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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的龚育之



2007年6月,我陪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位老领导逢先知和金冲及到法国巴黎参加《历史的对象——毛泽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因需从慕尼黑转机返回北京,我们途经德国,于6月11日参观了世界著名的新天鹅城堡,欣赏了阿尔卑斯山的旖旎风光,夜宿美丽的小山城富森。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准备驱车前往慕尼黑,我早早起床收拾行装。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宋贵伦发来的短信。宋贵伦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以前曾是龚育之的秘书。短信中说“请转告逄、金两位领导,老龚已于今日上午9时在北京医院去世。”

噩耗传来,令人震惊。尽管两位老领导在出国之前,就对龚育之的病情深感忧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然而这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仍然感到无比沉痛。他们嘱咐我立即回复短信:“抵京后即前往悼念。”

那一天早晨,异国的天空格外阴沉,不远处的阿尔卑斯山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一如我们压抑的心情。车行半路,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迎送我们的司机不得不开着大灯前行。久久的沉默之后,两位老领导缓缓地谈起了他们与龚育之共事的经历和彼此接触的点点滴滴。随着他们的追述,我的思绪也彷佛回到了20年前……

上个世纪80年代,龚育之、逄先知、金冲及先后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胡乔木、李琦的带领下,共同奠定了党的文献事业发展的基础,开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蓬勃发展的历史。龚育之、逢先知、金冲及也从此成为国内著名的党的文献、理论和历史研究的专家。

我第一次同时接触到三位领导,是在1987年11月初。那时候我刚刚分配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不久,室里为新来的年轻同志举行入室教育。龚育之为我们讲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起草情况,逄先知为我们讲怎样做好编辑工作,金>中及给我们讲如何治学。印象中龚育之的讲解高屋建瓴、大气磅礴;逢先知的讲解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金冲及的讲解博闻强记、功力深厚。他们关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编辑与研究、做人与治学等方面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鞭辟入里,引人入胜,已经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整整20年,至今还在文献研究室薪火相传。

我第一次见到龚育之比这还要早好几个月。那时候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已经确定毕业分配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天津市社科院、天津市委党校、南开大学等6家单位要联合召开纪念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50周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30周年学术研讨会,派我到北京邀请龚育之与会指导。当时他正忙着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实在脱不开身,就打电话委托文献研究室理论组负责人石仲泉前去参加,并让我直接跟他的秘书宋贵伦联系此事。可以说,他和石仲泉、宋贵伦是我最早认识的文献人。他们对我后来的成长和进步,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我知道龚育之的名字,当然比这又要早许多。因为在大学里学习毛泽东哲学,早早就知道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就是出自龚育之的智慧,他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的提法,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他与逄先知、石仲泉等合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的出版,以及他与刘武生合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与宋贵伦合写的《“红学”一家言》等文章,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我和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原来学问还可以这么做!原来北京还有专门做党的文献编辑和研究工作的单位!可以说,正是受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影响,我最终选择了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

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后,我被分配到毛泽东研究组,主要从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当时龚育之虽然分管理论组,但同时担任《毛泽东文稿》的主审。《毛泽东文稿》一共13卷,前两卷我只赶上了校对工作,从第三卷起,开始逐步介入编辑工作。那时候电脑还没有完全普及,编辑工作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先是到档案处查毛泽东的手稿,然后抄在保密卡片上,送到打字室打印,再把打印稿和原档案进行核对,准确无误之后才开始在上面做编辑工作,包括拟标题、做注释、查材料、写后记,等等。责任编辑完成初编以后,要送副主编、主编把关,然后再送主审最后审定。按照这样的程序,责编与主审并不需要直接见面。但每逢向龚育之汇报,主编汪裕尧、冯蕙都喜欢把我们这些年轻的编辑带着,一起听取意见。我们跟着主编一起喊他老龚,老龚也喜欢时不时地问问我们这些责编的意见。讨论是严肃的,气氛却很融洽。看着主审、主编们谈笑风生的样子,在座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前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

