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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恢复和重建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纪实

孔 祥 赵秀松

“耿飚是个好同志,老红军,可以到中联部去工作”

从1967年初到中共九大期间,中国驻外大使的岗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国家外交处于“封冻”状态。1969年1月27日,周恩来召见耿飚等外交人员,谈了将向12国派驻大使的问题。

5月6日晚上,周恩来又专门召见耿飚。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派你去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过几天还要派黄镇去法国复任大使,王幼平任驻越南大使。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阿尔巴尼亚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尽快赴任。”

还在党的九大以前,主管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就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从外交部已经“解放”的副部级干部中,遴选一位到中联部任部长,最好是中央委员,并和外国共产党有过交往。九大刚闭幕,康生又找周恩来,说:“看了外交部干部名单,符合这3个条件的只有耿飚。”因此他希望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周恩来答道:“毛主席已决定派耿飚到阿尔巴尼亚去任大使,中联部部长另找别人吧!”


1970年1月,耿飚在使馆打扫卫生修窗帘时,由于战争年代留在身上的旧伤发作,不慎从高处跌落下来,左腿骨折。在他回国治疗腿伤期间,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将耿飚从阿尔巴尼亚调回国,出任中联部部长。毛泽东说:“耿飚是个好同志,老红军,可以到中联部去工作。”

九大开过一年后,中联部部长一职仍然空缺。对此,周恩来上下对比,左右权衡,还是认为耿飚最合适。197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耿飚在中联部留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干校代表大会上说:“我来中联部,秘书、司机等身边工作人员一个未带,今后完全依靠中联部的同志们做好工作,希望同志们给予支持。”

3月5日至8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耿飚为代表团主要成员。《人民日报》在报道时第一次公开了耿飚中联部部长的身份,这意味着中联部部长参加外事活动时,惯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的称谓成为历史。

中联部是中共中央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耿飚是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第二任部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联部是“重灾区”之一,康生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原部长王稼祥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戴上“三和一少”的帽子,打入“冷宫”,“文革”中再次被“批倒斗臭”。耿飚担任中联部长后,坚持原则,抵制来自“四人帮”方面的压力,为领导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使一大批有经验的外事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保护了不满错误路线的干部和群众免遭迫害;他请示中央批准,建立了部领导班子,恢复了中联部的组织机构;他从“五七”干校调回大批干部,并且从部外调进一批忠于革命事业、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仍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老同志,为迎接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的调整和发展做了必要的组织和干部方面的准备。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支持造反派公开向耿飚发难,对他进行攻击,并以“赠书”为名,向他施加政治压力。但是耿飚不屈服于压力,批示“不必表态,也不必道谢”,并准备以辞职相抵制。他曾向周恩来表示可否辞职,周恩来说:“我送你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这更增加了耿飚抵制“四人帮”的决心。

同新党打交道

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国际共运论战后从“老党”分裂出来或新建的共产党、工人党及马列主义小组等,一般称之为“新党”。中共全力支持新党,极为重视对他们的接待。领导人来华访问时,毛泽东、周恩来往往出面会见,周恩来有时甚至亲自去机场迎送。“文革”期间,康生为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制定了“支左反修”的方针。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耿飚作为中联部长,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接待这些新党。在工作中,耿飚逐渐形成了对待新党的崭新观点。

在全面接触中,耿飚分析了这些组织的情况,发现他们虽然号称马列主义政党,但还很不成熟。几十个(新)党分布在世界各国,有些领导人刚从原来的党分裂出来,有的还在准备建党阶段……

耿飚形象地比喻说,有些还处在萌芽状态,有些刚刚长叶子,还没有开花,更没有结果;有的甚至连“萌芽”都算不上,只是在他们国内注册了一个组织,就跑到中国来参观学习,要援助。

1972年9月6日,周恩来在一份报告中批示:“来华访问就访问,而不要说是学习,半年也好,两个月也好,单靠到外国来学习,即使把马、列、毛主席的书熟记得很多,而不通过本国革命实践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起来,学了仍如未学,或者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案来背诵,来生搬硬套,反而不能深入群众,得到革命的锻炼。这点必须向来访的‘左派代表团说清楚。”

耿飚不折不扣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待那些“左”派代表团。他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和新共全国书记处书记理•沃尔夫时说:过去我们打游击时,没有别的榜样可以学习,只是向苏联学,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坏的也分不出来,一切都搬过来。有些东西我们学得正起劲的时候,他们不要了。所以毛主席主张各国马列主义党应当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走出自己的道路来。

耿飚在分析当时国际共运的状况时指出,现在全世界有60多个马列主义党(指当时的所谓“左”派党),但不是分布在60多个国家,有的国家里有几个党,他们还要经过一个阶段的成熟,这就需要促进他们的联合。耿飚说:“我们是采取普遍接触,在普遍接触的基础上做到重点支持,在接触和支持的过程中促进他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七大,霍查作报告,对中共进行露骨的影射攻击,反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公开了两党分歧,有一定数量的新党开始追随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立场。

