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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门回归的前前后后

周 迅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社会保持繁荣稳定,经济上克服了各种困难持续发展,特别是经受了金融危机的考验。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切实可行的。

尽管时间久了,一切都在变化。人们的记忆渐行渐远,但香港澳门回归的盛况和香港澳门回归的决策却始终是人们的美好记忆。

暂时不动 静待时机

香港自秦朝起明确成为当时的中原领土。1841年1月26日,英国强占中国香港岛。之后,英国通过几次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3个不平等条约,其中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1941年12月25日,日军进犯香港,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投降书,撤出香港。香港继续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侵占澳门。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收回香港、澳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予以否决。和会还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从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

华盛顿会议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原因,孙中山没有完成收回香港澳门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建国后大政方针的时候就确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必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方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缔造者们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但他们并没有忘记香港、澳门还处在外国殖民统治之下,台湾问题尚未解决。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不急于收回”的决策,暂时维持港澳现状,充分利用这两个窗口来打破美国的封锁,同时为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0月17日,解放军挥师广东,势如破竹,这时若趁机收回港澳,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当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勒马深圳河。这并非没有军事能力,更非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抉择。

1954年8月,周恩来在谈及香港问题时指出:“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但现在时机尚不成熟,我们“不要去谈”。

1955年10月8日,周恩来第一次明确公开表明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的立场,他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客人谈及澳门问题时郑重指出:葡萄牙准备庆祝澳门“开埠”400年纪念,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我们愿意南方能够安静,而且既然我们主张和平共处,就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我们迄今并没有提出澳门问题,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忘记这个问题。

1957年4月,周恩来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他说:“香港是自由港,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1957年10月,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就英、美“协防”香港达成默契。如何稳住英国,消除美国插手香港问题的危险,遂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课题。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1959年毛泽东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

1960年,周恩来总结过去10年工作的经验时,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政策服务。

“维持香港现状”,并不显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丝毫没有让步。坚决不承认英国强加于中国的有关香港问题的3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时机成熟就要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新中国坚定不移的立场。

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这篇社论还指出:“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

收复香港,原则是坚定的,但在收复的时间和方式上,又是灵活的,“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是灵活性的体现。中国政府主张用外交谈判来解决香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拒绝采取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确态度,致使中英关系裹足不前,香港问题无从谈起。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趋向缓和,美国的西欧盟国包括英国开始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发表前5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政府的对解决香港、澳门的原则立场。同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美、英、法、葡萄牙和南非)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与要求,从而排除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预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也日益明朗化,周恩来会见外宾时谈及:“香港前途必须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

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首相希思,在论及香港问题时,双方都同意“香港在1997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81岁的毛泽东,不无遗憾地告诉希思:“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又指着身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台前幕后 一锤定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他运筹帷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重要谈话,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建议。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叶剑英提出的9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一国两制”概念的第一次明确提出。

从1982年起,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这次会议,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交锋。

当时,中央经过内部讨论已经确定,必须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在1997年收回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在内的整个香港地区。然而英国政府并不甘心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撒切尔夫人是带着打败阿根廷保住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余威来到中国的。她认为,对中国进行说服或者是压服,可以让中国不收回香港。之前,英国政府做了很多研究,撒切尔夫人还找了国防大臣开会,并且一再追问,难道香港军事上真的不能防御吗?后来,她又让自己的幕僚进行研究,看能不能把联合国拉进来搞什么公民投票,把香港搞成国际共管,或者搞成“新加坡第二”。最后,他们研究的结果是,最大的让步就是以主权换政权,实在不行了,名誉上主权交给中国,但要求中国同意英国政府继续管制香港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就是说,用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3个旧的不平等条约。

邓小平说:“我们准备1997年收回香港,不止是新界,包括九龙,包括香港岛,整个香港地区,我们都要收回,实行一国两制。”

撒切尔夫人一听,说:“不行。3个条约是有效的,法律上不能够单方面废除。”

面对咄咄逼人的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坚定地说:“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是在人们对政府有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等了这么多年。如果1997年还不收回,我们这些人就等于是晚清的李鸿章,我们这个政府就应该自动下野。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

撒切尔夫人接着说:“你们搞四化建设需要香港的繁荣,而香港的繁荣是离不开英国的管制,没有英国的管制,香港就要垮台,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邓小平一听,撒切尔夫人是在施加压力。他说:“你这个估计不准确,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的基点放在香港的繁荣上,就是不正确的决策,更何况香港的繁荣与否,并不取决于英国的管制,而取决于将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至于夫人说到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果然有这样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性后果,并且采取相应的对策。”

撒切尔夫人也不示弱,抛出了“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杀手锏。

针对撒切尔夫人的挑衅,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准备按‘一国两制的模式来治理香港!”

