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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大讨论实录

钱 江

1978年5月,由《光明日报》首先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坚持实践标准?还是一切按照“两个凡是”办?结果,“实践标准”取得了重大胜利,“两个凡是”被打破了,这为在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理论基础。

“两个凡是”是“文革”的惯性力量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造孽10年之久的“文革”落下帷幕,但中国前进的道路并不顺畅,“文革”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强地存在,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在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表现出来。1977年3月,将要举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了给这次会议定调,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这个在“文革”中显赫一时的“舆论组合”同时刊登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最紧要的一句话就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来办,“文革”的错误就会延续,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将不能终止。这篇社论是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授意时任中办副主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李鑫负责起草,由汪东兴本人审定,又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的。这篇文章发给中宣部,要中宣部发给“两报一刊”。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耿飚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他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但是耿飚顶不住来自更上层的压力,宣扬“两个凡是”的文章便以引人瞩目的方式发表了。

尽管这样,在3月11日至22日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个凡是”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4月10日,在“文革”的最后一年中被再次打倒,此时赋闲在家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提出要“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这个观点,是与“两个凡是”对立的。

3月3日,同样在“文革”最后一年里因为主持中国科学院整顿而被“靠边站”的胡耀邦被征召复出,担任主持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校长。他一出山就站到了“两个凡是”的对立面,勇敢地掀起了一场理论风暴。他在5月间提出,要把在“文革”中搞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正本清源。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在中央党校创办《理论动态》。这本灵活的小册子每期通常只登一篇文章,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高屋建瓴,纵论时政,入木三分。

7月15日,《理论动态》正式创刊,刊登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强烈质疑,而这个理论正是发动“文革”的重要理论依据。由此,《理论动态》的锋芒逐渐逼近“两个凡是”。《理论动态》很快成为在思想理论领域里冲击“两个凡是”的尖兵。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等一系列职务。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立即告诉胡耀邦,他基本同意《理论动态》创刊号的文章。

邓小平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两个凡是”在国家政治领域中被打开一个大缺口。

《光明日报》,反对“两个凡是”的尖兵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为调集更多的打破“两个凡是”的力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两个月后,在胡耀邦的积极参与下,“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此前,中央批准中央党校成立党史研究室(后未正式建立),并编写中共党史。当年12月讨论党史教学计划的时候,胡耀邦提出,研究党史,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 ……还要看实践”。但是他又提到,也要把毛泽东的评判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使学员感到困惑。胡耀邦这样说,可能是在当时情况下的一种策略,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对此还没有思辨清晰。但是,胡耀邦毕竟已经将“实践标准”摆在了第一的位置上,而且马上指示继续研究和弄清这个问题。很快,胡耀邦的思想就明确倾向于“实践标准”了。

由吴江担任中央党校党史组长,在1978年1月18日向胡耀邦呈交了关于“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党史讨论提纲,这个讨论稿的第二部分在开头写道:“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胡耀邦随即明确地要求党校理论工作者撰写“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先由《理论动态》刊登。

根据胡耀邦的要求,送出党史讨论稿之后,吴江又主持党校“一部”(高级班)部分学员座谈,前来参加者中有学员杨西光。经历了“文革”岁月的苦难,杨西光对理论探索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和进取精神,他本人就动笔写下了一些学习心得,其中一篇专讲人的认识论,就是讲实践与真理关系的。在参加党史问题讨论的时候,杨西光明确地说,原来的东西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要用实践检验。

这位年已63岁的杨西光,原名杨训谟,安徽安庆人,出生在书香门第。193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当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激进的爱国青年。1936年,他和韦君宜等几十名同学几经辗转来到延安,更名杨西光,进入抗大学习,随即入党。他称得上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解放战争中,杨西光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上海,“文革”开始时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任上被打倒,遭受残酷迫害。

1977年9月至1978年4月,杨西光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他对“实践标准”表示明确的支持。学习结束前,他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

