报告,或者毛泽东请他去开会研究工作,便常常是通宵不眠。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凌晨三四点请刘少奇去研究工作是常有的事。

刘少奇常常是在连续几个小时的伏案工作之后,起身踱步到这把藤椅处,躺下来,将头微微地仰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沉静而又极其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许多重大国事刘少奇就坐在这把藤椅上思索过。似乎这把普通的藤躺椅能够使他的头脑更清醒。

刘少奇在担任国家主席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日子里,这把藤躺椅一直尽职地陪伴他,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为止。后来这把藤椅连同室内其它物品被造反派查抄,交中央专案组封存。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专案组将其退还给王光美。1987年11月,王光美将此藤椅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收藏。1994年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1981年回乡睡过的木床

这张木床,长210厘米,宽140厘米,高223厘米。为黑色,保存完好。该床为1959年开放刘少奇同志故居时的复制件。1961年刘少奇回故乡调查时,在他青少年时代睡过的房间里工作和生活了6天,他睡的就是这张普通而简单的木床。“文化大革命”中,因有老百姓借用此床而得以保存下来。1980年刘少奇同志故居重新开放以后,取回陈列,一直至今。同时室内还陈列有当年刘少奇回乡调查使用过的简陋的旧桌椅、古朴的煤油灯以及他回乡调查时伏案批阅文件的照片等。此床为1961年刘少奇回乡睡过的,体现了刘少奇轻车简从,生活简朴的工作作风,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纪念意义。2006年11月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1961年5月3日,刘少奇回到了家乡炭子冲。他是为了在家乡了解到更多的真实情况,为调整党的农村政策作准备。当时,省委在花明楼特意为他安排了条件较好的招待所,为了减轻地方的负担,他谢绝了。按照一切从简要求,他把自己青少年时期住过的土砖房用作办公室兼卧室。陈旧的桌椅,古朴的煤油灯,简陋的木架子床,陪伴刘少奇整整一个星期。

在炭子冲的日子里,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掌握了农村工作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使他对由于中央工作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有了更切实的感受,对以后制订调整国家经济的方针有了更清晰的轮廓,同时,刘少奇在家乡进行考察时,当他得知部分群众的房屋在“大跃进”、全民炼钢和办公共食堂中被拆除,现已无房可住,而地方干部却违背他的意愿,将其故居改建为纪念馆,于是他在座谈会上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屋里的木板,拿去替没门的人家做门。这样,先后有6户村民搬进了刘少奇同志旧居。

几年后,十年浩劫开始了,刘少奇遭受了不白之冤。当造反派气势汹汹要来捣毁“老巢”时,暂住刘少奇同志旧居的农民坚持说这是自己的房屋,不许捣毁!因此,刘少奇同志旧居的绝大部分房屋保存得都比较完好。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消息传到家乡炭子冲,人们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1986年4月18日,中共中央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专程从长沙驱车到宁乡花明楼炭子冲刘少奇故居。当毛致用指着一间小房和屋里的硬板床告诉薄一波,这就是刘少奇1961年搞调查研究时办公和休息的地方,薄一波看了看,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要学

习少奇同志这种优良作风,重视调查研究,又不讲排场。”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到刘少奇同志故居参观。他仔细地听讲解员讲解,推推床架,摸摸桌椅,深为刘少奇的艰苦朴素、深入群众的精神所感动,口中赞叹不已。他参观后并题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

戴过的上海表

这块手表是刘少奇生前戴过的,且是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批上海牌手表。上面还有厂家制造的字样,表的编号是“A623”。据说,这是上海手表厂特意为我国领导人生产的。卫士长李太和回忆说,少奇同志就是戴着这块表访问了越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不知什么原因,表面上有两处裂缝,一处是在7点至8点处,另一处是在1点至2点处。表显得很陈旧。

关于这块上海表,它还有不少感人的故事。

刘少奇工作十分繁忙,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因为工作忙,他就顾不上看表。工作、休息不是按照时间来定,而是以工作量为标准。这样,就使得戴在他手腕上的手表真的成了装饰品,他经常性地忘记上弦。这块质量挺不错的手表,因此而常常“罢工”,总是处于静止状态。到了吃饭时间,他也记不起看表。有一次,工作人员曾三次喊他吃饭,刘少奇不理会,总是说“这还不到吃饭时间嘛!”工作人员走过去一看刘少奇的表才明白,他手表早就不走了。刘少奇不能不承认“我忘记上弦了。”此后,这样的事还是常常发生。

1964年7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到上海去视察工作。他在火车上休息时,摘下这块手表,放在茶桌上。旅途中,由于火车颠簸,这块上海牌手表滑进了痰盂里。卫士长李太和趁机说:“反正这表也够旧的,早该换新的了。正好到上海,买块新的得了!”刘少奇却摇摇头说:“这表捞出来洗洗还能戴,即使出了毛病,到上海修理正好方便。”李太和帮忙把刘少奇的手表捞出用水洗过后,刘少奇看看这表没出毛病,于是又继续戴上。

由于时间太久,刘少奇戴的这块手表坏了多次,每次他都叫人带到上海去修理一下。后来,手表又坏了,正好有外宾送给他一块金表,李太和就对他说:“旧表就不要戴了,换新表吧!”刘少奇依然坚持要修。李太和看他态度坚决,就没有再说什么,把表送到上海修好了。表送回来后,刘少奇又戴上了旧表,却将金表交给了国家。此后,他一直没有丢弃。直到逝世,他还戴着这块从痰盂里捞出来的上海表呢。

20世纪60年代,上海手表厂能自己研制生产手表,打破了国外多年的技术封锁,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一次,刘少奇的孩子们让他从国外买几块手表,他指着手腕上的上海表说:你们不知道,在国外,我为能戴上一块国产的手表有多么自豪……

当时,我国的手表工业刚刚起步,市场上手表还是紧俏货。有一次,刘少奇的侄女想请他帮忙用内部价买块表。当时,上海牌手表刚生产出来,曾作价60元送给刘少奇。只要他一句话,侄女的手表就解决了,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耐心劝说侄女:“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滥用为自己谋利益。”

现在,这块刘少奇戴过的手表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份珍贵的党费收据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了一份1981年王光美将出版刘少奇《论党》的稿费作为刘少奇的党费上缴中组部的收据及组织部批件。

原来,刘少奇生前曾嘱王光美将他的全部稿费上交给党组织。多次收到的刘少奇的稿费王光美均按数额的多少,分别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或刘少奇所属的党支部。1981年10月25日,王光美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转中央组织部写信,信中要求将《论党》的稿费2471.46元作为刘少奇同志的党费,并请指定接收少奇同志稿费的单位。12月底,王光美收到了中组部的党费收据和文字批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转王光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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