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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建交亲历记

延 静



由于历史原因,曾隔绝几十年的中韩两国,从松动关系到1992年8月24日建交,经历了10年的时间。事实证明,中韩两国走到一起带来双赢的结果,中韩建交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一场球赛的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交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周边和国际上与更多的国家开展来往,为改革开放创造有利条件。当时中国与亚洲周边十几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正在加强,双边关系不断发展,难独与一海之隔的南朝鲜互不承认。在新的形势下,是继续固守这种局面,还是要有所突破,引起了人们特别是主管朝鲜半岛事务的外交人员的思考。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与南朝鲜有了来往,在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中开始了交流。南朝鲜选手不止一次出现在莫斯科,苏联还邀请南朝鲜足球教练到国内执教。我们当时囿于旧的观念,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同期,南朝鲜却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信息,希望与我逐步改善关系。我对此不予置理。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82年初,中国篮球队与南朝鲜篮球队在加拿大举行了一场比赛。按规定,中国篮球队不但不能与南朝鲜篮球队交换队旗,而且也不能交换纪念品和鲜花。当南朝鲜队员拿着花束入场走到我们队员面前时,我们队员予以拒绝。没想到的是,南朝鲜队员竟将鲜花扔向看台上的观众,场内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中国篮球队队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位目光敏锐的驻外记者,目睹了球场上发生的一切后,报回了这一“内参”。胡耀邦看完这份“内参”后批示请外交部考虑,这种不正常的情况,能不能改变一下。就这样,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却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思考。其实,这正是我们这些主管朝鲜半岛事务多年的外交人员思考最多的问题。要突破中国与南朝鲜的关系谈何容易,毕竟中朝关系是鲜血凝成的。

现在,如何打破这个禁区,如何推动我们政策的转圜,又如何使朝鲜同志能够接受,而不致影响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20世纪80年代初,与南北朝鲜双方同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近10。个。南北朝鲜同时加入国际组织,同时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已经司空见惯。

此时,我在国际上不与南朝鲜发生任何关系的做法,只有朝鲜一家赞赏,而在国际上却失去了很多朋友。如果再不调整对南朝鲜的政策,不仅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在国际上将会陷入孤立。

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十分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后,中央批准了外交部《关于在国际多边活动中逐步调整对南朝鲜做法的请示》的报告。报告指出,逐步调整对南朝鲜的做法势在必行,但考虑到这一调整的敏感性,为避免外界炒作和引起不良反应,拟先从国际多边活动做起,即今后凡是由南朝鲜受国际组织委托举办的国际多边活动,我人员可应邀前往参加;在我国举办的国际多边活动,也可同意南朝鲜人员入境与会。邓小平当时正在外地视察工作,文件送到他那里也得到他的圈阅。

发生意外劫觚事件与北京申的亚亚运会

选择哪个国际活动迈出第一步,对朝鲜方面如何解释,对国际社会又如何宣布,颇费了一番周折。就在我们反复讨论、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83年5月5日中午,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有急事,要我马上去外交部办公室。走进办公室后,我得知:我国一架民航客机当天上午被劫持,在前往台湾途中在韩国春川机场紧急降落。事发突然,关系到100多名旅客的安全,而当时我们与韩国没有任何交往,如何解决这_紧迫意外的问题?正在我们讨论研究之时,中央指示外交部:立刻通知韩国方面,由民航局长沈图率中国民航代表团立即启程赴汉城,与韩国代表团协商解决此事。

此事处理之果断,行动之迅速,在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特别是面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有如此魄力,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韩国方面对此也高度重视,立即组成以外务部次官补孔鲁明为团长的代表团,于当天下午在汉城开始与中国代表团的紧张谈判。中方明确提出,为了迅速解决此事,要求韩方尽快把旅客和飞机送还中方,劫机犯亦交给中方处理。经过几个回合的谈判,讨价还价,韩方着眼与中国的关系,答应送还旅客和飞机,但坚持劫机犯按照韩国的法律由韩方处理。双方就此达成协议。