耿飚及时准确地向中央反映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的上述问题,建议中央采取坚持原则、维护团结、坚持友好、适当斗争的方针。中央采纳了耿飚的建议。耿飚审时度势,结合礼宾改革,减少了对新党的高规格迎送礼遇,新闻报道逐渐减少。耿飚指示 :“今后消息、照片,尽可能不发。”

现在这些新党继续存在的不多了,但是他们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曾经活跃了一阵子。耿飚作为中联部部长,用了较多的精力同这些新党打交道,细致地做他们的工作,为中共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南两党关系走出严冬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毛泽东在谈话中,除了谈到中美关系外,突出批评了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指示耿飚:主席曾多次批评在对外宣传工作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这些批示散发在各个部门。我考虑:由中联部负责收集、整理出来,印发给大家学习。这对于克服大国沙文主义有好处,对正确理解我党与老党接触有好处。

周恩来所说的“老党”,也就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习惯上称之为“老党”。国际共运大论战之后,除少数国家的共产党外,这些老党先后与中国共产党停止了交往。

中联部按时间顺序和统一规格编选的《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共33条。耿飚立即批报周恩来,周恩来批给中央办公厅再核实后,印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有关单位。

耿飚抓住时机,组织中联部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批示,要求大家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此后,耿飚利用会见外国党代表团的机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的政策,传递中国共产党和老党恢复交往的信息。

1971年6月1日至21日,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罗共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向周恩来、耿飚、申健等转达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要求与中共接触和恢复关系的愿望。

8月27日,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约见耿飚,再次转达部分外国政党和组织同中共建立关系的愿望。耿飚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我们将慎重研究这些问题,逐步有选择地与一些党进行接触。经过深思熟虑,耿飚选择了5个有代表性的老党作为切入点,逐步拓宽。这5个老党是:南共联盟、巴拉圭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


1972年5月,中联部向中共中央建议以对外友协的名义邀请巴拉圭共产党派代表团于年底访华。在此之前的1970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巴拉圭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克雷依特关于承认错误要求同中共恢复关系的4封来信上批示:“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74年8月,耿飚建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邀请巴拉圭共产党代表团再次访华。

巴共总书记克雷依特高高兴兴地来到了中国,受到了中方热情友好的接待。耿飚与克雷依特举行恢复两党关系的会谈时指出:“无论大党、小党都必须遵守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这样,在同中共中断关系的老党中,巴拉圭共产党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得到毛泽东的关心;第一个委派代表团访华;第一个与中共恢复关系。

与老党恢复党际关系,耿飚最大的奋斗目标是南共联盟。

南共联盟原名南斯拉夫工人党,建立于1919年,1920年改称南斯拉夫共产党。1952年改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

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也是一波三折。1958年4月,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共联盟七大,也不发贺电,只派驻南大使伍修权作观察员列席会议。此后,中共与南共联盟断绝了关系,两党关系进入寒冷的冬天。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之际,南共联盟主席团向中共中央致电表示“诚挚的祝贺”。在当时的形势下,基于两党关系已中断多年,中共对此未予置理。

这时耿飚已任中联部部长,他指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南斯拉夫的调查研究,密切注意南斯拉夫,并经常过问南斯拉夫问题。

此后,包括铁托亲自托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口信在内,南共联盟曾多次试探关于同中共建立关系的问题,均未得到肯定答复。

1975年5月29日,耿飚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瓦西里•桑德鲁时,说:“对同南斯拉夫的往来,比原来多了一些。去年(指1974年)年底我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同志去南斯拉夫访问过,来往还要增加一些。”

1975年10月,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访华,毛泽东请他问候铁托。重病之中的毛泽东说:“铁托是‘TlTo,中文是‘铁托,‘铁就是Iron。不怕苏联压迫。”并问候铁托。

耿飚认为,开展对老党的工作,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为突破口最为有利。他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邀请南共联盟主席铁托访华。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铁托以南斯拉夫总统和南共联盟主席,即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的双重名义赠送花圈,中国方面也如实报道了他的双重身份。

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随着“文革”的结束,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得以解放。在中南两国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也出现一片光明的天空。耿飚要求中联部的同志客观地分析和反映南斯拉夫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当好中央的参谋。他还在有关会议上指出,南斯拉夫战略地位重要,“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问题应从发展需要出发”。

1977年5月,长期以来被视为“国际共运叛徒”的铁托终于得以受邀于当年8月访华。消息传出,立刻被列为世界上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令人瞩目,舆论聚焦。

