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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水黔山忆故人

杜 黔 王姣姣




杨勇,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1913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南乡区文家市。解放战争期间,杨勇任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1949年12月至1955年1月,杨勇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在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期间,为贵州的解放、贵州的反封建斗争、贵州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大西南,挥师下贵州

渡江战役之后,盘踞在西南地区的蒋介石集团,勾结地方封建势力,企图依托云、贵、川作垂死挣扎。为了彻底消灭残敌,解放西南诸省,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制定了川黔作战方案。根据指示,杨勇领导的二野五兵团从1949年6月开始在上饶地区进行整训:在思想上,使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进军贵州的重要意义;在物资方面,为保证必需的补充和供应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人员方面,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除了补充大量新兵外,中央选调了一批贵州籍的老干部如陈曾固、秦天真、徐健生等回到贵州工作。与此同时,杨勇根据中央和前委的指示,还从冀鲁豫等地区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西进,并从部队抽调近百名师、团干部,2000多名营连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

9月初,五兵团由上饶经南昌、长沙、湘潭,向邵阳地区开进。11月1日,五兵团及三兵团十军,分别由邵阳和桃源出发,开始了进军川黔的作战行动。五兵团排除万难,迅猛推进,其劲头势如破竹,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这不仅粉碎了敌人“川湘黔边防线”,而且将敌所谓“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打破了白崇禧西撤云贵的企图。

在进军贵州途中,杨勇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高度重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他多次指示:贵州是个多民族地区,兵团政治部和各军、师政治部要对干部战士加强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各级政治机关要注意从地方报刊、杂志、档案中收集有关贵州的政治、经济情况,民俗风情、地理气候,生活习惯等资料,研究云贵川的社会情况。贵州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尤其是缺盐、缺布,素有“斗米斤盐”之说。贵州少数民族喜爱穿花边衣裳以及贵州使用的货币为银元,考虑到这些情况,杨勇便指示兵团后勤部到南京请二野后勤部拨一部分银元准备到贵州使用,并安排机关和部队实行“三带”,即带盐巴、带丝线、带银元。部队进入贵州后,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是一家人的兄弟关系,历史上的民族隔阂是国民党统治阶级所造成的。部队由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了贵州各族人民群众的欢迎。一路上,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为我军铺路架桥,加快了我军行军速度,保证了我军顺利围歼国民党军队。

1949年11月7日,五兵团十六军一三七团奉命迂回奔袭镇远。部队冒着大雨一口气走了一天一夜,黄昏来到一个苗族村寨外面。战士们又累又饿,准备进村煮饭吃。可是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只有一个略懂汉话的王老汉,腰插镰刀,手端猎枪站在村外,不许战士进村。指导员上去向他解释: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打回来了。王老汉一听是红军,一把抓住指导员的手,说:“我们都以为是国民党的败军又逃过来了,全村人都上了山,只有我留下来准备和他们拼了。谁知是红军来到,太好了。”他立即又把全村人叫了回来。战士们把身上带的盐巴、丝线赠送给他们。苗胞们忙着为战士们搭铺砍柴,烧水煮饭,全村一片欢腾。1982年初,贵州省政协和贵州省军区合编《回顾贵州解放》一书时,专程到北京找到时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杨勇为该书撰稿,杨勇谈到贵州解放时说:“解放贵州,部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主要是靠党的政策正确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他这句话是对解放贵州这段历史的精确概括。