100多名旅客在韩国停留3天后,乘原飞机于5月、9日平安返回北京,只有劫机犯卓长仁留给韩方处理,使这次突发事件得到较好的解决。

这次劫机事件,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对长期隔绝的中韩关系是否会因此而发生变化颇多猜测。事后不久、朝鲜外交部长许锬来访,中方及时向他作了通报。说明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保证旅客的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朝方称这是千百年少有的事,人命关天,表示理解。通过此事我们清楚地看到,韩国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传话,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确是其外交方针的一个变化。

1983年9月,经过反复考虑,我国决定以北京申办亚运会为第一步,开始在多边国际活动中调整对韩国关系。

1983年8月25日,北京市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举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申请,同时中国政府以外长的名义致函亚奥理事会,表示支持北京市的申办,并保证按亚奥理事会章程办事。次日,外交部副部长约见朝鲜驻华大使通报此事,强调如申办成功,我们将按亚奥理事会章程的要求,欢迎朝鲜派团来北京参加第11届亚运会,同时也欢迎包括南朝鲜在内的亚奥理事会全体成员派团与会。

这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5周年,中国派出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访朝,出席朝方在平壤举行的庆祝活动。访问期间,朝方只字未提中国与南朝鲜关系问题。但在北京中国对外友协和中朝友协为朝鲜国庆举行的招待会上,朝鲜大使讲话时不顾场合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与南朝鲜发生关系,显然是对北京申办亚运会表示不满。没过多久,朝鲜驻华大使即被调回,看来他在招待会上的讲话很可能是他个人所为。

在调整与韩国的关系方面迈出第一步后,中国第一个派往韩国的是体育代表团。1984年初,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在汉城举行,过去遇此情况我均拒绝前往,而这次派团前往参加。然而韩方没有遵守事先的承诺,也邀请了台湾球队参加。比赛前一天,我代表团发现此事,立刻向韩方进行了交涉,要求让台湾退出比赛。韩方在权衡利弊后,拒绝了台湾参赛,我代表团顺利参加了在汉城的比赛。

1984年夏天,我国一艘快艇在偷渡途中被韩国截获。当时双方还没有沟通渠道,而事情又很紧急,于是韩方迅即通过其驻香港总领馆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表示愿意协商解决。我国抓住机会,通过香港分社与韩国总领馆进行交涉,要求韩方尽快将人和船交还我方。此事在国际上处理起

来也非常棘手,经几次交涉后,韩方着眼未来,同意了我方放人的要求。

自这次事件以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与韩国驻香港总领馆之间的联络渠道就成为中韩双方必要时相互传递信息的一条非正式渠道。

1987年,金日成正式访华,在与我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提出与南朝鲜共同举办奥运会问题,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邓小平为此专门到钓鱼台国宾馆与金日成会晤,谈他对此事的意见。他强调:办奥运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花很多钱,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十分复杂。苏联已经抵制了一届奥运会,对汉城奥运会看来他不会再抵制。中国也没有理由不参加汉城奥运会。我们讲开放,不仅是经济上,政治上也要开放。邓小平的话不多,但很中肯,又都讲到点子上,金日成听后表示同意。

继1986年中国派出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汉城亚运会后,1988年中国又派出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汉城奥运会。至于中韩相互派团到对方参加国际多边会议或比赛的就更多。对此,朝方高层没有提出过异议。

互设贸易办事处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急于寻找海外市场进行开拓,于是在亚非拉一些国家开始投资办厂,而近在咫尺的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就成了它的首选。

1988年,中韩贸易虽仍为转口方式,但年贸易额已突破1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双方的利益,开展直接贸易问题就不能不紧迫地提上了日程。

1988年,我国决定在山东试行与韩国开展民间直接贸易。

随着中韩贸易关系的发展,设立贸易办事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年11月,朝鲜副总理兼外长金永南访华,钱其琛外长与金永南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朝方提出了中国与南朝鲜关系问题。我们有所准备,向他说明了有关情况并坦诚地表示,由于中国与南朝鲜贸易关系不断发展,互设贸易办事处今后恐怕在所难免,但这不会影响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次日,李鹏接见金永南,也阐述了中方可能与南朝鲜互设贸易办事处的立场,但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与朝鲜的友好关系。

