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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恢复和重建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纪实

周恩来仔细倾听了耿飚的陈述之后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如果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至于社会党,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和我党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交往和交流。不过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事还不能一下子铺开,可以先找少数国家的社会党和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

耿飚非常理解周恩来所说的“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事还不能一下子铺开”的含义,便主张民间组织的活动可以搞得更加活跃一些。他认为,政党在早期往往是从民间组织演变而来的,政党离不开群众基础,政党和民间组织联系在一起。因此,民间外交如果由中联部主管,更有利于从民间渠道来开展前期政党工作,有利于政党外交工作的开展,这个观点非常解放、大胆和超前。

1973年5月14日,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的夫人、阿根廷正义党副主席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及其随行人员等访华。本来不是中联部接待的,但是周恩来在接见她时让耿飚和他的夫人赵兰香参加了,并在介绍耿飚时说:“耿飚同志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是同各国兄弟党联系的。”

1977年关于讨论铁托访华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对发展与外国政党的关系迈的步子更大了,思想也较前解放得多了。在铁托访华之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第二把手多斯桑多斯访问中国,华国锋接见了他们。在谈话时,客人提出要与中共建立关系。耿飚立即指示中联部其他领导和有关业务局抓紧研究这一问题,并写出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1977年10月,中联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党的关系问题的请示》。请示说:“在当前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同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团结”,“主动而又适当地开展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1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联部、外交部联名呈报的上述请示报告。请示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政治局会议上,耿飚陈述了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建立关系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目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应该以开放的精神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与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关系,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共中央决定同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建立关系并进行交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继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后的又一重大突破。

1978年4月15日,耿飚会见来华访问的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双方就中国共产党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7日至6月12日,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由中央委员、中央社会事务局局长艾哈迈德•马哈茂德•法拉赫率领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干部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较早以党的名义访华的代表团。耿飚亲自会见了这个代表团。

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开始到1990年,黑非洲43个国家和地区共49个(包括南非两个民族解放组织)政党和政治组织同中共建立了关系和联系。在此期间,黑非洲各党先后派出中央代表团、党的干部代表团、党的专业考察团、党的中央领导干部休假团等共230多批次,应中共邀请访问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也先后派出56批次代表团访问了黑非洲39个国家的执政党。

1979年3月,中共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50周年的庆祝活动,从而拉开了与拉美民族主义政党交往的序幕。翌年9月,委内瑞拉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总书记费尔南德斯率领13人代表团访华,这是中共正式接待的第一个拉美民族主义政党代表团。

以后中共与亚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关系和联系,并与其他类型的外国党进行了交往,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成为立体式、多层次,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这些活动都凝聚着耿飚的心血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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