巩固新政权,清匪又反霸

贵州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大后方,国民党和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制定了“应变计划”,在贵州招兵买马,网罗军阀政客、地主恶霸、匪特和帮会中的反动分子,办了“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在贵州解放前夕,他们又派遣特务携带40多部电台潜入各地活动。1950年春,他们乘五兵团主力奉命入川、滇作战,全省忙于接管工作,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之际,勾结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进行暴乱。当时,全省较大的股匪有460多股。他们杀害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袭扰被解放军控制的城镇和交通要道,抢劫公粮和物资,破坏工矿企业,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贵州全省有31座县城曾一度被土匪攻占,有2000多名军政人员、农协会员和干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杀害。省委白云工作团副团长李瑛、镇远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富海、金沙县委书记李旭华等就是在土匪暴乱中壮烈牺牲的。杨勇作为五兵团兼贵州省军区司令员、贵州人民政府主席,感到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成都战役结束后,杨勇回到贵阳,开始领导全省军民剿匪反霸、恢复工农业生产、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权。当时,贵州的省情不容乐观,一部分国民党起义部队在反动分子的煽动下,与恶霸地主豢养的乡保武装互相勾结,发动叛乱,贵州的匪患渐次发展成全省的匪乱。

开始由于对土匪力量的破坏性估计不足,对战士思想教育还不够深入细致,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麻痹松懈的思想,不少人反映:“大江大海都过了,还在乎这几个毛毛匪?”再加上我军部队当时还不太适应从兵团作战转为分散剿匪,剿匪工作遇到了一些挫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邓小平政委,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和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指示:西南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各阶层人士所热烈拥护的。西南军区首长要求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剿匪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并要求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迅速学会新的斗争。贵州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南军区首长的指示,及时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了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方针。开始,很多同志对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剿匪和同地方一起工作感到不习惯,认为不便于部队管理,削弱了部队战斗力。政治部将这些情况反映到杨勇、苏振华那里,杨勇在1950年5月省委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严肃地指出:“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首要的是解决领导思想,仅仅组织上化了,思想上未化,工作就展不开。”根据杨勇的指示,政治机关的中心就是狠抓部队分散情况下的政治思想工作。思想问题解决了,部队的剿匪工作很快就打开了新的局面。

另外,在军事上重新调整部署,暂时主动收缩一部分不易控制的县城和边沿地区(23个县),加强交通沿线的守备力量。此时,我军区部队,除留少数警备城市和参加接管工作外,均就地分散剿匪。此外还专门集中一部分机动部队,组成东西两个集团,东集团由一三八团、一四○团组成,西集团由一四一团和一三九团、一四○团及四十五师一三五团各一个营组成。军区决定,东集团由潘焱指挥,西集团由四十七师师长兼毕节军分区司令员郑统一指挥,均在军区直接领导下,采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实行重点重兵清剿。

在军事围剿全面展开以前,我军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查明土匪叛乱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和指挥的。为斩断魔爪,1950年3月20日,我公安部门组织对贵阳市进行大搜查,查获美蒋特务钱济渊以下249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切断了特务、土匪之间的联系,粉碎了匪特妄图里应外合,首先攻陷贵阳省城的罪恶阴谋。

6月21日至7月10日,东集团首先组织了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战役历时20天,一举活捉叛匪“三九二部队野战副司令”王福堂,歼匪主力3172名。7月5日,西集团组织金沙战役,25天时间歼灭“中国国民党反共自救军西南联军川黔边总指挥部”、“息(烽)开(阳)修(文)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第八兵团川黔边游击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金(沙)仁(怀)边区总指挥部”和“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西南军区总指挥部”5个匪指挥部,活捉匪首罗维舟等以下5000余人。东集团从7月中旬开始,又持续80天发起了对石阡两大封建堡垒所谓“东吴”和“西吴”的合围清剿。

9月以后,全省剿匪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整个西南地区看,川滇两省著名股匪多数被歼,匪风已开始平息,只有贵州形势依然严重。为彻底剿灭上述匪特,争取年底肃清贵州全省股匪,除四十五师早已于4月份来黔助剿外,西南军区又从川西军区调一八六师、川东军区调三十一师入黔会剿。友邻地区和兄弟部队的直接配合和援助,大大鼓舞了全省军民的剿匪情绪,坚定了胜利信心。

经过反复会剿,到1950年底,中心区内的股匪基本消灭,重要匪首多数落网,全省除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县城和一些边沿地区尚为股匪盘踞外,广大地区已为我控制,城乡治安逐渐稳定,人民生产生活日趋正常。