撒切尔夫人一听将信将疑。

邓小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除国防和外交是中央管以外,其余一切由香港自己管,“马照跑、舞照跳”。

撒切尔夫人与身边的幕僚讨论以后,觉得邓小平的这一主张是个不错的主意。她认为,这就是在香港实行没有英国人的“英国式统治”,与她原来坚持的仍由英国人来管香港的意见,可以说是比较吻合的。因此,她转而兴奋地赞叹起邓小平的这个主张来。

就这样,邓小平把撒切尔夫人的威胁给坚决地顶了回去。

“一国两制”,率先运用到了香港问题的解决上。实际上,这一伟大构想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量身订制的。

最后,邓小平又讲了几句很强硬的话。他说:“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以两年为期,如果两年谈不拢,那我们就单方面做决定公布了,而且希望在此期间不要制造什么动乱。如果出现了大的动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香港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不等到1997年来解决了,也不是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了。”

这一番话,一句句都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显然对英国人产生了震撼作用。撒切尔夫人一听,也有点懵了。

撒切尔夫人态度有些松动,说:“我们不打算挑战中国的主权。”

会见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有点神情恍惚,摔了一跤。

当时,参加谈判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南笑着说:“铁娘子碰到了‘钢铁公司,便无可奈何了。”因为毛泽东曾经称赞邓小平是“钢铁公司”,于是大家都称邓小平为“钢铁公司”。

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举行第二次会议。

在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会面后,英国方面表示不打算挑战中国的主权。但是,在后来进行的22轮谈判中,英国方面不过是改变了方式,谈判始终是围绕着主权问题在纠缠。英方不断试探,提出了一系列损害中国未来主权的建议。

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是当时中英谈判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既然国防由中央管,那中央当然要在香港驻军了。对此,英方提出各种各样理由反对,说什么英国本土离香港远,所以要驻军,中国内地离香港近,所以不必驻军等等。

邓小平听到了,非常生气。在一次公开接见香港各界人士的时候,等那些香港记者照完相要离开时,邓小平叫住他们,说:“你们先不要走,我要讲几句话。”他说:“为什么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可以驻军,回归到中国了,成为中国自己的领土了,反而没有权驻军,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不驻军怎么能体现我们的主权呢?非驻不可。”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说:“驻军还可以起一个作用,就是要搞动乱的人看到有驻军,他们就要考虑考虑了,即便万一发生动乱,也比较容易处置了。”

中英谈判是艰苦的、一波三折。到了1984年春天,中英谈判就进入了另一个议题:1997年7月1日之前的安排,就是过渡时期的安排了。对此,邓小平提到“五个不要”,其中四个方面是关于经济的,中心一条就是不要让英国把香港的经济搞乱。他说:“英方不得滥用土地收入,不要动摇港币地位,不要带头撤走资金,不要把香港的财政库存掏空,给未来特区留下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第五个方面是政治方面的,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让港英方面安排一个治港的班子,将来强加给香港。”

按照邓小平的一系列指示,中国方面坚持原则并体现了一定的灵活,克服了种种障碍,包括解决了过渡时期在香港设立常驻的中英联合联络机构的问题。

1984年9月,关于香港问题,中英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周南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距邓小平所规定的时间,即通过外交谈判在两年内达成协议恰好符合。

协议达成,另一项工作就是起草香港基本法,邓小平说:“香港将来不但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制度,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后来,彭定康出任港督,单方面抛出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中英已达成关于选举问题协议的方案,制造了对抗。

邓小平及时指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在主权这一问题上一分一毫都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我过去讲的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话,今天仍然有效。”

邓小平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作出了重要指示。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恢复行使主权,落实香港1997年之后实行“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一锤定音之后,澳门回归提到了议事日程。1984年10月3日,也就是中英草签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第7天,时任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国庆观礼团。在会见即将结束时,澳门出入口商会会长吴荣恪举手“想请教邓先生有关澳门的问题”,这一问相当突然,邓小平沉吟几秒钟,就朗声答道:“澳门问题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方式解决。至于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现在还在考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透露,澳门问题也将按照“一国两制”方式解决。 3天后,针对澳门一些居民的忧虑,邓小平在会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伉俪时,再次谈到澳门问题。他表示,澳门的事情不急,请大家安心工作。“澳门的情形,是如何保持安定繁荣……澳门的赌业可以继续办下去”。

1985年5月,埃亚内斯以葡萄牙国家元首的身份首次访华。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埃亚内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有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已经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就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打破惯例,一直送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30多米,一边走还一边跟埃亚内斯轻松交谈。这和当年在同一地点给予撒切尔夫人的“下马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邓小平对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已是成竹在胸。

从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中国组成以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为团长的强大阵容,前前后后与葡方举行了4轮谈判。双方虽微有波澜,但保持了总体上的良好合作。当双方在澳门回归的具体日期问题上争执不下时,一直关注谈判进程的邓小平向中方代表团再次发出重要指示:澳门问题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葡萄牙最终同意在1999年将澳门交还中国。为便于安排,使澳门同胞过一个安安稳稳的圣诞和新年假期,双方最后把回归日定在1999年12月20日。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在北京签订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说,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仔和路环)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出席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1988年10月,邓小平还会见了出席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就如何起草一部高质量的澳门“小宪法”提出若干原则意见。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1992年春天,已届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南巡时,不但在深圳眺望过香港,也曾来到与澳门仅一箭之遥的珠海拱北口岸,在粤海酒店的旋转餐厅里深情地凝望着不远处的澳门。像关注香港问题一样,这位“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总设计师关注并推动着澳门回归的进程。

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为澳门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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