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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

刘建平

“三国时期有个老黄忠,我恐怕连黄忠还不如。但是有个办法可以补救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宋任穷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七机部部长的身份,列席了这次会议,并被大会增选为中央委员。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就在这次重要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中央发出第77号电报通知,决定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事前,胡耀邦曾与宋任穷谈话:“中央决定调我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由你接替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宋任穷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胡耀邦快人快语:“不要犹豫了,中央已经决定,你就赶快来吧。”

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央委以宋任穷如此重任,令他深感责任重大。

12月27日,在中央组织部局、处负责干部会上,胡耀邦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宋任穷则在会上表示: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三国时期有个老黄忠,我恐怕连黄忠还不如。我这个人能力不那么强,魄力不那么大,四平八稳,有时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有个办法可以弥补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我一定不偷懒,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把工作搞好。

其实,做组织工作对宋任穷来说并不陌生。1954年底他在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时,就曾兼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这一次不一样,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

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了使全党集中精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需要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这既是党心民心之所向所盼,也是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中,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旗帜鲜明地推动解放思想,冲破重重阻力,坚决拨乱反正,为落实干部政策打开了一个好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有动力,有基础。宋任穷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责任心,把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他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首要和紧迫的任务。

然而,这一工作的难度却是超平想象的。

首先是思想阻力大。在“左”的思想长期禁锢下,不仅有些同志对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少数人甚至对平反冤假错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怀疑、抵触情绪。

其次是冤假错案多。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党政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据统计,仅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253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受到冲击的就达1011人,占81‰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

面对复杂艰巨的工作任务,宋任穷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他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苦,日夜操劳,深入了解情况,亲自接待和听取许多受迫害干部的申诉,以及干部群众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建议;亲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复查结论,推动解决问题。他带领中组部的同志不分昼夜地工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

他领导中组部的同志从分析具体案例入手,研究制订有关政策规定的文件,报经中央批准后贯彻执行,从而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政策依据。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1月至1982年年底,制订并印发的这类文件共有27份。

宋任穷用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实际行动,兑现着他的承诺。人们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的前进步伐,看到的只有他那种所向披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意志。

“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他的问题就不是解决了80%,90%,而是100%的没有解决”

宋任穷认为,落实干部政策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他反复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要做到善始善终,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不能只看到面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80%、90%,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就是100%的没有解决。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地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复查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是中央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宋任穷要抓的重点工作。但这项复查工作,凡涉及到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案件时,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遇到的阻力也就特别大。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等为了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目的,打着审查干部的旗号,长期把持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制造了我党历史上一批冤假错案。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案件复查平反工作却受到干扰,步履维艰。尽管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要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却迟迟得不到落实。直到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对党内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进行了彻底纠正,明确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交中央组织部。

这项在宋任穷任中组部部长之前就开始的工作,他任职之后继续进行,具体负责的是副部长陈野萍。在接收了移交的专案材料之后才知道,共计17349卷、391363件材料,涉及的受审查人员达669人。这之中,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南征北战的元帅和将军既有省、部级党政领导,也有专家、学者,以及少数居民和学生。据统计,这些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对象,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达213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国务院副总理7人。

要在短时间内将如此重大、众

多的案件复查澄清,将强加在这些同志头上的不实之词推倒,作出实事求是的复查平反结论,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宋任穷却决心抓住这个重点,坚决予以突破。他请示中央批准后,迅速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是把被中央专案组下放到外地仍在监督劳动的领导同志全部接回北京和有关单位。这其中就有彭真、张洁清夫妇,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等。其次是对一部分同志采取先分配工作,后作复查平反结论的办法,使这些领导同志尽早走上了工作岗位。再次就是采取转请被审查人原单位进行复查,然后送中组部审理,转报中央审批的办法,以加快复查平反的进度。

得力的措施很快见到了成效,从1979年到1980年,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并报中央批准的就达445人,其中包括彭真、陆定一、陶铸、刘澜涛、习仲勋、安子文、钱瑛、胡乔木、帅孟奇、赵毅敏、林枫、谭震林、李立三、王任重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一批假案得以平反,一批错案得以纠正,一批冤案得以昭雪。

“六十一人案件”是“文化大革命”中震惊全国的重大案件,原中央专案组将薄一波等61位老同志定性为“叛徒集团”。经复查,中央于1978年12月6日转发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之后,在发现了新的证明材料之后,中组部报经中央批准,于1980年4月21日,又印发了《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再次为这一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张贴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对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礼云等同志进行诬陷。随着“第一张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在报刊登载,《人民日报》为其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这一冤案,中共北京市委于1979年2月为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云彻底平反,中央组织部于1980年8月21日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为受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