1951年1月,贵州省委又适时提出了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全省范围的群众性清匪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展开。全省从地区、县到区、乡、村各级都先后建立了清匪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清匪,到处实行重点戒严,山山搜捕,路路设岗,使残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1年多艰苦复杂的剿匪斗争,贵州的匪患最终被平定下来。

重视统战政策,尊重民主人士

贵州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国民党贵州当局丢下的烂摊子必须尽快接手下来。要想迅速打开局面,就得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集中和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使大家各尽所能,共同为建设新贵州出力。杨勇正是坚持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而得到贵州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

周素园就是杨勇请出来的一位关键性人物。周素园是贵州毕节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在贵州响应武昌起义。1912年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1921年后,历任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总指挥部秘书长、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他组织贵州抗日救国军,任总司令。1936年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抗日战争爆发后,还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后来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不能工作,上书毛泽东请求批准他回贵州工作。毛泽东给他回信说:“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不比年轻人。”“先生所提回黔工作的计划,我是全部同意的。”周素园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离开延安,先后到西安、重庆、昆明为党工作。由于他的政治倾向明显,所到之处都受到国民党的监视和迫害。1938年,周素园回到家乡,被国民党秘密监视达12年之久。

杨勇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安排他出来参加政府工作。开始周素园认为自己年事太高,有“尸位素餐”之嫌而婉言谢绝。后来,杨勇几次登门,诚恳邀请。党和政府精诚所至,令其深为感动,周素园最终出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的复出对当时的贵州中上层人物影响非常大,对后来解放军的进驻与开展工作极其有利。周素园在与杨勇的交往中,曾评价杨勇年轻干练,精明豪放。

李侠公也是贵州知名人士,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解放后回到贵州工作。他是在重庆召开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上第一次见到杨勇的。见面之前,李侠公曾经猜想杨勇一定是一位神态威严、不易接近的猛将。见面之后才发现,原来杨勇竟然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军政兼优的领导”。

李侠公曾经有这样一段记述:“那个时候,我们贵州省的情况十分严重,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当时,省政府分配我负责民政厅的工作,杨勇同志怕我嫌位子小,有思想情绪,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记得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你可千万不要觉得民政厅小哇!这项工作非常重要。眼下我们正在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要想迅速恢复人民的正常生活,民政部门是要多费些心的。因为你们是联系政府与群众的一条纽带。另外,我们贵州省少数民族比较多,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他们要多加关心,下大力做好他们的工作。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也增加了我干好这项工作的信心。”

杨勇处理问题很讲政策。五兵团进入贵州后,原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张焘率部起义。时隔不久,八十九军有4个团在移防黔东时叛变并挟持了军代表,形势万分紧迫。五兵团派驻八十九军的军代表李凯夫和军长张焘分别给军区打来紧急电话,询问处理方式。当时军区正在开会讨论对付叛变部队的措施。李凯夫在电话中请示杨勇,是否把派驻起义部队的军代表都撤出来,以防不测。杨勇坚定地说:“所有人都必须坚守岗位,如一撤出,没有叛变的那些团也就有可能加入叛变的行列,因此,我军的代表一个也不能撤。”

此时,杨勇深知目前稳定张焘军长是个关键,如果处理不当,局势就会更加混乱。杨勇在回话中说:“张军长,你在八十九军的起义中是有功的,我党的政策是有功者奖,对过去的问题既往不咎。现在有少数人不识时务,企图走回头路,背叛人民,继续与人民为敌,这是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你要尽最大努力,运用你的影响多做工作,争取他们,把叛变的部队拉回来。工作做到了,他们不回头,与你无关。党和人民政府对你是信任的,人民不会忘记你在黔西地区率部起义的功劳。”杨勇的话安定了张焘的情绪,也使其身边的部队没有参加到叛乱中去。后来,张焘还亲自把那个带头叛变的亲外甥送到军法处听候处理。