杨西光刚到《光明日报》上班不几天的4月10日,他审阅该报哲学专版第77期大样,不期而遇地看到该版头条位置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认真地读了,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问题很重要,马上将文章抽下,要哲学组长王强华联系作者修改,然后发表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成稿与定稿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是胡福明一生中写下的最出色的文章。

胡福明,1935年生于无锡,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接着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刊登“两个凡是”的社论一问世,时年42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就十分反感。他反复思考,认为阻碍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就是“两个凡是”,而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是批判的利器。事实上,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也并非“句句是真理”。

胡福明在这年七八月间撰写了七八千字的“实践标准”文章,于9月间将文章寄往《光明日报》理论部。

《光明日报》理论哲学组负责人王强华对这篇文章反复掂量,多次修改,最后在1978年1月间排出小样寄胡福明审定,打算4月间在哲学专版刊出。

杨西光叫来王强华,对他说,这篇文章放在哲学专版上就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的位置上,文章要做比较大的修改。他表述了文章立意要高屋建瓴的意思,要求立即与作者联系。说来也巧,胡福明恰好在4月13日来到了北京。王强华得到消息,就把胡福明请到了杨西光的办公室,直接听取意见。没想到,杨西光身边还坐着来自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原来,杨西光看准了胡福明的文章后,主动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成员联系,希望他们参与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和提高。

早春时分,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已经布置孙长江撰写文章,题目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已经写出来了,但觉得不够满意。听到《光明日报》有了这篇来稿,孙长江马上就赶来了。

杨西光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这篇“实践标准”文章最重要之处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杨西光明确地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审定。他站得高,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因此,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审定,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再于第二天公开发表。

这时,杨西光对如何发挥这篇文章的作用,已有通盘考量。


根据这个部署,胡福明在北京对文稿作了修改。他的修改稿由《光明日报》排出清样,于4月下旬送到中央党校孙长江手里修改。孙长江将铅印清样中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来,贴在大稿纸上,然后作了精细的加工和修改,加上4个小标题,基本上完成了定稿,最后推敲定夺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标准”一文已是多人合作的产物。

文章完成后,由胡耀邦最后审定并决定发表日期和转载顺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参加了进来,成为推动“实践标准”成稿并公开发表的重要力量。

早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就发表了一篇名叫《标准只有一个》的署名短文,文章点出了“实践标准”但是没有在题目中表现出来,是一个明显的不足。该文由《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编定,发表后收到20余封读者来信,一部分表示赞同,但大多数人提出疑问,希望解答。何匡决定约请哲学研究所邢贲思写一篇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这个情况,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向胡耀邦通报了。

1978年春天,北京的《光明日报》、中央党校和《人民日报》分别组织撰写同一个题目的文章,针对同一个批判目标——“两个凡是”。这3篇文章中,胡福明的文章写作时间最早,发轫之功不可磨灭。

5月3日左右,胡耀邦初步审阅了经孙长江修改的“实践标准”,请吴江负责再略作修改。5月6日,胡耀邦再次组织党校理论组会议,当场提出两处小的修改意见后,将文稿审定,并决定了刊发日期和顺序。

接下来的几天,胡耀邦和杨西光、胡绩伟和新华社总编辑曾涛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在胡耀邦的统一部署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5月10日首刊于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第一版下半版以楷体字公开发表,这也是《光明日报》历史上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而且是自10天前的5月1日《光明日报》改版后的第一篇重头文章。

这篇文章,对《光明日报》来说,具有石破天惊的历史意义。在当时,总编辑杨西光却为此承受很大的压力。他的秘书陶铠后来回忆说,文章发表前有人提醒,这会冒很大风险。杨西光说,我已经老了,“文革”那么大的险滩都闯过来了,还怕什么呢?他在报社负责人会上宣布,本报将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因此我们受到误解,甚至受到组织处理,由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也要相信,历史最终会公正地作出结论”。