“红旗党”是1943年延安审干时,康生一手制造的假案。这一案件涉及面广,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这个在延安审干后期已被纠正的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翻腾出来,作为打击、诬陷革命同志的借口,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遗留问题,经过中组部的认真复查,1981年9月9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推倒了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因此案而受到迫害的同志由此得以平反昭雪。

197g年到1981年,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也是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短短的3年时间,经中组部办理或审理的案件达3105件,许多冤假错案由此得到澄清,错误得以纠正;报中央批准的中央管理的干部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昭雪的494人,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由此得到解放,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在抓紧解决,而以往一些政治运动中的错案和其他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断地被提了出来,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这些历史案件数量不少,而且事隔多年,加上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

宋任穷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解决好这些问题,既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平反“文革”中许多冤假错案有直接联系。这些问题不解决,人心就不齐,气也不顺,必然影响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同时,宋任穷也强调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掌握政策。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凡是搞错的案子,该复查的还是要复查。“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错开除了党籍,错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错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件个别解决。”但并不一定把一切问题都来搞什么平反。

在中央的领导下,宋任穷认真进行处理历史老案的工作,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的处理意见》,明确提出了处理历史老案的原则、方法和政策界限,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的顺利解决。同时,宋任穷还直接指导复查处理了一批历史老案。例如对于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宋任穷就明确提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并强调指出:“改正错划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他的这些认识,对于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宋任穷的领导下,中组部在复查处理历史老案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到1980年6月,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由此,除极少数人以外,被划右派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

从解决福建、云南、陕西等省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着手,使地下党同志受到的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对待的问题得以纠正;

中原突围中部分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由于复员、隐蔽、掉队等原因,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妥善解决;

苏区肃反被错杀的人员,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中组部直接复查或参与复查处理的历史老案中,有一些是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

1962年秋,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为曾支持过这部小说的写作,被康生一伙污蔑为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据薄一波回忆,康生在全会的一次会议上,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当毛主席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后,自然就成为了毛主席语录,一时间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对习仲勋的政治迫害不断升级。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姚文元发表文章,公开宣布《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宣称作者和支持该书的同志是反党分子。

对这样一个拖了数年,在“文革”中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大案,复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宋任穷领导中组部的同志,却硬是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难题。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文件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习作。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

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反政府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是宋任穷主持中组部工作时,中组部协助陕西省委复查的又一件大案。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康生主持审查习仲勋问题的专案。他利用职权,捏造了一个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搞了一系列的所谓揭批活动。1965年,经康生审定的《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同林彪、“四人帮”更是变本加厉,利用这一所谓专案大做文章。他们将原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要统统予以“彻底砸烂”。

长达十余年的审查和揭批,大批干部受到诬陷和株连:解放以来陕西省委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打成了叛徒、特务,或彭、高、习死党;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有50多名领导干部被罗织罪名,关进了监狱,受到法西斯般的迫害。

对于这样一件冤假错案必须予以澄清,要还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同志以清白和公正。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1979年8月,随着小说《刘志丹》的平反,习仲勋的问题事实上也有了正确的结论。

为了进一步消除这一案件在陕西等地的恶劣影响,1980年1月,中央组织部转发了经中央批复同意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郑重宣布为这一假案彻底平反昭雪。

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1979年6月,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血卒、苏进等12位老同志联名上书中央,建议为1934年被错杀的原红五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这是一件沉淀达45年之久的历史积案。

中央领导将这一重大案件的复查审理工作交给中组部。宋任穷领导中组部的同志迅速落实,派人向70多位老同志进行调查,并查阅了有关的档案材料。

事实真相终于大白: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率部参加了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重大起义,一时震惊全国。1.7万名官兵起义后参加了红军,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任该军团十五军军长。

1932年春,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发现季振同、黄中岳为首的少数军官有企图拉走队伍的背叛活动为由,将他们定为反革命,并予以监禁。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他们两人被处决。

对于他们两人的被杀案,叶剑英曾有过这样的批示:“我听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

中组部的同志在复查中通过大量的材料也证明: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绩的,影响较大,应予肯定;季、黄两人有爱国抗日思想,党组织已吸收季振同为特别党员,可见对他在政治上是信任的;尽管国民党的冯玉祥曾派人与季、黄联系,进行策反,但并没有得逞。

经过复查,案件有了结论:1981年8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中组部《关于为原红五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将季振同、黄中岳定为反革命是错误的,违背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议,将他们处决更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恢复季振同的党籍。

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终于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从1978年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展开。在这一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重要职务的宋任穷,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胆略,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卓越成效,赢得了党心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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