一年之后,龚育之调任中宣部副部长,但仍然担任《毛泽东文稿》的主审工作。再有汇报,我们就跑中宣部,或者直接到他家里。记得1989年的秋天,两位主编临时有事,让我和年轻的副主编边彦军直接向主审汇报第三册的编辑情况。那时候真是年轻,什么规矩都不太懂,既没有让单位派车,也没有向中宣部通报,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奔和平门去了。到了中宣部,门卫一联系,说对不起,龚部长正在开部务会议,你们回头再来吧。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打他秘书宋贵伦的电话。宋贵伦把我们接进去,刚刚坐下,龚育之就进来了,说他那边已经请了假,不用着急,慢慢谈。这一谈就是3个小时,将近12点,我们起身告辞。龚育之说,别走,我已经叫小宋去安排了午饭。边彦军说,不行,儿子该放学了,中午还要管他吃饭呢。龚育之哈哈一笑,说原来你还有个儿子吃饭的问题,我倒没想到。说完便起身把我们送出了办公室。我们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返回了毛家湾。

转眼到了1992年,为了筹备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组里的同志们把精力都投入到其他一些更加紧迫的项目上,只有我一个人继续编辑《毛泽东文稿》。初稿编定后,两位主编决定让我直接报龚育之审定。4月初,我在报送初编稿的同时,给龚育之写了一封信,将一些需要请示的问题一一提出来,最后说明:“因汪裕尧、冯蕙、边彦军同志工作繁忙,均无暇阅正此册文稿,我第一次身兼数责,虽勉力而为,仍觉得难尽人意。尤其是一支笔编写下来,视角肯定偏狭,不易发现问题,兼之时间紧迫,错漏在所难免。请您大力匡正,以竞全功。”

不到两个月,龚育之把40余万字的送审稿退给我,并批示:“编得不错。注了一些意见,改了若干错字。请你研究。你还会提出不少问题。你准备好了,我们再一起讨论一两次。”我打开稿子,发现在我请示的一些文字旁边,他都一一标注了自己的意见,并改正了大量的错别字。这些错别字,有的比较好发现,如把“厉害”写成“利害”;有的比较难发现,如把“吴

组缃”写成“吴祖湘”;还有一些可能一般人很难发现。如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8年底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引用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约夫楚克的一句话“没有物质兴趣原则就不能进到共产主义”。这句话原本出自列宁,约夫楚克引用时没有发现错误,驻苏使馆的报告如实翻译,外交部转报毛泽东时也没有纠正。龚育之在这句话的下面画了一道横线,把“兴趣”二字改为“利益”,并在旁边批示:“兴趣、利益俄文是一个字,应为利益。”

根据主审的意见作了认真修改之后,这册《毛泽东文稿》就按时发排了。发排之前,龚育之给该书另一位主审逄先知打电话,说小唐基本能够独立完成编辑工作,既然人手紧张,就放手让他继续编下去吧。这之后,我很快被任命为《毛泽东文稿》的副主编,并先后兼任4个分册的主编。其时我尚未满30岁,足见两位主审对年轻人的信任和提携。

跟龚育之接触,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他给我们年轻人赠书。第一次赠的是《在历史的转折中》,时间为1988年6月,书上赫然写着“唐洲雁同志指正,龚育之,八八、六”。字体方方正正,苍劲有力,是典型的“龚体”。实话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如此资深的学者赠书。接下来读书的过程,也因此显得分外的享受。那一年的下半年,我又收到了他的另外两本赠书,一本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外一本是《思想解放的新起点》。这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从《龚育之文存》(上、中、下)到《党史札记》、《党史札记二集》。从这些书中,我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教益,也感受到了前辈的厚爱。2007年12月25日,我又收到了《党史札记末编》。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再也没有那熟悉的“龚体”方块字签名,但有他的夫人孙小礼的一封附信:“唐洲雁同志:龚育之生前记有一份他赠送《党史札记二集》的名单。现在我按照这份名单把刚出版的《党史札记末编》继续送给你,请留作纪念。祝新年好!”龚育之把对年轻人的关爱,做在了生前,也留在了身后。

