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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十月事件中的中国声音

刘彦顺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八中全会,改选中央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定,让犯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错误而先丢官后坐牢的总书记哥穆尔卡官复原职,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这本来是波兰的内政,却遭到苏联一再的粗暴干涉,导致波兰政局剧烈动荡。苏联和波兰之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险些兵戎相见。这场异常尖锐的干涉和反干涉斗争,史称波兰十月事件。

记者和使馆的笔墨官司


紧张的波苏关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波兰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世人的面前。

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和新华社驻华沙记者都在密切地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向国内报告情况和看法。他们都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但对事件性质和波兰前途的看法,却截然不同,针锋相对。

时任新华社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在其《华沙事件报道真相》一文中披露说:“我驻波兰大使馆每周都开会研究波兰形势,每次都请我参加。大使和参赞等大都对波兰形势持悲观态度,认为波兰反苏情绪太大,认为苏军解放了波兰,苏联给了波兰很多援助,而波兰人却不思报恩,反而掀起了反苏浪涛。但我却不这样看。我的发言往往替波兰打抱不平,认为波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双方的看法由小分歧发展到大分歧,最后是针锋相对了。”“使馆同志认为,哥穆尔卡复出后波兰将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走去,并且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而我则认为,波苏关系不够正常,需要调整。只要工作到家,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国内也不会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只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的共产党人,他同铁托有点像,但不会反苏。”“但我和使馆的意见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哥穆尔卡东山复出是必然的。”

果真不出所料,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10月21日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这是驻在国发生的大事件,使馆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并请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列席,分析研究这一突发事件的性质、发展方向及其影响。在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进一步对立,与会者无人同意谢文清的意见,大家的见解一边倒,“都认为波兰将趋向反苏,退出华沙条约,在国内将停止农业合作化,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只有谢文清一个人认为,“不一定如此悲观,只要适当调整好波苏关系,波兰不至于退出华约。至于农业政策,不急于搞合作化,缓和一下,放慢一点步子,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充实市场供应,人民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但谢文清不是党委委员,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会议决定按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报告情况和看法,这份报告的调子自然是悲观的,并极具倾向性,大意是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正派领导警惕不足,致使党内右派的阴谋得逞。右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今后的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使馆同记者谢文清有了意见分歧,也是正常的事。这场争论也可以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至此为止。但倔强的谢文清却以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把笔墨官司打到中央最高领导层那里去了。

使馆党委扩大会议后,谢文清的心情很不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想我有责任向总社写个报告阐明自己对波兰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当然也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默不作声,反正我已发给总社大量材料,如实报道了波兰的客观情况,尽到了身在第一线的首席记者的责任”。可是转念一想,“作为身在第一线的记者,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情况外,也有责任把自己对这些客观现实的分析和认识报给总社。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全的、说真话的记者。只报道事实而不表明自己的认识,那只是说了一半真话”。谢文清终于下了决心,“要说就说个痛快。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大不了戴上个‘反苏帽子,调回国去罢了。”于是他翻身起床,坐在灯下奋笔疾书,撰写《对波兰政局的一些看法》。

一篇同使馆党委唱反调的稿件在10月21日夜里一气呵成,谢文清松了一口气,舒展双臂,如释重负。10月22日早晨一上班,使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份稿件。会上的情况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同意稿件中的看法,甚至有人反对上报这样的稿件。王炳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签批上报。王炳南说:“我们党有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传统,我们应向中央负责。”但他采纳了有人提出的在稿件末尾加注使馆意见的建议。就这样,王炳南签批了谢文清的报道,但在稿件的末尾加上了一句分量颇重的按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报道发出去了,谢文清的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他有了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谢文清在等待着,王炳南也在等待着。

时间好像凝固了。

毛泽东的话传到了波兰


毛泽东发言了。

他坚决反对苏联动用武力干涉波兰,对苏联说了一个震聋发聩的“不”字。

毛泽东对苏联说“不”的消息传到了波兰。当时我正在波兰留学。

10月24日,华沙大学校门口张贴出大幅标语:“感谢中国的支持!”波兰学生中流传说:毛泽东劝说苏联从波兰撤出驻军,毛泽东祝贺哥穆尔卡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样的消息也传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外交学院。

我从波兰同学那里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苏联如何干涉、欺负和盘剥波兰的事例,他们言词激烈,民族和爱国情绪高涨。对他们说的话,我不敢全信,也不能不信。但事关波苏关系,孰对孰错,令人感到困惑。我国大使馆关心留学生的安全和思想状况,常常向我们讲解形势和了解情况,要求我们要正确对待波兰发生的问题,多听少说,不乱评论。

也就是哥穆尔卡复出后一周左右的时候,大概是在10月28日前后,使馆召开会议并通知留学生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支持波兰的精神,王炳南的讲话给我留下了两点难忘的印象。一是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过程,指出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强调了中国支持波兰的坚定态度。二是当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使馆最初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不准确,是毛主席指出了使馆的错误。他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后,使馆研究波兰形势,有过不同的看法,新华社记者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使馆向外交部和中央写报告时,坚持向中央负责的原则,把少数人的看法也如实上报,结果真理在少数人一边。

王炳南的坦率,不仅不损害这位杰出的外交家的形象,反而增加了晚辈对他的敬佩。

后来,我才知道,在波兰十月事件期间,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确定了中国态度和政策。

10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苏联动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还谈到驻波兰大使馆发来的电报,说“我们大使馆的看法不大对头,他们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10月23日和25日,外交部和新华社先后发电报给我驻波兰大使馆和华沙分社,转达了中央对十月事件的判断,和对使馆和记者谢文清之间的笔墨官司的态度,肯定了谢文清的意见,希望谢文清再接再厉。告诫使馆对情况的分析要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对外谈话时,应多听少说,不要轻易表态,更不宜对波兰政治形势轻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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