中国与韩国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惊动中朝高层,两国最高领导人多次交换了意见。开始朝方不同意,后来又要我们推迟。考虑到与朝鲜的友好关系,直到1990年秋天金日成秘密访华,中朝才就此取得一致意见。此后,中国国际商会和大韩贸易振兴公社举行会谈,很快就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问题达成协议。1991年初,中国国际商会和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相互在汉城和北京互设了民间贸易办事处,双方民间贸易正式开始。

轰动汉城的访问

1991年11月,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汉城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由于中韩没有外交关系,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这次中国代表团去汉城,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加入APEC问题。在APEC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后,中国正式提出了加入申请。韩方知道,只有解决了中国加入的问题,中国外长才会来汉城与会。为此,韩国利用部长级会议东道国的地位,由韩国外务部次官补、部长级会议高官主席李时荣往返于北京、香港和台湾之间,积极进行协调。

韩国之所以热衷此事,是因为韩方把解决中国加入APEC,促成中国外长访韩,看成是一个促成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绝好机会。

在李时荣往返奔波的协调下,有关各方终于就中国加入APEC问题达成协议,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加入,香港和台湾作为地区经济体加入。这样就为中国外长前往汉城参加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履行正式加入手续创造了条件。

11月12日上午,钱其琛一行从北京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汉城金浦机场。韩方派李时荣到机场迎接。钱其琛到达下榻的汉城新罗饭店时,刚进大堂就被记者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新罗饭店是汉城最大的五星级饭店,设备和服务均很讲究,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多住在这里。中国代表团住在饭店十二层,自入住起,这一层就基本封了起来,由专人把守,外人进出严格盘问。韩方对第一次来韩的中国高级代表团可谓给予了“特殊待遇”。

在中国代表团到达汉城的当天下午,韩国总统卢泰愚在青瓦台主楼二楼会客室会见了钱其琛外长一行,他欢迎钱其琛一行来到汉城,赞赏中国和香港、台湾一起加入APEC,强调韩国和中国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交往,韩国西海岸与中国山东半岛鸡犬之声相闻,长期的隔绝是不幸的,为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应该改善关系并实现建交。这是卢泰愚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直接吐露心声。

这次会见,很快通过媒体报道出去,一下子轰动了汉城。各方媒体对中韩关系的前景更是颇多猜测。

本来中国代表团去汉城就是为了解决加入APEC问题,APEC成员外长如提出会见可以安排,但没有想到的是韩国各界人士提出了会见要求。于是,钱其琛在繁忙的会务活动之余,利用中午和晚上的空余时间,有选择地会见了韩国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做了大量的民间友好工作。

这中间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与韩国外长李相玉的会见。会见中,他除对中国这次与会给予评价和表示感谢外,主要谈及如何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并明言是总统的意思,可见韩国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心情之迫切。钱其琛表示发展双边关系不要操之过急,希望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双边民间贸易关系发展下去。

中国代表团在11月14日APEC部长级会议结束的当晚离开汉城,回到北京。这次汉城之行往返虽只有五十几个小时,但访问成果颇丰,除解决了中国加入APEC问题外,还与韩国的高层领导人进行了接触,有助于我们考虑与韩国改善和发展关系问题。

启动建交谈判

1992年春天,我国开始酝酿与韩国建交问题。当时中国松动与韩国的关系已近10年,从完全没有任何来往到建立了民间贸易办事处,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韩国和朝鲜又都加入了联合国,各自成为了一个国家。1989年匈牙利率先与韩国建交,之后东欧国家先后与韩国建交,苏联也于1990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当然中国和韩国建交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涉及一个韩国与台湾断交问题。从韩国角度看,韩台关系维系了几十年,韩国社会确实存在着较强的亲台势力,叫嚷对台不能“背信弃义”,但卢泰愚意志坚定,着眼国际形势变化,积极主张与中国建交,以完成他就任时提出的目标。