我跟龚育之接触最长的~段时间,是1990年到安徽马鞍山参加第五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他作了《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的报告,提出《历史决议》应该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要尊重《历史决议》的权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会议期间,我们陪同他一起参观马鞍山李白纪念馆。那个纪念馆不是很大,却把李白在安徽游览过的名胜古迹,一一做成大幅照片,给人印象深刻。我指着其中的“宿松太白读书台”对龚育之说,这个地方在我们县城鲤鱼山,不过现在早已破旧不堪了。他点点头说,原来你是宿松人。1997年7月,我陪汪裕尧一起到中央党校向龚育之汇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的编辑情况。汇报完毕后,大家开始闲聊,他突然问我,最近回过宿松吗?太白书台整修过没有?都说龚育之博闻强记,我算是亲身领教了。

马鞍山会议结束后,龚育之带着石仲泉、田松年、宋贵伦和我,在安徽省委宣传部和马鞍山市委同志的陪同下,前往皖南考察。沿途经过泾县、歙县、屯溪、黄山、太平湖、池州、九华山,到了安庆,我就顺道回了家乡宿松,他们一行又从安庆到合肥,再从合肥回北京。因为同坐一辆中巴车,龚育之在路上给我们谈了许多历史和人文典故。在泾县讲王稼祥,在歙县讲胡适,在安庆讲陈独秀、张恨水。从张恨水讲到老北平,又从老北平讲到旧上海;从鲁迅、李叔同讲到丁玲、沈从文,不仅讲了旧上海的文艺界,而且讲了新上海的工商界,讲到消灭了资本主义又要发展资本主义……。一路上他谈兴甚浓,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除了石仲泉,我们都鲜有插话的机会。每到新的目的地,安顿好住宿之后,大家都要陪他一起散散步,有时候他也到我们住的房间串串门。记得在黄山上,我们集体住在一栋小别墅里。他在客厅里问我,单位的年轻人平时都有些什么娱乐活动,我说最近大家经常打桥牌,他听了饶有兴致,马上问起桥牌与“升级”的区别、自然叫牌与精确叫牌的不同。我不揣冒昧,拿起一副扑克牌摊在桌子上,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后来才听说,龚育之不仅会打桥牌,而且还打得相当好。

1998年初,《毛泽东文稿》13册出齐之后,我与龚育之的接触,多是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这年年底,中央文献研究室与湖南省委联合召开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龚育之在会上作《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重要讲话。饭后陪他散步,发现将近一年不见,他的步履明显迟缓,才知道他早年的肾病又有复发的迹象。

2002年10月,为了迎接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开好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科研管理部在京郊怀柔召开选题论证会。会后陪龚育之参观红螺寺,谈起我的博士导师金冲及教授的新著《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他赞赏有加,说自己一口气就读完了,特别是书中第一章《中国是怎样进入1947年的》,讲的那些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读过之后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到了那个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年代。现在都说“历史的再现”,这样的书才能叫做“历史的再现”。

2004年7月,第12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四川西华大学举行。应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石仲泉和秘书长韩钢的邀请,龚育之携夫人孙小礼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他们派我到成都双流机场迎接,安排住在金牛宾馆。金牛宾馆是毛泽东1958年召开成都会议时住过的地方,加上西华大学又位于毛泽东当年视察过的郫县红光人民公社境内。因此这次会议期间的许多话题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离不开成都会议,甚至还延伸到1964年毛泽东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哲学。龚育之说这是他第~次当面聆听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一度听说毛泽东要选他到身边做秘书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下文。龚育之开玩笑说,也许是主席对我的方块字不太满意的缘故吧。

最后一次去看龚育之,是2007年3月8日。得知他头天晚上已经报了病危的消息,李捷、冯蕙和我立即前往北京医院看望。当时他正在输氧,插着鼻饲,行动不便,又担心感染,所以我们只在门口探望,没有跟他当面交谈。没想到,3个多月后,龚育之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

异国的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是瓢泼大雨,不知不觉间就雨过天晴,阳光灿烂。两位老领导渐渐停止了交谈,我也走出了深深的回忆,出神地看着窗外的青山绿水,到处是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窗内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大家都在默默地祝福龚育之一路走好,永远安息!

编后记:今年1 2月20日,是龚育之诞辰80周年。本刊特发此文,以纪念这位党内著名的文献、理论和历史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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