几件难忘事,更见平易心

杨勇作风朴素,从来不唱高调子,也不摆官架子,虽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

有次,杨勇从贵阳市出发入川作战,经过毕节街上时,一位同志告诉他:贵阳市军管会秦天真的家就住在这里,秦母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在街上摆了个小摊子糊口。杨勇听了这个情况后,立刻前往看望。他并未对老人讲述自己的身份,只是跟老人谈起她儿子秦天真的近况,临行前还让身边的警卫人员拿出60块大洋,递给秦母补贴家用。后来秦天真告诉母亲,来送钱的人是杨勇时,老人还不敢相信。此后,她逢人就讲杨勇给她送钱的经过,这件事在毕节一时成为美谈。

贵州解放后的一天,一位农村的中年妇女领着两个孩子,从百里以外的长顺县,冒着严寒步行到贵阳找到省政府,说要见见杨主席。原来,她的丈夫跟红军北上抗日,从此再无音讯,她想请省主席帮助寻找自己的丈夫。杨勇得知这一情况,立刻将这母子3人请进办公室,耐心的听她诉说丈夫的情况和一家生活的遭遇,并且还亲自陪着母子3人吃饭,边吃边谈。后来查明,这位妇女的丈夫并不在五兵团。杨勇又让警卫员去商店买了一些食品、衣服,连同10块银元送给母子3人,以表心意。临走时,杨勇亲自出来相送,并安慰他们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长顺县人民政府反映。”母子3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有天中午,杨勇带着警卫员上街到澡堂理发洗澡。那时他的津贴也不多,到贵阳后才增加到每月20块大洋。杨勇理发洗澡完毕,走出门时,问警卫员有没有给洗澡工人小费,警卫员不明白什么叫小费,只好老实回答:“钱是买牌子的时候给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小费。”杨勇耐心地解释说:“你给的那个钱,是开澡堂老板所得,分到工人手里,为数就很少了,难以维持全家生活。小费是给工人的,他们就靠这些收入养家糊口。”警卫员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便给了那个澡堂工人半块大洋。工人接过钱后,感动得连连鞠躬道谢,并且目送他们走出好远。他哪里知道,给小费的这位普普通通穿着旧军装的人,就是时任贵州省主席杨勇啊!

还有天晚上,杨勇准备和警卫员一起去看京剧。剧院在甲秀楼附近的河岸边上。这次演出是剧团向省政府机关和军区部队的慰问演出。戏准备7点整准时开始,可是过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开演,原因是负责剧院秩序的同志见杨主席没有来,就让大家等一等。杨勇到了现场之后,立刻意识到其中的原委,他严肃地对负责剧场秩序的同志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按时开演。”

在严寒的冬季,杨勇时常去看望驻扎在市郊野外部队的指战员,并要求部队就地取材,做好防寒措施,注意改善生活等等。那个时候,比较辛苦的就数夜晚站岗执勤的战士了。他们既要警惕防御敌人的偷袭,又要抵御刺骨的寒风。深夜里,更是冷得发抖。战士们在难以坚持的时候,往往是不停地、轻轻地跳着,驱赶寒冷。杨勇有件大衣,是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每次他看望部队,都要在半夜走出门外,将大衣披在站岗战士的身上。

有天,苏联顾问团到达贵阳,准备拍摄一部反映关于贵州解放的纪录片。摄影师来到杨勇的住所,要给杨勇拍片子。杨勇对苏联顾问摆摆手说:“要少拍领导干部,多拍群众。”苏联顾问对杨勇说:“你是贵州解放后第一任主席,又是兵团司令,是解放贵州的功臣,应该多拍点镜头。”杨勇回答道:“贵州的解放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各族人民支援得来的,要拍就应该多拍他们。”

斯人已逝去,风范永长存

杨勇在贵州战斗和工作时间并不长,1950年冬,中央调杨勇去军事学院学习。1953年4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一项新的任命: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1955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长彭德怀令:任命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同年9月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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