《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标准”的当天,新华社全文向全国播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予播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当天还有上海《解放日报》、江苏《新华日报》、《河南日报》、《福建日报》等4家省市党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历史雄文分4个部分,文章结尾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围绕“实践标准”发生的大讨论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篇文章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发表后立即引起全国范围的强烈震动,导致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是真理本身,而只能是实践。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不会有止境,认识是逐步地、一次次地完成的,人的认识可能不准确,可能犯错误,需要实践来检验。如果躺在经典学说的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并没有挑明“两个凡是”是它的论战对象,但是完全打中“两个凡是”的要害。这使得大讨论的到来,比文章的撰写和发表者预料得来得更快、更强烈。

《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标准”的当天(12日)晚上11时,正在夜班值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前任总编辑吴冷西的电话,指责《人民日报》不该刊登“实践标准”一文,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在电话中讲了一大段话,胡绩伟作了记录,随即将情况向胡耀邦通报。

5月13日晚,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总编辑曾涛,说新华社转发的“实践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回答:我看没有错。13日当天,又有《河北日报》等15家省区党报全文转载“实践标准”。

5月17日,新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履职,他与杂志党的核心小组4位成员第一次见面,就批评“实践标准”,说:这些文章有问题,我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强调,现在要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一个维护旗帜的问题。

更大的压力来自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他于5月18日上午和熊复、王殊谈话,批评了“实践标准”这篇文章,说文章是针对毛主席的。为此,他确定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的12字方针。随后,他找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要求中宣部和《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张平化在当天晚上就召集来到北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区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专门提出“实践标准”一文批评说:“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文章的观点,不是定论,不代表中央,大家要用鼻子嗅一嗅,加以辨别,不要随风转地附和,而是要提出‘不同意见。”

“文革”结束后牵动人心最广泛的大讨论被引发了。“两个凡是”反扑过来的时候,胡耀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胡耀邦的坚持和邓小平的支持

5月13日,接到胡绩伟电话通报的第二天下午,胡耀邦把党校理论组成员们召集到家中,胡绩伟也赶到了,向大家介绍了吴冷西对文章的指责,引起在场者激烈的讨论,表示不同意对方的指责。

胡耀邦也激动起来,他回顾自己参加革命的漫长经历,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呢(指毛泽东)?他尖锐地指出,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是不对的。但是,他考虑到反对的意见太激烈而且来自上层,因此要把这个题目“冷一冷”。

吴江当场表示,要写文章回答吴冷西的指责。

胡耀邦撇开争论不谈,向面前的人们出了几个文章的题目,第一个选题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无法阻挡。胡耀邦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反面教训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人民通不过,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实践标准”的捍卫,它署名“岳评”,发表在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当日转发,《光明日报》等转载。

很快,传来了邓小平坚决支持“实践标准”的消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力量对比,后者出现了溃退。

对“实践标准”一文的组织、修改乃至发表,邓小平并不知道详情。文章发表引起了争论,他马上找来阅读,看后马上表示支持。5月19日,否定“实践标准”文章的一阵风刚刚吹过,邓小平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地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又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更为关键的是,邓小平决定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筹备这个会议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是“实践标准”的坚定支持者,他在这个会议的筹备会上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他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的是否正确,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


这时,罗瑞卿更加坚定地支持“实践标准”。原来,5月13日在胡耀邦处开会以后,吴江、孙长江就在“实践标准”一文基础上乘势发展,写成新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吴江把文稿送到了《解放军报》他熟悉的副总编辑姚远方手里,马上得到了姚远方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的支持,得到了将在《解放军报》发表的承诺。为此,吴江将文稿送胡耀邦审阅。这回,胡耀邦直接和罗瑞卿通话,先后6次商议文稿的修改和发表。

6月10日以后,即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罗瑞卿的信念和行动更加坚决。他主动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希望与《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此文。《光明日报》也随之加入了进来。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后来回忆,他在6月23日22时到翌日凌晨2时许,接到罗瑞卿打来的3次电话,商定稿件刊出时间,表示《人民日报》如有当日重要新闻而不便于安排版面,《解放军报》可以推迟一两天发稿。

在周密安排下,《解放军报》于6月24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用1版大半版、2版整版和3版的部分版面刊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当日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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