2月的一天,我和亚洲司的同事被叫进钱其琛办公室,研究与韩国的关系问题。在大家发言后,钱其琛说,根据大家的发言和分析,看来我们与韩国的建交问题,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考虑逐步向前推进了。他的话不多,但语气坚定,胸有成竹。

3月全国两会期间的外长记者招待会,我们首次同意韩国记者入境采访。过去多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几乎

无一例外都要问到中国与韩国的关系问题,而我们的回答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不会与南朝鲜发生任何关系。而这一年的外长记者招待会上,钱其琛回答说,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如何发展,我们还没有时间表。这是我们发出的第一个微妙信息,很快被记者捕捉到,并立即传遍全世界。

4月中旬,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5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按照国际惯例,包括韩国外长李相玉在内的理事会成员国的外长都要前来与会。我几次约见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驻北京代表处副代表金夏中,商谈了李相玉到京后的日程安排。我告诉他,钱其琛外长将会见并宴请李相玉。他听后喜出望外。

钱其琛与李相玉的会见是4月15日中午在钓鱼台18楼举行的。会见中,双方除就会务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外,钱其琛还谈到两国关系问题,建议双方组成工作班子,就双边关系问题进行秘密接触。李相玉当场表示同意。这次会见时间不长,但涉及了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双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会议期间,李鹏还会见了李相玉,这既是出于国际礼节,也显示了我们对两国关系的重视。

中韩外长就双边关系达成协议后,中方很快任命了谈判代表和副代表。代表由当时主管亚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担任,副代表由张瑞杰大使担任,因为他曾长期主管过朝鲜半岛事务,对半岛情况熟悉,且会朝鲜语,虽已年过60,但身体很好,能胜任工作。韩方代表由总统外交安保首席助理金东辉担任,后改为外交部次官卢昌熹。但有意思的是,韩方副代表权丙铉也是一位老大使,曾出任过驻缅甸大使,在那之前曾任外交部中国课课长、亚洲局长,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这说明双方出于谈判的需要,考虑有共同之处。

按国际惯例,双方磋商应在北京和汉城轮流举行,但是韩方提出,为了保密,还是在北京举行为好。韩方所提并非没有道理。中韩外交磋商,在结束之前对外一定要千方百计保密,以免惊动外界,影响谈判。特别是在汉城,台湾对此高度关注,另外韩国舆论也很厉害,到处有它们的触角。但在北京举行,磋商地点选在何处为宜,我们也煞费了一番苦心。放在一般饭店,人多嘴杂,不利于保密。几经考虑,决定放在钓鱼台宾馆14楼,那里是单独的一幢楼,十分僻静,很少有人去。韩方代表到达北京时间都选在傍晚擦黑,以掩人耳目。他们住进钓鱼台14楼后再不出楼。安排他们傍晚去颐和园看看,他们一口拒绝。据说在韩国国内,中韩磋商的事只有总统、外交安保首席助理和外长3个人知道。参加磋商的韩方人员离家时,连自己的夫人也没有如实相告,保密之严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方由张瑞杰牵头,组成磋商工作班子,由亚洲司、条法司等部门的人员参加,因为估计谈判不仅会涉及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还会涉及台湾问题,也会涉及国际法。工作班子临时组成,仓促上阵,但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时间,认真准备。

5月13日上午,中韩第一次秘密会谈在钓鱼台宾馆14楼举行。

会谈正式开始后,双方代表作了正式发言。张瑞杰是第一次与韩国人坐在一起,不了解他们的意图,在发言中主要是务虚,谈形势,谈原则。在谈到两国关系时,他也只是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没有提建交字眼,也没有提关系正常化问题。没想到的是,韩方权丙铉大使在听完中方发言后即直截了当地说,中方所谈内容与韩国政府的立场一致,他完全赞成,韩方希望尽快消除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况,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他还说,他们这次来北京是充当清道夫的角色,愿和中方一起把路上的垃圾打扫干净,使两国建交的道路畅通无阻。张瑞杰听后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但也清楚地摸到韩国的脉搏,那就是对建交持积极态度,希望尽快实现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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