但是在如何对待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争论也没有终止。

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送来了东风。

耿飚、李一氓等部领导多次对中联部的其他领导和有关局处负责人说,我们需要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和判断是否正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事实。

1978年4月3日,耿飚在新华社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耿飚说:“我们那时天天骂南斯拉夫,可是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在联大一直投赞成中国的票,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个立场。所以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如果按我们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一点‘修也没有,那么社会主义只有中国一家了,别人都不是。我讲简单一点。我们拿中国的尺子来量别人行不行?不行。你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人家就要搞‘文化大革命吗?我们搞的公社制度,谁也没有,只有我们一家有。所以有些制度不能按我们的标准。”

“我们过去说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计件工资,是修正主义,那也不对。你们看看联共(布)党史,列宁很赞成计件工资。我们这些年骂南斯拉夫,我们自己也有计件工资。广交会出口的那些工艺品如雕刻、挑花桌布,就是计件工资。全国各城市的街道工厂基本上是计件的,自负盈亏,你们也可以解释为工人自治。”

耿飚还联系很多国际见闻,说:“不能因为我们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就感到很高兴、很自豪。外债完全可以借,只要用得好,一定条件下还得了。《三评》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3年1月,南斯拉夫从美国那里贷款约有35亿美元,这样就‘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给人家戴的‘帽子太大了。”

在耿飚的指导下,1978年3月10日至31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赴南斯拉夫实地考察。

李一氓率代表团回国后,立即向耿飚汇报了访问结果和一些初步印象,并在耿飚的指导下,向中央写出了考察报告。报告肯定南共联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报告从实事求是出发,把《三评》的主要内容都推翻了。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报告。众所周知,《三评》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经过当时中央讨论的一篇文章,现在要推翻它的主要内容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

中联部的考察报告认为,正式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向中央建议在当年6月南共联盟召开十一大时,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电,正式恢复中南两党关系。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

在耿飚的努力下,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个重要的考察报告,转发到各省市,传达到县团级。

1977年8月底铁托访华正式提出关于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1978年6月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南共联盟十一大,标志着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铁托由“共产主义的叛徒”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杰出领袖”,变化之大,世人称奇。中南两党关系真正走出了严冬。

突破禁区,携手社会党

从共产国际开始就有一条规定,中共的任务是保护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突破不能接触民族主义政党和社会党的思想禁区。

社会党,又称社会民主党、工党,大多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些党相当多的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社会党类型的党在各国有较大的影响和号召力,耿飚研究后发现,整个西欧、北欧有30来个社会党类型的党,拥有党员近千万,拥有选民7000多万,其中不乏执政党和参政党。

1950年,耿飚曾任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和丹麦、芬兰公使,当时的瑞典就是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承认新中国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在参政期间,芬兰政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60年代就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10月,该党在执政期间,积极促成联邦德国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曾多次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认为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葡萄牙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主张同中国建交,并多次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意大利社会党长期对中国友好,20世纪50至70年代,该党积极推动意大利政府同中国建交。1955年,该党领导人南尼访问中国,毛泽东、周恩来与他友好会见。

在亚洲,日本社会党一贯坚持同中国友好的方针,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恢复中日邦交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从1957年开始,日本曾多次派出该党国会议员、活动家、青年、妇女等友好代表团访华。该党历届领导人浅沼稻次郎、成田知己、土井多贺子等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黎巴嫩社会进步党长期对中国表示友好。1964年,该党主席卡•琼卜拉特曾以议员身份访华,为促成中黎建交做过贡献。耿飚认识到:社会党在国际舞台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早期获得国家独立并执政的社会党,先后曾以不同的方式要求同中共建立某种联系,中共均以只同马列主义政党建立关系,而不同各国社会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党与党的正式关系为由予以婉拒。

把与社会党发展关系视为禁区,无疑将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耿飚决心要闯这个禁区。

中联部朱达成要调往中国驻瑞典使馆工作,耿飚在找他谈话时说,你到瑞典之后,可以对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可以选择一批社民党,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你可以了解瑞典的社会情况,他们的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政策是怎样制订和执行的。

出师未捷,先挨“炮轰”。“批林批孔”时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耿飚此举是让朱达成整理“美化”资本主义的黑材料,攻击耿飚做各国社会党的工作是否定“革命的外交路线”,是“王稼祥修正主义路线的借尸还魂”。

耿飚去找周恩来“讨说法”。他说:“对于后者(即同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当我任缅甸大使时,就已有过这样的想法。中缅两国的国家关系很好,政府间的合作较为密切,领导人也频繁互访,但是我们党和缅甸执政党社会主义纲领党之间却没有交往。当时奈温将军既是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后改为国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统),又是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所以我想,如果中缅两个执政党之间也建立了关系,就可以和政府间的交往相一致,这样就可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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